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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第3页）

寅恪案：此首后有《孟冬之晦，忆去年方于张湾从陆入都二首》。故知此《水仙花（七律）》乃七年冬所作。末二句可与前引五年冬《吴阊口号（七绝）》第十首后二句“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参证也。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云：

清晖脉脉水粼粼，腊日芳园意气新。岂有冰盘堆绛雪，偏浮玉蕊动香尘。鸳鸯自病溪云暖，翡翠先巢海树春。今日剪刀应不冷，吴绫初换画楼人。

五陵旧侣重倾城，淑景年年倚恨生。紫萼不愁寒月影，红笺先赋早春行。蒯缑虚拟黄金事，班管俱怜白凤情。已近艳阳留一曲，东风枝上和流莺。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早梅》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此诗之佳读者自知，其为河东君而作更不待言。第三句之“昨岁”，指崇祯六年冬留北京候会试之时。“相思”之语，亦可与前引《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一朵相示（五古）》“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之结语相参证也。兹有一事可注意者，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所载，崇祯六年癸酉无立春。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郑《表》七年正月之立春，应列于六年十二月。其误不待言（可参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陈忠裕全集》将卧子此诗编为《属玉堂集·七律》最后一题。陈《集》次卷《平露堂集·七律》第一题为《乙亥元日》。由此言之，卧子《早梅》诗，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十二月立春相近之时，而在除夕以前。故卧子此诗所谓“早春”之“春”，乃指郑氏《表》中此年十二月之立春节候，并非指《表》中此年正月立春之节候而言明矣。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朝来曲二首》之一云：

晓日垂杨里，云鬟锁绛纱。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

又，《古意二首》其一云：

日暮吹罗衣，玉闺未遑入。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

其二云：

移兰玉窗里，朝暮傍红裳。同有当春念，开时他自香。

又，《长乐少年行二首》之二云：

问妾门前花，殷勤为郎起。欲攀第几枝，宛转春风里。

又，《丽人曲》云：

自觉红颜异，深闺闭晓春。只愁帘影动，恐有断肠人。

寅恪案：以上所录绝句五首，虽不能确定为何年之诗，然仍疑是崇祯七年所作。盖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虽云“是岁有《属玉堂集》”，若依前论《属玉堂集》中《录别》及《青楼怨》实作于崇祯六年，《水仙花》实作于崇祯七年等例观之，则卧子所谓崇祯八年有“属玉堂集”之语，亦不过崇祯八年编定《属玉堂集》之意耳。未可拘此以概《属玉堂》之诗，悉是崇祯八年所作也。兹姑附此绝句五首于七年，俟后详考。卧子此类玉台体诗可与权载之竞美，洵可谓才子矣。诗中所描写之女性，其姿态动作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及“殷勤为郎起”“宛转春风里”诸句，皆能为河东君写真传神者也。

《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秋闺曲（五古）三首》之三云：

非关秋易恨，惟近月为家。灭烛凝妆坐，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常是傍霜华。

寅恪案：此诗前一首为《七夕》，《七夕》前逆数第三题为《录别》。前论《录别》一题实作于崇祯六年，若依诗题排列之次序而言，似此《秋闺曲》亦作于六年秋者。但《录别》一题，本卧子后来所补录而插入七年所作诗中者，未可泥是遂谓《秋闺曲》亦作于六年也。故今仍认此曲为七年之作。其诗“临风抱影斜”及“自怜能倾国”等句中，藏有“影怜”之名，自是为河东君而作无疑也。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何处（七绝）》云：

何处萧娘云锦章，殷勤犹自赠青棠。谁知近日多憔悴，欲傍春风恐断肠。

寅恪案：此首之前为《中秋逢闰二首》。此首后二首为《仲冬之望，泛月西湖，得三绝句》。考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何处》一首乃七年所作。此可与上引《偕让木北行志慨（七古）》参证。当崇祯六年秋卧子由松江北行会试，河东君必有赠行之篇什，疑即是《戊寅草》中《送别（五律）二首》。前已论及，兹不复赘。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河东君《送别》之诗，其辞意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赴京求名时之语言有天渊之别。河东君之深情卓识，迥异流俗，于此可见一斑。由是言之，此才子虽是科不得列于状头之选，然亦不至因此而以辜负佳人之期望为恨也。卧子此诗下二句殆用元微之《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所云“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之语，而微易其意。或者卧子此时重睹河东君《送别》之诗，因感去秋之情意，遂赋此篇耶？俟考。

