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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的普遍联系（第1页）

第一节世界的普遍联系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唯物辩证法理论地再现这幅画面时，正是把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看做自己的第一个总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一再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2]。

一、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

在哲学中，联系是一个普遍概念，它概括了事物或现象之间、事物内部因素之间一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等的共性。联系不是个别事物的暂时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的；整个世界是由万事万物相互联系构成的统一体，每一事物都是统一联系之网上的部分或环节，都体现着整体的联系。

普遍联系是一切事物、现象的客观本性。联系之所以是客观普遍的，这是因为：

第一，在于任何事物的客观存在和运动本身都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没有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的某种特定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没有事物本身的存在和运动；同样，没有一事物同周围事物的一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也不会有该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正像割下来的手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一样，可以说，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是与它的具体的内外部联系同义的。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任何既现实地存在和运动着，又没有任何内外部联系的事物。联系同存在、运动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主观想象中的任何联系都不能代替或取消对象自身的客观联系。因此，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就是：自觉坚持联系的客观性，依据事实来确定事物、现象自身的普遍联系。

第二，在于世界万物的共同本质和基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联系的普遍性根源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一切事物和现象无不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具体形态、属性和表现，它们有着共同的本质和基础，从而有着统一的本质联系。这种统一联系通过事物之间具体的相互作用、转化等形式具体地表现出来。例如，现代自然科学证明，在由基本粒子（或更小的物质结构成分）和场所构成的宇宙中，普遍存在着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这四种具体的相互作用。一切物质的东西无不处在这些相互作用之中，并且彼此发生着质量的、能量的和信息的相互转换。这些相互作用的普遍性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同时也证明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科学越来越深入地揭示了在生命界与非生命界之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思维与物质存在之间，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过渡的整体联系。

第三，还在于各种具体的联系通过无数“中介”或过渡环节构成一个无限的总体系列。由无数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每个事物和过程都是这个总体中的一个成分或环节；各种事物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也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和静止的，而是开放的、变动着的，不断形成更大范围的或新的联系。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层次或过渡环节，它们是事物间相互联系的“中介”、“桥梁”。每一事物都通过这些“中介”而同其他事物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这就使得从个别事物到复杂体系，从非生命界到生命界，到社会，再到无限的宇宙，形成一个由无穷无尽的层次、中间环节的相互联结交织而成的普遍联系之网，而每一个别事物的存在、运动和变化都被包括在这张普遍联系之网上，它们都是普遍联系的具体体现。

唯物辩证法在肯定联系的客观普遍性的同时，也肯定了联系的现实具体性。就是说，普遍联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公式，并非仅仅满足于承认任何事物现象都有联系，更不是给人提供一个可以把一切都混淆起来，随意编织“联系”的借口。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中，包含了对现实联系的丰富性、具体性和条件性的深刻理解。

首先是联系和差别的关系。唯物辩证法所了解的联系，是相互区别的具体事物、现象间的联系，是以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不是否认而是以承认事物之间的确定界限为前提的。否认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就不能区别事物，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物在联系着。差异和界限只能在事物的相互比较中存在，没有联系也就无所谓区别；差异双方总是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因此，具体的差异和界限具有相对性。

可以说，差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丰富性和普遍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3]

其次是现实联系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一种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一样，联系的普遍性也是无限多样化的特殊和个别联系中的普遍。联系的多样化表现为其空间形式、时间形式和特殊性质等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例如，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内外部联系，同一事物的多方面因素和属性彼此也有多种多样的具体联系，每一事物的各种各样联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变化及其阶段性特征，等等。要了解某一事物，就必须对它内部诸要素以及它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联系分别地、具体地加以研究。不然的话，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成为一句空洞的套语，丝毫无助于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从一定意义来说，认识事物也就是认识它的联系。人们通过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来考察世界的多样化联系形式。哲学则是就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具有一般性的联系形式加以研究，如直接的与间接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内容的与形式的、因果的与非因果的、必然的与偶然的、可能的与现实的、本质的与非本质的，等等。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揭示了事物各种普遍的、本质的联系，如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质与量之间、肯定与否定之间的联系，等等。

最后是联系的条件性。把握联系的多样性是同把握条件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条件这一范畴，是指同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因此，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的。每一具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斯大林有句名言：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里所说的地点和时间，也是条件。离开条件，一切都无法存在，都无法理解。一切以条件为转移，而条件又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有必要的条件和非必要的条件，决定性的条件和非决定性的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等等。不同的条件，对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具体地、全面地分析种种不同条件，是我们弄清问题、解决矛盾的必要前提，对于做好一切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条件又是可以改变的，正如具体的联系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从条件的可变性着眼，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主体条件去改造客体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可以创设实现预定任务所需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改造和创设条件的活动，不能是任意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条件、创设条件，须知改变条件和创设条件也是有条件的。不了解或不具备改变条件和创设条件的条件，改变和创设的活动就会失败和落空。一切具体的事物和现象都是有条件的，只有“有条件”这一点才是无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论同时也就是条件论。

二、普遍联系中的系统

普遍联系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使这一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化和深化，这一具体化和深化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科学的系统论的形成和确立。系统论的产生，意味着人们对事物存在形态的认识沿着普遍联系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深入考察和充分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之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曾出现一种“实物中心论”的倾向，即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一个个彼此区分开来、各自独立的既定实物上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为世界只是无数个不同的实物单位的集合体。自然科学和哲学中那些关于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实物单位的抽象概念，如“质点”、“刚体”、“宇宙元素”和没有内部结构的“原子”，等等，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倾向。

但是，自古以来也有不少卓越的思想家注意到了系统问题。“系统”（syste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语中，希腊文“systema”，即为部分组成整体的意思。古代的系统观点正是从考察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开始意识到系统的存在的。德谟克里特的《世界大系统》是最早采用“系统”这个词的著作。德谟克里特用原子和虚空构成宇宙的思想去说明世界；柏拉图指出“理念世界”是在“善”的理念统率下的一个层次等级系统；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著名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这一系统论的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系统”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建立系统化的世界图景的必要性。马克思虽然并未专门研究过系统理论，但他研究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人类社会，并为这种研究创立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时明确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

系统论产生的标志之一，是贝塔朗菲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普通系统论。普通系统论和与之几乎同时诞生的控制论、信息论等，共同构成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和系统科学的产生，开始了人类从以“实物”为对象深入到以“系统”为对象认识事物的新阶段，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可低估的巨大意义。在哲学上，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正如贝塔朗菲本人所强调的那样，在系统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起过重大的作用，而就系统论的内容来说，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