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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桥（第1页）

九曲桥

他在画前，说句“画得真像”，然后走开了。

这棵树上有只鸟，土话“黄不拉”，能学多种鸟叫，吃麻雀，吃老鼠。内行马上知道，叫“伯劳”，或者，叫“黄伯劳”，放大十倍后终于看到，那其实是一种猛禽啊！树枝高明，天空的腹部在画面中光线强烈。

像钉了铁钉，而水是蓬蒿气色，我觉得。蓬蒿，土话“塜哈”，声音里有种鬼绿，蛮清凉的。

两个人坐树下抽烟，一眼望去，似乎是摆放整齐的两只饭碗，确切描述起来，块头大的像饭碗，那位瘦高个，只是一把调羹模样，闪闪发亮，柄长长的，可以一下弯到过去。过去热火朝天，在这里，两个人以前和一帮人烧窑，窑群集中于湖边，大船来往小船往来，来运砖的，来运石灰的。这是过去的事了。这是以前的事了。这是昔日的事了。单窑，双窑，今年颜色发黑，一年青草从窑口长出来，两年绿树从窑顶长出来，于是不那么萧条。

窑在形制上分单窑、双窑，在功能上分乌窑、白窑。白窑烧石灰，乌窑烧砖。

乌窑，或者叫“砖窑”；白窑，或者叫“石灰窑”。两个人坐树下抽烟，他们以前，烧窑的时候叫“窑工”，不烧窑的时候，种植水稻，叫“农民”。现在，窑已成为文物，地已成为房产，看着游客从窑文化博物馆出来，两个人坐树下，他们穿的工作服上，黑体，红字，“保洁员”。

一年后青草从窑口长出来，两年后绿树从窑顶长出来，火气褪尽。两个人的脸还是黑的，替那些熄灭的乌窑和白窑，保存活泼泼的烟火气。

当时，窑里冒出的浓烟，与湖上淡雾冷冷热热拌在一起，极其壮观。

吴地农民多才多艺，当然，没有了土地，才艺退化得也快。两个人坐树下，一个人爬树上，他叫“小黑鱼”，在城里游**，靠打架谋生，居然给独生女在古城区留下一座豪宅，自己则被绑赴刑场，面无惧色，决不服罪，村民啧啧称奇。

我和“小黑鱼”见过，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经的茶花大队社员，茉莉花种得好。他说，茉莉花是屎盆子，肥料要足。走在夏天中午的茉莉花地，臭烘烘的阳光，熏得人快要晕过去，而一到夕阳西下，新月张挂，茉莉花地开始清香浮动，似乎正在升腾起来，这时候进入，吃了迷魂药一样飘飘欲仙。“格格茉莉花，屎盆子，肥要足。茉莉花，屎盆子，男人不好屎裤子。”

后来茶花大队无地可种，他放下锄头，拿起拳头，做了水浒里的人物。渐渐无人知道他的真名，都叫他“小黑鱼”。“小黑鱼”有次帮饭店老板保护饭店，他扔出去一只铁锅，削掉对手一只耳朵。他把耳朵捡起，泡在酒杯里，要人两万元来赎，后来价钱谈拢到五千元。对手耳朵缝是缝上去了（他们掮枪竖棒去医院，医生无奈，缝就缝吧），没多久坏死，颜色黝黑，极像阴唇。“小黑鱼”见到先是大笑，然后不好意思，五千元退回，还送对手一条沪产“大前门”香烟。

《吴越春秋》里的专诸，我读到他，就想到他，“小黑鱼”可惜了，怀才不遇，不遇伍子胥。也是奇了，我对伍子胥居然没有多少好感，曾经设想如果伍子胥不来吴国，苏州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是更正常的样子。

正常的样子是什么呢？

更正常的样子又是什么呢？

“小黑鱼”他们的行话，我曾记在小本子上，忘记很多，想起的也未必准确，盘子，罩子，面孔叫“盘子”，眼睛叫“罩子”，他们一行中有文化的告诉我，不是“罩子”，是“照子”，钱叫“米”，劳务费叫“子弹”或“子弹费”，给他“子弹”，他就去打架。他拿人“子弹”从没失手过，有次打抱不平，被正法了。同时被正法的，还有一个人复仇，充满想象力，用一条驯服的扬子鳄，这有点天方夜谭，不像散文随笔做派，但有笔记气息。我想把这篇散文随笔写得像拉长的若干则笔记，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有大事要做，我辈闲着无事，不语怪力乱神，说什么好呢？杯盘草草，长夜漫漫，“小黑鱼”的故事也快讲完：

虎丘山下卖甘蔗的，不论长短，一根两元。买甘蔗的挑了一根，卖甘蔗的就去头去根去皮，砍成一段一段，买甘蔗的忽然不要加工好的这根，又挑一根，觉得比刚才的长。卖甘蔗的老实，也就忍了，他又去头去根去皮，砍成一段，还没砍第二段，买甘蔗的是一群人，中间有个女的说，这根长，这根长，手捧甘蔗斜刺而来。刚才挑的那根他们又不要了，卖甘蔗的不乐意：“吃不起甘蔗就不要吃。”买甘蔗的骂：“乡下人！阿拉钞票多得可以压死十个乡下人。”买甘蔗的一把抓住卖甘蔗的胸，卖甘蔗的让买甘蔗的放手，正在这时，“小黑鱼”游过，他其实已经看了一会儿，就走上前去，对买甘蔗的说：“要打架找我！”一拳出去，买甘蔗的立马倒地，脑袋像楼梯上滚西瓜，“咚”，就这“咚”的一声，买甘蔗的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小黑鱼”验明正身，“啪”，就这“啪”的一声，吃颗“花生米”。“小黑鱼”他们的行话，子弹叫“花生米”。

