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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朝史撰述的发展（第1页）

第五节本朝史撰述的发展

一、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

重视当代史撰述，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而两宋史家在这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北宋时，司马光所撰《稽古录》一书，其中即包括有《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记北宋开国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间的大事，下距司马光写成的时间神宗元丰四年（1081）只有14年。而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偏安，宋金的和战，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变化，不断激发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一些有识之士而又有志于史学的人，则往往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本朝史撰述，从而使南宋时期在当代史撰述方面产生了许多重大成果。其中，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知名。

李焘（1115—1184），字仁甫，眉州丹稜（今属四川）人。20岁时，著《反正议》14篇，“皆救时大务”[69]。以进士第为地方官，为政有方，以余暇治学，“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研核”。后至朝廷任职，并修国史。他仿《资治通鉴》体例，以40年心血，撰成一部北宋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全书980卷，另撰《举要》68卷。这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部帙浩繁的编年体皇朝史。李焘先后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乾道四年（1168）、淳熙元年（1174）分别奏上部分书稿，而于淳熙九年（1182）进呈全书。李焘在进书上言中自谓：“臣今所纂集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也。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益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他强调此书“于实录、正史外，颇多所增益”，尤其是治平以后事，凡“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都取“宁失之繁，无失之略”的原则；故其“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70]。由此可以看出李焘的撰史旨趣和著述方法，也可以看出此书受《资治通鉴》的深刻影响。然李焘以一人之力，撰千卷之书，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宋史》本传称他“平生生死文字间”，可谓确论。

《长编》的突出特点，是翔实。一是所叙史事详尽，“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神宗朝每年史事多达9卷，哲宗朝每年更增至15卷。二是旁征博引，“使众说咸会于一”。李焘仿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之法，自撰注文，以存异说。如《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979）记杨继业事，是据路振《九国志》的叙述；但李焘在注文中又引《三朝国史·杨业传》的记载，别为一说，且云：“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这类情况，书中甚多。还有一种情况，是顾及所记史事的不同方面。李焘自来“耻读”王安石书，但他记熙、丰变法事，对变法派和反对派的言论、行事都详细记述。南宋叶适论其书曰：“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夫子之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唯《续通鉴》（即指《长编》——引者）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71]这是对《长编》的翔实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南宋陈傅良甚至认为：“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72]

《长编》在文字表述上也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其记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吴越归地”事，把吴越王钱俶小心谨慎、曲意奉迎而终不免纳土的过程，把北宋宰相卢多逊的建议和宋太宗的坚决，都写得从容、紧凑。而对于事件的结局，作者一方面写了宋太宗“受朝如冬、正仪”的盛典，一方面写了吴越王钱俶将吏、僚属痛哭“吾王不归矣”；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场面，写出了人们截然相反的心情，从而把事件本身烘托得格外突出。像这样的史笔，在《长编》中屡屡可见。

李焘治史，态度是很严谨的。他在奏上全书时，曾列举“损益修换”即增删修改处4400余事，编为目录10卷。尽管如此，他在上书表中还是说“抵牾何敢自保”。这表明了他对待历史撰述的求实作风。

宋孝宗观览《长编》，称李焘“无愧司马迁”。朱熹教导门人读史说：“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73]南宋杨仲良据《长编》而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初刻于理宗宝祐元年（1253），行于世。这反映了《长编》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史学价值。

今传《长编》，系后人据明修《永乐大典》所录抄出，时已缺熙宁至绍圣年间部分记载及徽、钦两朝史事，重新编次，厘为520卷，然其仍不失为宋人所撰最翔实的北宋史。

李焘除《长编》外，其他各种撰述累计亦在千卷以上。他是中国史学史上著作最丰的史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