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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02（第1页）

附录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02

可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无情地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验。“**”1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被搁置了10年之久。当然，忠实而执着的史学家，仍旧不会停止思考，但他们毕竟没有任何讨论问题和发表见解的空间了。

四、发展时期的主要成就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从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印行。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出现这样的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到它的发展时期。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做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来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进展来说明。

1。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80年代前期，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和教学工作的生力军。80年代中期，约有30所院校的历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到9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半数以上的本科历史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有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为适应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在教学领域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教学又必然推动着研究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2。研究领域的拓展。从研究范围看，中国史学史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从研究成果看，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做专门研究者。从成果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系统的史家评传和名著评介，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和史著题解，有中国史学史辞典，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举例来说，自1980年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2000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面世，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余种之多，如下表所示：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有一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这种发展趋势，确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者曾经对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出版情况做过调查，写出“书录”和“续篇”。经过对比，多有感慨，这是十分自然的。[56]关于近20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包括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这正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

3。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可以从学术著作的整体面貌和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

第一，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所著《中国史学史稿》、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著撰于20世纪50年代，“**”前有所修改，后经曾庆鉴等整理于80年代初出版。[57]此书的特点在于，注意对每一时期的史学面貌做出概括，同时比较重视对一定时期之历史哲学的揭示，如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唐代的历史学家和它们的历史哲学”、“南宋时代的历史哲学”等，是以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所不曾论列的。但其整体框架仍未脱离史官、史家、史书（官修、私修）的模式，于史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史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均少涉及。它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学史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处在转变中的著作。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另一种面貌。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史学发展进程，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本书上起奴隶社会的史学，下迄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力求完整、贯通，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批判、总结史学遗产，而试图着重于对不同时代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不仅反映在它的标目上，也反映在它的断限和分期上。此外，它还注意到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史学的开掘和评论，注意到中国史学家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从而展示了比较开阔的格局。作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写入中国史学史著作，反映了80年代初史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由于此书是以社会性质划分史学史分期，有的部分时间跨度大，在以类相从、综合论述上，不易阐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白寿彝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他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六卷本总论的“叙篇”，二是讨论先秦史学。“叙篇”讨论学科的理论问题和发展问题。首章“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从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论述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58]这一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对60年代初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一个总结性的表述。“叙篇”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观点的详细分析，表明了作者的一家之言，而其值得重视者，是作者关于史学史分期的论述始终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主线。“叙篇”中关于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和作者的摸索之路，既表明了对前人成说的重视，也表明对学科发展前景的构想和信心。此书所论先秦史学，是阐述“中国史学的童年”，从远古传说讲到历史观念的初步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

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是比较晚出的一部专著，也是目前所见部帙最大的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此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长篇导言，论述了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中国史书的特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史学和社会六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性质和内涵。二是此书在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于纵向上力图阐明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三是在清晰地阐述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突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全书正文所论自先秦至清末凡九章，最后附有作者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的“通”的旨趣和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关注。此书在理论、内容、结构等方面，显示出新的进展。

第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也有不少专书面世。其中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袁英光、桂遵义著），陈其泰所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蒋俊所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等各有特色。

《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实。作者论其撰述旨趣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而是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新旧史学演变的历史阶段来研究，故应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上加以透视。因而在本书的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把握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规律。”[59]全书三编12章论述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史学。[60]在对这80年中国史学发展分期上，作者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界标，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种划分阶段的标准和方法，是否完全符合此书作者所定的撰述宗旨，似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包含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总论论史学发展趋势，兼及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对通史体例的探求；上编论龚自珍、魏源、徐继畲、夏燮、黄遵宪等人的史学；下编论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人的史学。全书视野开阔，论述精深，是宏观把握和个案分析结合得较好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史著作。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以平实的笔触叙述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史学发展面貌，凸显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对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述，都放在整个过程中做自然的和合理的编次。此书所阐述的史家忧患意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新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等重大史学问题，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把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主线，以史学思潮、史学流派作为坐标而论及重要史学问题，以历史观的区分而审视史学发展动向。全书的主旨是“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61]，依次论述了“新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实验主义史学的兴起”、“古史辨”学说及其影响、“史料建设派”的思想与方法、“历史研究法派”的史学思想、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史观述评、30—40年代史学发展的动向。尽管“近代化”这一提法是否妥帖，还可商榷，但此书的新意是很突出的。

第三，在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方面，颇为研究者所关注。这里要提到的是胡逢祥、张文建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学典所著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所著《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三部著作。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限起于鸦片战争，下限止于20世纪30年代初。此书的一个特点，是脉络清晰，大致依历史进程和时代特点来把握史学思潮及流派。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此书的“绪论”，对“近代社会的变动与史学”、“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与史学”、“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论述，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作者指出：“从史学发展本身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间的主要有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封建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62]作者的这一概括，给读者不少启发。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间中国史坛具有导向性质的若干史学思潮及这些史学思潮间的逻辑联系”。作者认为：“在分析、阐释当代中国主要史学思潮之前，有必要先勘探这些思潮的源头。无须通过艰苦努力，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思潮总是或直接或间接与建国前毛泽东的史学观念沟通起来。”[63]这一见解，是此书的基本出发点。全书有“大势编”，讨论历史主义观点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冲突、从“回到马克思去”到向国际史学靠拢——新时期以来史学主潮的递嬗两个问题；有“事件编”，讨论对平民主义历史观念的三次冲击，及历史主义问题论战、历史发展动力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等问题；有“人物编”，评论翦伯赞——“**”前史学理论探索的先驱，黎澍——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作者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一书[64]，探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生成、演变，并对其做出评价。此书从20—40年代中国史学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来三种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并力图从历史究竟是纯客观的、是主观想象的、还是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哲学属性与史学本质加以阐述。作者认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40年代后成为主流”。作者进而从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上辨析了各个思潮的理论和方法，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史料”与“理论”的关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认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固有其片面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正确对待这些基本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关于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还散见于其他一些专著和论文。总的来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有不少问题如史学思潮与社会历史、政治倾向、文化渊源、外来文化、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关系等，都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第四，在史学学术史研究方面，开始有了新的探索。张岂之主编，王宇信、方光华、李健超撰述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创始之作。张岂之认为：史学学术史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应包含史学的理论基础，即不仅有历史观，而且还有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65]此书凡四编：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前者是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后者是关于考古学的研究。从此书的结构以及此书序文中提出的问题来看，学术史究竟怎样写，史学学术史怎样写，的确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书的贡献之一，是它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参考、又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模式。

第五，在运用书志体撰写中国史学方面，同史学学术史一样，也有新的尝试。瞿林东所著《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史论兼备的中国史学通论性质的著作。它在概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问题。此书也可视为一种新的中国史学通论。

第六，在史学家传记研究方面，可以说是一大“热点”。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是较早出版的大型史学家评传。它评述了历史上82位史学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此前，有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后，有瞿林东、杨牧之主编的《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中华书局，1988年）。以上是集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专传多了起来。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包含司马迁、班固、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八本史学家评传。戴逸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其中包含有陈垣、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000年）。类似的史家传记，还有不少。这些评传，形式不一，风格各异，有的面向社会大众，有的面向学术界，均有可采之处。与史家传记相辅相成的，还有史学名著评介的出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它评介史学名著86种，其中亦不乏佳作。史家评传和史学名著评介，在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方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七，在史学史资料编年方面，杨翼骧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其成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面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第三册（1996年），均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广泛，凡中国史学上有关的人物、事件、著作、制度变化等，均以年月为序，逐一编订，时作考证，疑者存疑，十分了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