第一幅画：九曲桥一曲漆成红色，一曲漆成蓝色，潮水涌起，把另外的桥段湮灭，以前的石膏像摇身一变，变为泡沫像，沉浮于风口浪尖，巨大的脖子上闪烁一颗黑痣，在画面上就像一个被铁钉钉出的洞，泡沫像的肤色一片一片脱落，打个卷，顿时消失——据说九曲桥下有个地狱，伪装成芦苇**，它围起来的水面，靠近她的那部分，是棕红色的，人说是灵魂；靠近你的部分，是铁锈色的，人说是身体。靠近我的部分，是水底，我往上看去，吃奶力气，挤奶力气，奶牛场的女工在那里费劲地挤奶，光线却把牛奶泼洒一地，但从水底看光线，光线是铁钉的样子，仿佛一锤子把铁钉直直敲下，遇到水的阻力，发出“噗噗噗”响声，我居然用额头去迎，没有躲避，它快敲到我时，突然破碎，在闪烁的水中拼出一朵大白花，赤身**的男孩们聚在花心，抱作一团，伪装成漆成紫色的木棒。至于这幅画的左上角，自然是天，天上没有云，只有一些像葛饰北斋那样的画家才能画出的海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虎丘山下住过半年，村里有个人，说一口话，无人能懂。我那时痴迷气功，以为幸会精通咒语的得道之人，就悄悄地学几句。回到城里，说给几个人听，徐老师微笑，告诉我，他两只手抱在胸口：“哪是什么咒语，这是世界语！你学的这句是列宁的话，‘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那时候，一些人学世界语，村里那人走火入魔。

那时候，我练气功，差不多也是这走火入魔的样子。

说起徐老师，身世颇为奇特，手上戴一只汉代玉镯，杜月笙所赠。杜月笙离开大陆前，从自己手上摘下，套到“弟弟”手上。

说起“弟弟”，这习俗也没有了吧？社交客气，长辈喊晚辈“弟弟”，不直呼其名。

徐老师给我看过一把扇子，一面梅兰芳的画，一面玉佛寺主持的字，主持称徐老师的父亲“我哥”，我还记得这行落款：“济生我哥正之。”但玉佛寺主持的法名我忘记了，查书应该能够查到。那几年，我在一个业余学校上班，老师们大都是旧上海退休回来的，他们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喝下午茶的时候，讲英语。这个业余学校以教日语闻名，但讲日语的老师看上去有点下讲英语的老师一等，讲英语的以前在洋行工作，讲日语的，据说多人做过汉奸，在日本人办的报社工作，可以划为汉奸吧，如果在战时，那当然。有位姓刘的日语老师，认识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我只知道张爱玲，还不知道胡兰成，听他说胡兰成的文笔好，我一脸茫然。

我还有在另外一个学校工作过的经历，校长的姐夫是沈从文，他是沈从文的小舅子，但他从未和我谈起过沈从文，他有时会掏出一只黑色牛皮钱包，钱包里夹着他与别人合影，打开后问我：“这个人你阿晓得？”我只认出一个：巴金。他和巴金合影，巴金笑着，校长不笑。我从没见过张校长笑，他好像一年四季戴着藏青帽子，那种帽子名，就在嘴边，却一时说不出。

对了，我在他的合影上，还认出过一个：卞之琳。

那时，我很喜欢卞之琳作品，尤其是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片段。那时，百听不厌孙道临给电影《哈姆雷特》的配音。张校长的学校里，有一个姚老师，有一个董老师，有一个陆老师。姚老师说，王文娟嫁给孙道临，可惜了，孙道临长得难看，又没有钱，王文娟的钱不知道要比孙道临多多少。姚老师她一生的成就在我看来就是一九四九年前王文娟请过她吃点心。我也喜欢王文娟，她演林黛玉，差不多就是林黛玉。董老师说，《魂断蓝桥》《翠堤春晓》，我在重庆，看的都是原版电影，要看就看原版。她父亲是银行家，她喝的咖啡比她吃的稀饭要多。陆老师的邻居是沈传芷，昆曲大师，常常在家拍曲，邻居们不高兴，报警，派出所来了，警察说：“很好听啊。”

很好听与很不好听，是个问题。嗷非礼呀掉到水里，睡莲怒放。他掉到河中，在游泳馆，他游得很好，一入流水，居然不知所措。大家赶来援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饼的出饼，卖烧饼的愿意出饼，大家忌讳，大家厚道，大家不要，“出饼”一不小心听来，就成“出殡”。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赠他一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黄侃一见，捶胸大哭，黄命绝矣！他看到“绝命黄”三字。算命的打抱不平，说不怪章太炎，怪也要怪黄侃自己，取名“侃”，只能立说，又“黄”了，没著书的命。这是闲话。忙活的是大家把卖烧饼的赶跑，卖烧饼的一路吆喝，一路看白戏，他吆喝：“卖烧饼喽，卖烧饼。”来者自称秦琼，卖烧饼的言道：“你穷，我也不富！”

董老师除了喜欢原版电影，还喜欢听戏，她说五十年代梅兰芳来苏州开明大戏院演《贵妃醉酒》，腰都弯不下去，还是好，男人扮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就是好。董老师五十岁的时候，臀部还像二十岁姑娘们的屁股，这是听人说的，我也不懂。那时懵懂，现在不懂，我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