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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第1页）

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

——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

一、鸟瞰史学批评的历程

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在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而史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同步，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是这样。

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滋生。如《左传》之评论《春秋》，是很有代表性的：“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1]孟子也有关于《春秋》的评论。[2]不过，这种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第一，它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第二，这种意识所产生的评论，一般地说，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

中国古代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大致当从两汉说起。《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著作，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涉及，而其所论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撰述思想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人评论《春秋》显示出明显的不同：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5]

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

这几段话，分别讲到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程度（与《尚书》相比较），它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这是从史学的发展上来评论《春秋》的。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跟上大夫壶遂的辩难，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的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还特别强调了“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不通于《春秋》之义”的害处。他表面上不同意壶遂把他撰述的《史记》同《春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春秋》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他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史记》中一些篇的首序和后论，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

在司马迁之后，有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继之而起。刘氏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8]，于史籍多有评论。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其评论主要针对《史记》而发，文虽不多，但集中表明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述思想上的异趣。[9]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而开始起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主要之学。这时期，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谯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刘宝《汉书驳议》二卷、徐众《三国志评》三卷，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可惜都已亡佚。从现存的许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史注中，也可以见到注者对所注史书的一些评论，但它们一般重在注而不在评。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其中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最为知名。

诚然，能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了盛唐时期刘知幾完成的。刘知幾的《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能、修史机构等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提出了历史编纂的要求，阐发了史学批评的原则，论述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修养等问题。《史通》问世后，与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曾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0]至此，史学批评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地位乃得以确立。此后，评论史学者，代不绝人，有史学家，有思想家，有文献学家，还有藏书家等，至清代章学诚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史学中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这个领域，还有待人们辛勤地耕耘。

二、德、才、学、识

刘知幾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出了第一部综论性的史学批评专书《史通》，还在于他首先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这三个大的史学批评范畴，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刘知幾的才、学、识“史才三长”论，贯穿于《史通》全书，但他关于这一理论的概括性说明，则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予以阐述的。《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这次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11]

这里说的“史学”，指的是史家的知识，不只是各方面的文献知识，也包括了某些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说的“史识”，强调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但顾名思义，当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而“直书”正是这种见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说的“史才”，指的是史家的能力，主要是对文献驾驭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品藻》《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都是关于史家之历史见识的；其他许多篇，是论述史家的能力的。在刘知幾以前，人们对史书的史事、体裁、见识等，都曾分别有过不少评论；而刘知幾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看待，并以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来阐述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第一次。

在刘知幾之后，人们涉足于史学批评，大多不能超出才、学、识这个范围。甚至诗歌评论家袁枚也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2]这可见其说影响之大。而史家中以章学诚最为重视对才、学、识的阐释，他在《文史通义》的《文德》《史德》《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许多篇中，都论及于此。他一方面肯定刘知幾提出的理论，反复地强调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1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进而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4]显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才、学、识多少有些误解。第一，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内涵并不仅限于“辞采”“记诵”“击断”，而要丰富得多，这从《史通》一书看得很清楚。第二，对于“著述者之心术”，《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事实上已经有所触及。尽管如此，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史德”的范畴，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心术”是什么？章学诚解释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15]他说的“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当然，章学诚并不否认史家主体的认识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讨论中我还会讲到。总之，尽管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已包含了“史德”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论“史德”，无疑又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

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章，是综合刘知幾、章学诚的理论加以发挥的。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知幾、章学诚之意，但他把“四长”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