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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04（第2页）

牧斋于黄案期间诗什，颇有关涉盛氏者，兹不详引，唯择录数首，略加笺释，以见一斑。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盛集陶次他字韵重和五首》其第三首云：

秋衾铜辇梦频过，四壁阴虫聒谓何。北徙鹏忧风力少，南飞鹊恨月明多。杞妻崩雉真怜汝，莒妇量城莫惎它。却笑玉衡无定准，天街仍自限星河。

寅恪案：此首虽和盛集陶，而实为河东君而作者。第一、第二两句，谓明南都破后，己身降清，不久归里，但东林党社旧人，仍众口訾謷，攻击不已，意欲何为耶？遵王引李贺《还自会稽歌》：“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见《全唐诗》第六函李贺一。）以释第一句，固不误。然尚有未尽。长吉诗此两句原出谢希逸《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辍机起春暮，停箱动秋衿。”（见丁福保辑《全宋诗》二“谢庄”条。）长吉诗所谓“台城应教人”乃指其诗序中之庾肩吾。（见《南史》五十《庾肩吾传》及王琦《李长吉歌诗》二“还自会稽歌”此两句注。）牧斋以庾氏曾为侯景将宋子仙所执，后乃被释，遂取相比。第二句遵王无释。鄙意以为“四壁”用欧阳永叔《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之语。（见《欧阳文忠公集》一五。）“阴虫”当出颜延平《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阴虫先秋闻”句。（见《文选》二六。）此皆表面字句之典故，犹未足窥牧斋之深意。牧斋此诗既为河东君而作，因特有取于希逸之句，亦可与此诗末二句相照应也。又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在南中有奸夫郑某一重公案，即牧斋所谓“人以苍蝇污白璧”者，（见《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盖言己身不信河东君真有其事也。综合此诗首两句之意，谓两人有如牛女之情意，永无变易。但阴险小人造作蜚语，若“大王八”及“折尽章台柳”之类，聒噪不休，甚无谓也。抑更有可论者，元裕之《洛阳（七律）》云：“已为操琴感衰涕，更须同辇梦秋衾。”（见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九。）牧斋以南京比洛阳，即下引《次韵答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诗“涧瀍洛下今何地，鄠杜城南旧有天”之义。然则牧斋赋诗与王半山“恩从隗始诧燕台”句之意同矣。可详第一章所论，兹不复赘。牧斋和盛诗第一联谓己身因南都破后，随例北迁，不久又南归也。第二联谓河东君因己身被逮，而愿代死，或从死，始终心怀复明之志也。第七、八两句谓当此赋诗之际，河东君寄寓苏州拙政园，与己身隔绝不能遇见。前论《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诗“无那金阊今夜月，云鬟香雾更悠悠”之句，可取与互证。又前论顺治三年丙戌牧斋之行踪节，引《有学集》一《秋槐诗集·丙戌有怀》诗“横放天河隔女牛”句，亦可取以参较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盛与林茂之邻居，皆有目疾，故次首戏之》云：

枯树婆娑陨涕攀，只余萧瑟傍江关。文章已入沧桑录，诗卷宁留天地间。汗史血书雠故筒，烟骚魂哭怨空山。终然商颂归玄鸟，麦秀残歌讵忍删。

有瞽邻墙步屧亲，摩挲揽镜笑看人。青盲恰比曈曚日，（寅恪案：遵王注本作“瞳矇目”。）象罔聊为示现身。并戴小冠希子夏，长悬内传配师春。徐州好士今无有，书尺何当代尔申。

寅恪案：牧斋答盛氏诗，第一首末二句，初读之，未能通解，后检今释《遍行堂集》八《列朝诗传序》，乃知此为牧斋自述其编选《列朝诗集》之宗旨。澹归之文，可取与此二句相证发。岂丹霞从萧孟昉伯升处，得知牧斋著述之微意耶？俟考。金堡之文略云：

