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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超然（第2页）

正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理想：为天下开太平，所以王安石担当大位之前，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司马光曾说安石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只要他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甚至到了安石初任参知政事，别人已经察觉苗头不对时，司马光仍然赞扬他“文学高一时，名誉传四海，勇于立事，急于进贤”，“材高古人，名重当时”。

如此赞誉王安石的，不仅只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名公巨卿，提及这位后辈总是赞不绝口；欧阳修所言很有代表性：“（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他们多次向皇上推荐这位难得的人才，认为此人若出，四海升平有望矣！

可王安石终于如他们所愿成为宰辅之后，他们很快便连肠子都悔青了。

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开出的药方差别很大，但谁也没料到王安石下的药会如此猛烈。简直是只眨了一下眼，新法便雪片般从朝堂洒落，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帝国的城乡山川顿时剧烈震**起来。看着诏书漫天飞舞，一时间大人们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待仔细一琢磨新法的内容，顿时变了脸色。

客观说，王安石的每条新法，用意都是极好的。如青苗法，于每年农民青黄不接时贷以官钱，使他们免受豪绅高利贷的盘剥；市易均输，由政府参与商业管理甚至经营，避免商人操纵市场平民吃亏；免役法则让各阶层公平负担政府必要的公役。司马光等人却从政令中看出了新法的致命弊端。

司马光是史学大家，历代得失烂熟于胸，加之性格谨慎，有名言曰：“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他的施政要点还是传统的从人上下手，主张先培育人才，改革须得在有合适人才施行前提下稳妥逐步进行。而王安石却是急性子，上台还未坐稳便一笼统抛出政纲。于是司马光断言，如此有法无人、急功近利的新法，只能成为奸员滑吏的扰民工具。

也许是这种观点本身正确，抑或是欧阳修、文彦博等人年岁已大，有了暮气，几乎所有的名公巨卿都认为新法太过急刻、实行起来有可怕的隐患。众人觉得有必要提醒王安石，于是他们斟酌词句，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南方人性格的倔强执拗，安石谦逊地听完之后，竟全然不予采纳。

王安石心中自有算盘，他看准的路就一定要走到底。

他在聆听司马光等人的抨击时，肚里或许如此嘀咕：老兄啊，你说得当然对，但你可曾看见，咱大宋实在不能再拖了，真的支撑不住了呀。难道你不知道，太祖皇帝那时埋下的病根已大发作、快入膏肓了吗？冗兵冗官，包袱一日日沉重，如此臃肿虚弱，自然得受身轻矫健的外人欺负，每年为了买个太平，要给辽、夏大笔大笔的银帛，真正是饮鸩止渴，国库眼看就要见底了呀！假如用老兄的缓方，不消多久，不等外人来打，咱自个就得倒了啊。民间的苦处，你不也很清楚吗？百姓“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这不是你的话吗？

确实，受历史教训束缚太多的司马光过于稳重，担不起非常之任。其实有次他也曾说自己像是药中的甘草人参，治疗一般毛病效果还不错，但遇见重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重病自然须用猛药，依照此喻，王安石才是当之无愧的大黄巴豆。

王安石是极自信的，他默然转身，回到书案，继续研究新法。

他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通过实际效果来打消司马光们的不安，然而司马光们同样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为了苍生，为了大宋朝，他们必须要拉住王安石的手。既然劝你安石犹如青石板泼药，那么只好谏奏皇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非得罢了新法不可。

王安石寸步不让，司马光等势在必得，拉扯久了无好话，谏争慢慢升级为中伤谩骂。王安石的回击太伤这些文豪的自尊了，他居然说谁不服新法便是“不读书”，是“流俗”。这还了得，极度充血的面皮彻底撕破，双方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泼妇般日夜辱骂，简直斯文扫地。连庄重如司马光都气急败坏了，有次竟在皇帝面前与安石手下干将吕惠卿厮打起来。

好，您皇上拉了架，那就请您圣裁这段是非！

年轻的神宗没怎么犹豫就把赌注全部押在了王安石身上。他毕竟血气方刚，实在不想看到大宋如此贫弱，也等不及慢慢来的改革。

王安石得理不让人，顺我者昌、逆我者斥！我这是为了行道济苍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顾不得世俗人情了。当年四处为我延誉、举荐的前辈也好，司马光苏轼这些旧友也好，你们让开吧，我们自己干！

