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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05（第4页）

寅恪案：渔洋初以诗贽于牧斋，乃在顺治十八年。故牧斋书有“八十老叟”之语。此时距郑延平率师入长江失败后不久，牧斋实参预大木此举。《白门秋柳》一题，钱、柳俱涉嫌疑，自不欲和韵，否则《秋柳》原诗即使为人攫去，亦可重抄传寄。其答渔洋之言，不过推托之辞耳。至河东君是否真如牧斋所谓“当家老姥”“十指如锥”“吟红咏絮”“邈若隔生”，亦殊有疑问。盖此时固不免多少为家务所干扰，但以当日士大夫之生活状况言，绝下致无挥毫作字之余暇，然则所谓“白家老媪，刺促爨下”，仍是婉言辞谢，借以免却外间之招摇而已。呜呼！当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时，谢象三目之为“白氏女郎”。当王贻上请其和《秋柳》诗时，牧斋目之为“白氏老媪”。二十余年间，人事之变迁如此。牧斋诗云：“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见《有学集》三《夏五诗集·留题湖舫二首》之二。第四章已引。）渔洋山人虽非旧朝遗老，然亦生于明季。钱、柳不肯和《秋柳》诗之微意，或能有所感悟欤？

夫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据《有学集》十《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五云：“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并见遵王注本《投笔集》。）当时牧斋迫于不得已而往北京，但河东君独留南中，仅逾一岁，即顺治三年秋，牧斋遂返故里。可知钱、柳临别时必有预约。两人以后复明之志愿，即决定于离筵之际矣。丁亥春，黄毓祺之案，牧斋实预其事，距前此白门分手时，亦不过一年有半也。

黄毓祺案牧斋虽得苟免，然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折。今就牧斋作品中所能窥见者，即游说马进宝反清一事。（寅恪案：马氏于顺治十四年九月清廷诏改其名为“逢知”。见《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关于牧斋本身之活动，兹可不详引。但涉及河东君者，则备论述之，以明本文宾主轻重之旨也。

今检《瞿忠宣公集》五《留守封事类》“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略云：

臣子壬午举人元锡，因臣孙于去腊离家，未知其到粤消息，遣家僮胡科探视。于〔永历三年己丑〕七月十五日自家起程，今月十六日抵臣桂林公署，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寅恪案：顾苓《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以隐语作楸枰三局，寄广西留守太保瞿公。”今《有学集》中，固多观棋之作，可称隐语，然与此书之明显陈述者，绝不相类。《投笔集·后秋兴之六》第四首云：“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及《后秋兴之十二》第三首云“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牧斋诗语即指此致稼轩书言。岂云美虽间接获知其事，而未亲见原书，遂致有此误会耶？至其列此事于黄案之前，其时间先后之讹舛，更不待辨矣。）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其次所谓要著者，两粤东有庾关之固，此有洞庭之险。道通滇黔，壤邻巴蜀。方今吴三桂休兵汉中，三川各郡数年来非熊（指王应熊）在彼，联络布置，声势大振。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关陇，不可以掇拾荆襄。倘以刍言为迂而无当，今惟急著是问。夫弈棋至于急著，则苟可以救败者，无所不用。迩者燕京特遣恭顺、致顺、怀顺三〔逆？〕进取两粤。（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尚可喜传》略云：“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三年八月同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征湖南。”牧斋书中“智顺”作“致顺”，乃音近笔误。原阙一字，今以意补为“逆”字。盖此三人者，在清为顺，在明为逆也。）因怀顺至吉安忽然缢死，故三路之师未即渡洞庭，过庾岭。然其势终不可遏，其期谅不甚远。岂非两粤最急时乎？至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蛟麟倘果翻然乐为我用，则王师亟先北下洞庭。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等语。臣反覆披阅，虽谦益远隔万里，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牖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澌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留意详阅，特赐鉴裁。臣缮疏方毕，适原任川湖督臣万年策自平溪卫取路黎靖来至桂林。具述虏镇马回子驻兵常德，实有反正之心。回子即名蛟麟者也。以情事度之，钱谦益楸枰三局揣摩之语，确相吻合，似非无据。岂非楚南拨云见日之时，而中兴之一大机会耶？

据此牧斋《致稼轩书》作于顺治六年己丑之秋。其中已言及马进宝。故次年庚寅即有往金华游说马氏之事。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此条第四章已引，兹为便利论述，故重录之。）云：

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是年（指顺治七年庚寅），十月绛云楼毁，是余之无读书缘也。

《鲒埼亭集》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略云：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

黄炳垕编《黄梨洲先生年谱》中“顺治七年庚寅”条云：

三月，公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

寅恪案：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预劝马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

又金氏《牧斋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

为黄晦木〔宗炎〕作书绍介见马进宝于金华。（原注：“尺牍”）

金氏未言出于《尺牍》何通，但检《牧斋尺牍（中）·致□□□》略云：

余姚黄晦木奉访，裁数行附候，计已达铃阁矣。友人陈崑良赴温处万道尊之约，取道金华，慨慕龙门，愿一投分。介恃道谊之雅，辄为绍介。晦木知必荷眄睐，先为遥谢。

寅恪案：此札乃致马进宝者。细玩其语气，介绍晦木与介绍崑良，时间相距至近，且足知两人俱是初次介绍。今检《浙江通志》一二一《职官表》“分巡温处道”栏云：

陈圣治，辽东锦州人。顺治十年任。

万代尚，辽东铁岭人。顺治十四年任。

孟泰，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十六年任。

及《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三年，从端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佥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七年九月，奏言臣家口九十余人，从征时即领家丁三十名星赴浙东，此外俱在旗下，距金华四千余里，关山迢递，不无内顾之忧。恳准搬取。下部知之。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

并《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有：

丙申重九海上作。

一题及《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署：

〔顺治十三年〕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

故综合推计牧斋之介绍晦木见马进宝于金华，实在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季以前，马氏尚未离金华赴松江之时。至《浙江通志》列万代尚之任温处台道，始于顺治十四年者，不过因排次便利，只书年而不书月。否则，绝无元旦上任除夕解职之理也。

嗟君万里赴行都。桂岭云深入望迂。岂意张公双剑去，却令伍子一箫孤。粤西驻辇当通塞，湖北扬旌定有无。分手三年鸿雁断，如余今日正穷途。

可见陈氏同是当时参预复明运动之人。牧斋介绍之于马进宝，必非寻常干进以求衣食者之比。惜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一《义行门·陈璧传》仅云：

陈璧，字崑良。崇祯末尝三上书论事。不报。归隐。

寥寥数语，殊为简略。今读闇公此诗，则陈氏平生志事更可证知矣。

兹仅录牧斋作品中，庚寅夏往返金华，游说马进宝之作品，并略加释证于下。《有学集》三《庚寅夏五集序》云：

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匝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春秋》书“夏五”，传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为月也。不成乎其为月，则亦不成乎其为诗。系诗于夏五，所以成乎其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诗者，其有忧患乎？

寅恪案：此《夏五集》可称为第一次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河东君参预此活动，尤为显著。读者应特加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