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面所议的问题也是丧仪的一部分,但由于关乎开棺改殓,兹体事大,特地先决为要。
徽宗和郑后的丧仪先前已经举行过一次,时在绍兴七年正月,金人通报了赵佶和郑氏已在几年前死去的消息,当时,官家的悲情表演相当出彩,简直可以让行都瓦舍勾栏里所有的艺伎黯然失色。
初,官家得知凶讯,便“号恸擗踊,终日不食”。“号恸”是声音,号啕大哭;“擗踊”是动作,捶胸顿足。一个无论年龄上还是政治上都相当成熟的男人,当众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道是,女人的哭,多是给别人看的,说明她哭了;男人的哭,却怕被别人看到,说明他伤心了。官家这是典型的女人之哭。女人之哭倒也罢了,还要加上“终日不食”。娘老子死了,哭是必须的。但成天不吃饭,饿坏了龙体咋办?当时的宰相张浚带领着大臣在宫门前“伏地固请”。官家“乃少进粥”。
这是第一幕戏,还算不上很精彩是吧?那就接着往下看。
真的孝子,敢于直面惨淡的讣告,敢于泼洒滂沱的泪水。三天以后,张浚等人“请入奏事”。官家不见,传出话来,说自己由于悲痛过度,仍处于“荒迷中”,不能裁决政务。而且也不知祖宗故事,“恐今日之行,便为典礼”。前面说的神志不清显系矫情,后面说顾虑“祖宗故事”倒是实话。因为按照规矩,老皇帝举丧,嗣皇帝在一定时间之内不能御朝听政,官家担心“便为典礼”。“便为”就是太随便、不严肃的意思。张浚等人听出意思来了,便调转话题,说“祖宗故事”确是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来奏事,而是担心皇上“哭踊过哀”,做臣子的“不胜忧惧”,想来看看皇上。话说到这份上,官家马上又退了回去,说我也很想见见你们呀,但无奈哀迷之中不能自持。再说见了又怎么样呢?我太痛苦了,到时候也只能“恸哭而已”。终于不见。
就这样,官家在大殿内的密室里,臣子在大殿前的丹墀下,内侍在殿陛之间屁颠屁颠地来去传话,共同演绎了一幕装模作样的好戏。双方虚虚实实,进退裕如,相互矫情而又句句真理,相互试探而又心心相印,相互防范而又款款情深。那演技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实在是高。
其实真正的大悲痛是不会这样八面悲风的,除非是为了表演悲痛;真正的大悲痛也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别人表白的,除非是为了宣传悲痛。但官家已经认定了一条:把有限的悲痛,投入到无限的作秀表演中去。
但眼泪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丧仪。眼泪是流给臣子们看的,丧仪却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丧仪的一招一式自然都有“祖宗故事”规范着。以权力意志来规范人们的喜怒哀乐,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带来光明,但他死了却要天下人蒙受晦暗。在那几天里,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原先的色彩和节奏,有如一部陈旧的黑白影片中的慢镜头,连官家手中的笔也不能例外。平常时候,官家在奏报上的批语都用红笔,故称朱批。丧礼期间,要用黑色代替红色,以示丧哀。在这诸多规矩中,有两条我觉得还比较顺眼: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是官员二十七天,庶民三天;行在七天之内,外地宗室三天之内,禁止嫁娶。我之所以觉得“比较顺眼”,是因为把这两条比照下来,说明结婚不在“娱乐活动”之内,而且丧礼对庶民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
绍兴七年的那次丧仪,宋金和议还处于琵琶半抱的阶段,因此,至少在公开场合,朝廷上下还敢于称金国为“贼”,为“虏”,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敢于说出“寝苫枕戈”“问罪致讨”“一举而空朔庭”“刷宗庙存亡之耻”这样的狠话。但到了绍兴十二年八月梓宫归葬时,情况就不同了。宋金和议已经告成,官家把王朝安危和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一纸和议上,真的是搂在怀里怕捂了,举在头顶怕摔了。讨好金人成了时下最大的政治,所有的国耻家仇也理所当然地一笔勾销,剩下的只有人家“大国行仁”的恩典,似乎那几口棺材里的主儿只是去北国旅游度假,因意外事故不幸遇难的。现在人家把灵柩送回来了,上上下下都要化悲痛为感激,丧事当作喜事办。任何纠缠历史旧账或有损两国关系的“敏感词”都将被封杀,甚至被以误国罪追究。