《列朝诗集》传虞山未竟之书，然而不欲竟。其不欲竟，盖有所待也。传有胡山人白叔死于庚寅冬。则此书之成，两都闽粤尽矣。北之死义，仅载范吴桥，余岂无诗。乃至东林北寺之祸，所与同名党人一一不载。虞山未忍视一线滇南为厓门残局，以此书留未竟之案，待诸后起者，其志固足悲也。孟昉有俊才，于古今人著述，一览即识其大义。其力可以为虞山竟此书，而不为竟，亦所以存虞山有待之志，俾后起者得而论之。呜呼！虞山一身之心迹，可以听诸天下而无言矣。

牧斋答盛氏诗第二首末二句遵王注引《梁书·江淹传》，其解释古典固当。但“代尔申”之“尔”字，若指牧斋，则应是集陶之语。细绎之，与上文旨意似不甚通贯。检《有学集》二《秋槐支集·次韵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云：

晕碧裁红记往年，春盘春日事茫然。涧瀍雒下今何地，鄠杜城南旧有天。梦里士师多讼狱，醉中国土少崩骞。金陵见说饶新咏，佳丽长怀小谢篇。

此诗第五句“梦里士师多讼狱”，虽用《列子·周穆王篇》之古典，然恐不仅指己身为黄案所牵连，或兼谓集陶与讼狱有关。今日载记所述盛氏事迹，甚为简略，故无从详知集陶在此时间，是否亦有被人累及之事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丙戌初秋燕市别惠房二老》（“丙戌初秋”四字据遵王注本增）云：

（诗略。）

同书同卷《丁亥夏为清河公题海客钓鳖图》四首（寅恪案：“为清河公”四字据遵王注本增。注本仅有三首，无第四首。殆因此首语太明显，故遵王删去也）云：

海客垂纶入淼茫，新添水槛揽扶桑。崆峒仗与羲和杳，安得乘槎漾水旁。

贝阙珠宫不可寻，六鳌风浪正阴森。桑田沧海寻常事，罢钓何须叹陆沉。（寅恪案：遵王注本此首作“贝阙珠宫不可窥，六鳌风浪正参差。钓竿莫拂珊瑚树，珍重鲛人雨泣时。”当为后来避讳所改。）

阴火初销黑浪迟，投竿错饵自逶迤。探他海底珠如月，恰是骊龙昼睡时。

老马为驹气似虹，行年八十未称翁。劳山拂水双垂钓，东海人称两太公。

同书同卷《别惠老两绝句》（寅恪案：遵王注本阙此题）云：

（诗略。）

同书同卷《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云：

（诗略。）

《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乙）·房可壮传》略云：

房可壮，山东益都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崇祯元年〕十一月会推阁臣，次列礼部侍郎钱谦益。尚书温体仁讦谦益主浙江乡试时关节受贿，诸臣党比推举。庄烈帝召谦益及给事中章允儒等廷讯。可壮坐党比降秩。顺治元年六月，招抚侍郎王鳌永至山东，可壮率乡人杀流贼所置伪益都令，奉表投诚。鳌永疏请召用。三年二月授大理寺卿。六月疏言，旧制大理寺掌覆核刑部诸司问断当者定案入奏，请再谳。近见刑部鞫囚，有径行请旨处决者，未足以昭慎重，宜仍归大理覆核会奏，并请敕法司早定律令，以臻协中之治。从之。十一月擢刑部右侍郎。五年转左。

李棪君《东林党籍考》引康熙修《益都县志》八云：

房可壮，字阳初，号海客。

《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王鳌永传》略云：

王鳌永，山东临淄人。明天启五年进士，累官郧阳巡抚。崇祯时，张献忠犯兴安，鳌永防江陵，大学士杨嗣昌督师好自用，每失机宜。鳌永尝规之，不听，遂奏罢鳌永。后嗣昌败，授鳌永户部右侍郎。李自成陷京师，鳌永被拷索输银乃释。本朝顺治元年五月投诚，六月睿亲王令以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衔，招抚山东、河南。鳌永至德州，同都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击走自成余党，寻赴济南，遣官分路招抚。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巴哈纳等移师征陕西。鳌永同大猷及登莱巡抚陈锦等绥辑山东郡县，剿余贼。八月，疏报济南、东昌、泰安、兖州、青州诸属邑俱归顺。鳌永赴青州。有赵应元者，自成裨将也。败窜长清县，窥青州兵少，十月率众伪降，既入城，遂肆掠，蜂集鳌永官廨，缚之。鳌永骂贼不屈，遂遇害。