复次，今日综合河东君作品之遗存者观之，其中最可注意而有趣味者，莫如《男洛神赋》一篇。此文虽多传写讹误之处，尚未能一一校正。然以其关系重要，故姑移录之于下，并略加考论，以俟通识君子教订。

吴县潘景郑君藏河东君《戊寅草》钞本，载诗八首，《别赋》及《男洛神赋》二篇。其《男洛神赋》之文云：

友人感神沧溟，役思妍丽，称以辨服群智，约术芳鉴，非止过于所为，盖虑求其至者也。偶来寒溆，苍茫微堕，出水窈然，殆将惑其流逸，会其妙散。因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者，未必有若斯之真者也。引属其事，渝失者或非矣。况重其请，遂为之赋。

寅恪案：关于此赋有二问题。（一）此赋实为谁而作？（二）此赋作成在何年？

（一）葛昌楣《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诗话》云：

〔柳〕如是当（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文虽总（？）杂，题目颇新，亦足传诸好事者。

据此可见昔人虽深赏此赋之奇妙，而实不能确定其所指为何人也。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寅恪偶检《石头记》四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三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一五《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一九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考当时文人目河东君为洛神者多矣。如前引卧子《吴阊口号十首》之十云“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及《水仙花（七律）》云“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又，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三《游草》中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云“美女如君是洛神”等，可为例证。若河东君戏作此赋，乃是因誉己为“洛神”之男性名士而发者，则依下所考证，然明赋《无题》诗在崇祯十一年戊寅。此年然明已六十二岁。暮齿衰颜，必无“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姿态。故其诗亦云“老奴愧我非温峤”，殊有自知之明。河东君所指之“男洛神”，其非然明，固不待辨。至卧子赋《吴阊口号》，在崇祯五年壬申，年二十五岁；赋《水仙花》诗，在崇祯七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此数年间，卧子与河东君情好笃挚，来往频繁。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自河东君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者矣。呵呵！

（二）据汪然明《无题》诗“美女如君是洛神”之句，知然明赋诗时必已先见《男洛神赋》，然后始能作此语。汪诗既作于崇祯十一年秋季，则此赋作成之时间自当在此以前无疑。此赋序中有“偶来寒溆”之语，则当作于秋冬之时。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与卧子同居，是年首夏离卧子别居；秋深去松江，往盛泽归家院。故八年秋冬以后数年，河东君之心境皆在忧苦中。其间虽有遇见卧子之机会，当亦无闲情逸致作此雅谑之文以戏卧子。由此言之，此赋应作于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时也。又，赋序有“友人感神沧溟”，赋中有“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等语，颇疑河东君此赋乃酬答卧子《湘娥赋》之作。检《陈忠裕全集》载《湘娥赋》之前二首为《为友人悼亡赋》，其序略云：

同郡宋子建娶妇徐妙，不幸数月忽焉陨谢。宋子悲不自胜，命予为赋以吊之。

同书一九《平露堂集》载《送宋子建应试金陵，随至海州成婚（五言排律）》一首。考宋存标此次应试，乃应崇祯九年丙子科江南乡试。其在海州成婚，疑当在是年秋。其妻徐妙婚后数月即逝，时间至迟亦不能超过十年春间。可知卧子为子建作赋，当在崇祯十年也。若依此推论，则《湘娥赋》似为十年以后所作。但《为友人悼亡赋》之前为《琴心赋》（同书同卷），《琴心赋》之前为《秋兴赋》（同书一），其《序》略云：

潘安仁春秋三十有二，作《秋兴赋》。余年与之齐，援笔续赋。

又，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略云：

是岁，予春秋三十二矣。感安仁二毛之悲，遂作《秋兴赋》。

则是崇祯十二年之作品，列于崇祯十年作品之前。今《陈忠裕全集》所载诸赋，其作成之年月实不能依卷册及篇章排列之先后而推定。故《湘娥赋》虽列于《为友人悼亡赋》之后，亦不可拘此认其为崇祯十年以后之作品。殊有作于崇祯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间之可能也。今以此赋作成时间无确定年月可考，姑依河东君与卧子关系之一般情势推测，附录于崇祯七年甲戌之后。尚待他日详考，殊未敢自信也。此赋传写既有讹脱，复惭俭腹，无以探作者选学之渊深，除就字句之可疑者及出处之可知者，略著鄙意，附注于原文之下外，兹举此赋辞语之可注意者，稍述论之于下。赋云：

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

寅恪案：河东君以“孝绰”及“阳夏”比“感神沧溟”之“友人”。检《梁书》三三《刘孝绰传》（参《南史》三九《刘孝绰传》）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