等因奉此,丧仪和葬礼当然是越低调、越简单、越早点了结越好。但皇家葬礼偏偏讲究的是高调、繁复、旷日持久,有些皇帝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为自己修陵墓,一直到老死还没修好。皇陵工程之浩大,于一个“陵”字可见。这个“陵”字本来指高地,后来由于君王和贵族的坟墓越修越高,亦称之为“陵”。汉代皇陵以封土为陵,“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那是何等浩大的工程。唐代则改为依山为陵。以至汉唐以后,“山陵”亦成了皇帝陵墓的专用词。宋代皇陵虽没有汉唐那样的气魄,但精致富丽却毫不逊色,光是陵前的石雕就相当可观。“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河上好石羊。”这是后人品评河南巩县宋陵石雕的说法,认为神宗永裕陵(东陵)的石狮、哲宗永泰陵(西陵)的石象和太宗永熙陵的石羊,在宋陵石雕中最为出彩。很显然,如果按照这样的“祖宗故事”来为徽宗安排葬礼,官家是等不得的。光是像模像样地修一座陵墓,就要等到什么时候?在此期间,几口棺材搁在宫里,难免会成为有些人鼓吹“恢复”的话题。而且以帝王之礼为徽宗大葬,金人听了也不舒服。眼下虽是两国通好,但这种“好”并不是平等的“好”,而是人家恩赐给你的“好”。南宋已向金称臣,是金的属国,葬礼规格过高,对金就有“僭越”之嫌。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但偏偏有些人喜欢唱高调,认为上皇太后蒙尘北国,受尽艰难屈辱。今日迎归,应举行隆重葬礼,以慰先帝在天之灵,表人子忠孝之思和不忘国耻之情。这样的高调不仅漂亮,而且义正辞严,一点也不挤眉弄眼,任何时候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候,又一个“上体圣意”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叫莫将。注意,是莫将,不是“末”将,因为他可是有相当身份的人——工部尚书。工部是负责工程建设的,专业性毋庸置疑。但他却不讲专业,偏偏以中国传统礼法中的“入土为安”为切入点,认为梓宫久在北国,又长途南返,跋涉劳顿,不得安宁,应当早日安葬。若修建正式陵墓,非短时间可以办到,再旷费时日不能下葬实非臣子之礼,亦违陛下孝亲之情。不如“权攒”为宜,将来收复中原时,便于“奉迁神驾”(灵柩)回巩县祖陵。
这个“权攒”好啊!权者,权宜也。其特点为非永久性浅埋,陵墓设施和丧仪一律从简。一个“权”字,把所有那些义正辞严的漂亮话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调全部搞定。
中国的礼法很多,与这些礼法有关的格言也很多,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格言来作为佐证。就以眼下这件事而言,如果你认为梓宫要及早下葬,就捧出“入土为安”来说事;如果你不赞成及早下葬,也可以引用“仇不复则服不除”的说法,也就是说,仇没有报,丧仪就不能算结束,梓宫也就不能入土。反正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官家当然从心底里希望入土为安,只不过在他那里,这个词已变味了。入土为安本来是指逝者之安息,现在却变成了生者的安稳。说得大一点,是安邦定国的“安”;说得小一点,是安身立命的“安”,但归根结底还是安富尊荣的“安”。
最后当然通过了“权攒”的提案。首先,入土为安,于情,于理,于逝者,于生者,都是最好的选择。其二,据掌管天文历法和占卜的太史报告,今年不利于大葬,那就只能“权攒”了。其三,现在用“权攒”,即暗伏了日后归葬巩县祖陵的意思,此所谓“存本后图”,不忘山河重光也。
这样的理由何等堂皇!几乎无可辩驳。
虽是“权攒”,工程比较简单,但秦桧还是上陵名“永固”,官家首肯。这种“实居浅表,蔽以上宫”的“权攒”之法,遂成为后来南宋历代皇帝的埋葬定式。官家是个很现实的人,他说:“前世厚葬引起的祸害,为我亲眼所见。永固陵殉葬物品,决不用金玉珍宝。”既然已经简单了,索性将简单进行到底。
官家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尽管没有厚葬,但一百四十多年后,这几口棺材还是被人打开了。南宋灭亡以后,元朝统治者任命一个叫杨琏真伽的西域僧人为江南释教总统,也就是宗教局长,此人真应了一句俗语:“不毒不秃,不秃不毒。”他来到江南后,把南宋皇陵逐个掘开,以攫取墓中的金银宝货。当掘开徽宗的陵墓时,发现棺中竟然尸骨全无,只有朽木一段。
徽宗棺材里的这段朽木可以视为对一个王朝的病理诊断。当初,金人当然会想到南宋方面有可能开棺改殓而发现棺内有假,但他们还是极随意地以一段朽木搪塞了事,他们很自信:正因为棺内可能有假,你们才不敢开棺;再说,即使开棺了,发现了,便又怎样?谅你们也不敢怎样!
南宋的官家再加上满朝文武都被金人睥睨的目光看死了、料定了,他们果然“不敢怎样”。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你可以失败,可以倒下,但决不能被对手藐视。一个被对手藐视、让对手认定你“不敢怎样”的王朝,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呢?这个王朝已经太监化了,虽然面白无须声音细嫩,看着养眼听着顺耳,却发不出一声雄性的呐喊。
即使发出来了,也是半跪着的,战战兢兢地有如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