很快，文彦博出守魏；富弼解除使相；吕公著降为颍州刺史；程颢、范纯仁等相继去职；范镇夺职致仕（辞官退休），欧阳修也乞求致仕。

天下又是一次次大震。

但就算全天下人反对，我安石也要做下去，你司马光不是说我“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吗？那咱们看看，最后的胜负究竟如何？

党争的本质的确是争夺政权，然而王安石司马光他们夺权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自身富贵吗？

相比唐朝牛李党争时被贬之人对权势的留恋，王安石当政期间，辞职、乞去、自求外任之人比比皆是；甚至有个老臣“真御史”唐介，活活气死并不是由于被贬斥，而只是因为王安石硬是不听他的谏阻。

“舍生取义”是儒家本色，只要一口气在，兼济情怀都使得他们不能放手不管，受到再严厉的打击也不肯脱身事外。正因为他们的争斗皆出于大济苍生的公心，所以任何一方都不会认错，忠奸誓不两立，定要弄个分明，绝不肯含糊过去，要死掐到底。这种斗争，全然不是庸俗龌龊的名利之争，所以每个儒生都怀着崇高的悲壮，全身心投入，直至把天下人统统卷了进来。

大宋天下，武将温柔可亲，而儒雅的文人们却几乎全变成了暴怒的斗鸡。

可文人毕竟熟读圣贤书，都好面子，像司马光那样在皇宫内打架怎么说都是很失身份的。其实他当时就意识到了失态，据《道山清话》载，两人被拉开后，吕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而司马光却“气貌愈温粹”，气定神闲地看着不停喘粗气、说不出话的对手，仿佛刚才扭成一团的是另一个人。

被排挤出中央后，他们有了更堂皇的理由来表现这种潇洒。像司马光初到洛阳便依照《礼记》做了一套深衣大袖的古袍，换下多年的朝服，又整了个“独乐园”，说是从此闭口不言朝事，要做个独乐乐的隐士了。

这种行为，与苏轼反复写那些带着仙气的超然诗文，正好遥相呼应——

罢了罢了，随你王安石闹腾去吧，我们退隐江湖了！

然而他们真能做个游于物外的隐士吗？

苏轼的超然好像很有点勉强，从古至今，任何一个真正看透世事的人都是懒得说话的——你苏轼为何一次次不厌劳苦撰文作赋，而且篇篇带刺呢？

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人，十几个加起来近千岁的老头子组织了一个什么“洛阳耆英会”，每日置酒赋诗作乐，看起来一副养老闲居的逍遥；可翻翻他们酒宴上所作的诗文，又有几首没有如同苏轼那般影射朝政呢？

更直接的证据，你司马光一把年纪，不好生调养，弄个一动就滚的圆木警枕，夜夜睡眠不足黑着眼圈起来读书修史，只是为了传名后世吗——《资治通鉴》的书名，足以显露著者寄予这部史书的现实意义。

司马光他们，谁也做不成真正的隐士，谁也不能一刻忘怀兼济天下的使命。

他们的超然只能写在纸上，内心深处，从不甘退出战场，即使在生命的最终。

司马光弥留之际，含糊絮语，说的尽是朝廷大事，没有一句私家话。

北宋党争还有一个不知该喜还是该忧的特点：第一次真正成为政坛主角后，面对宽松而礼遇的大环境，所有儒者的思想都得了一次大解放，简直又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几乎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对孔孟学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能提出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并且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高明的，所以只该依照自己的规划来治理天下。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他对任何人的政策都有意见。应该说，他的评论往往正中症结，那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但谁又能有一套无懈可击的方案呢？聪明人好挑刺，高人则纷纷自立门户，这势必造成他们只有在一致对外时才能团结，而一旦得胜得闲，自家阵脚便会乱起来。

新党倒台后，旧党分裂为洛、蜀、朔三派，内因大概正是缘此。

如果以泯灭党争的角度来看，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压制各派学说成为新的唯一主流，也有其积极意义：禁锢思想之余也避免了不少儒家内讧，所以后世的党争又回到了单纯的小人君子之争。

但是没有权威来仲裁的北宋党争仍然得在混战中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