寅恪案：《为清河公题海客钓鳌图》一题，“清河”为房氏郡望，“海客”为可壮之号，“鳌”为王鳌永之名，甚为工巧。但此图不知作于何时，若作于顺治元年，海客初降清时，方可如此解释，否则“鳌”字止可作海中之大龟解，指一般降清之大汉奸言。此图之名及牧斋所题四诗，殊有深意。尤可注意者，乃第四首“劳山拂水双垂钓，东海人称两太公”之结语。“拂水”在江苏常熟县，乃牧斋自指，“劳山”在山东即墨县东南六十里海滨，用以指房氏，盖谓两人同为暂时降清，终图复明。海客在东北，牧斋在东南，分别“投竿错饵”以引诱降服建州诸汉人，以反清归明也。观顺治三年房氏任大理寺卿时，上疏主张恢复前明大理寺覆核刑部案件之旧例，其意盖欲稍稍提高汉人之职责，略改满人独霸政权之局势。其不得已而降清之微旨，借此可以推见矣。

至牧斋此题涵芬楼本《有学集》列于《别惠房二老》及《别惠老两绝句》之间。虽集中《别惠老两绝句》后，即接以丁亥年所作《和东坡西台诗韵》一题，但此时期牧斋所存之诗甚少，故《题海客钓鳌图》诗，或赋于牧斋随例北迁，将南还之时也。若谓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别房氏后，至次年，即顺治四年丁亥夏，在南京乃题此诗。则《钓鳌图》无论由牧斋携之南归，或由房氏托便转致，牧斋取此黄案迫急之际，忽作此闲适之事，必非偶然。颇疑牧斋之意，以为房氏此际在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可借其力以脱黄案之牵累也。后来牧斋之得释还家，是否与房氏有关，今无可考。但检龚芝麓《定山堂集》三“顺治十年癸巳五月”任刑部右侍郎时所上《遵谕陈言疏》云：

一司审之规宜定也。十四司官满汉并设，原期同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狱无遁情，官无旷职。近见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止有清字，而无汉字。在满洲同堂诸臣，虚公共济，事事与臣等参详，然仓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又无从备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清字翻出汉字。当其讯鞫之顷，汉司官未必留心，迨稿案已成，罪名已定，虽欲旁赞一语，辄苦后时。是何满司官之独劳，而汉司官之独逸也。请自今以后，一切狱讼，必先从满汉司官公同质讯，各注明切口词，呈堂覆审。发落既定，或拟罪，或释放，臣等即将审过情节，明注于口词之内，付司存案，以便日后稽查。其有事关重大，间从清字翻出者，必仍引律叙招，臣等覆加看语，然后具题。事以斟酌而无讹，牍亦精详而可守。

夫顺治十年癸巳，在顺治四年丁亥之后六年，龚氏又与房氏同是刑部右侍郎。其时满人之跋扈，汉人之无权，尚如芝麓所言。何况当房氏任职之际耶？然则房氏在顺治四年夏间，以汉族降臣之资格，伴食刑部，自顾不暇，何能救人？牧斋于此，可谓不识时务矣。斯亦清初满汉关系实况之记载，颇有裨益于考史，故特详录之。读者或不以枝蔓为嫌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赠濮老仲谦》云：

（诗见前引，兹从略。）

寅恪案：第三章论陈卧子《蝶恋花·春晓》词，引刘銮《五石瓠》“濮仲谦江千里”条云：“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版二双。”牧斋此诗虽作于顺治五年戊子，但濮老弓鞋底版之制，则疑在前一年丁亥河东君三十悬帨之辰。或者即受牧斋之意旨为之，盖借以祝贺河东君生日也。如此寿礼，颇嫌猥亵，若非河东君之放诞风流，又得牧斋之同意者，濮老必不敢冒昧为之。噫！即就此点观之，牧斋之于河东君感恩之深，用情之足，一至于斯。后来河东君之杀身相殉，岂足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