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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宫上的安全套（第1页）

梓宫上的“安全套”

以上那些大喜大庆的描写其实是有些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是报喜不报忧的。因为在这诸多仪式中，至少有一项不应该喜气洋洋——和韦氏一起回来的，还有三口棺材，里面装着的一个是太上皇，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

对三口棺材的处理，考验着官家的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眼下这件事而言，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明明有难言之隐，却要做得冠冕堂皇；明明想草草了事，却要做出一丝不苟的样子；明明是这一码事，却要拿那一码说事；明明关注的是事情的实际意义，却在仪式意义上兜圈子。

首先是要不要开棺改殓。

提出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礼法问题，也就是说，当初草草入殓的徽宗等人应该改易相应的衮冕翚衣和棺椁，才符合大殓的规格。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基于对金人的不信任，怀疑他们在尸骨上作假。徽宗死于绍兴五年，当时宋金两国尚处于战争状态。作为被俘虏的太上皇，金人且封他一个侮辱性的称号：昏德公。仅就这封号，他在金国的处境就可以想见。一个生于深宫长于锦绣终日优游于女人和艺术中的风流皇帝，其生命精神本来就相当萎靡，一旦失去了权势的光环，唯有猪狗一样地活着。至于所谓的人格和尊严，那就太不切实际、也太奢侈了。金国凡有大小吉庆，往往会赏赐他一点吃的或穿的。每得赏赐，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写一道谢表，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法表达摇尾乞怜的感激之情。金人竟然把这些谢表编印成册，士大夫人手一本，作为对失败者的一种精神把玩——就像把玩他们的妻妾女子和宫廷器物一样。就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昏德公”，就这样一具在敌人的**威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后来死在五国城那种荒凉的地方，金人怎么可能给他置办棺椁呢？按照女真的习俗，肯定是用破毡子一裹就随便埋掉了。现在和议既成，徽宗等人的梓宫得以归葬，无论是对金人傲慢且阴损本性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现场的揆情度理，人们都有理由怀疑那棺材里面究竟有没有人，是不是先皇。其实早在四年前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即有大臣提出了这样的怀疑，认为“倘或梓宫可还，真假未辨”，且建议将梓宫“斫而视之，然后奉安”。

在官家看来，做臣子的“大言邀誉”可以不负责任，但他作为皇上是要负责任的。这就叫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什么位子上就会怎样思考问题。开棺改殓的要害在于开棺，而开棺则势必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估计十有四五——棺内尸骨有诈，你将何以处置？向金人追究吗？那就撕破脸皮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和议将毁于一旦，弄得不好还会干戈再起，那就无异于祸国殃民了。如果不追究，吃哑巴亏，皇家的面子又往哪儿搁？追究与不追究，或自取其祸或自取其辱，后果都很严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开棺，不改殓，就这样囫囵埋掉，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但既然有臣子提出了开棺改殓，朝廷就得有一个说法。梓宫归葬是国之大事，总要做得周全得体，以免招致讥议。

官家有的是办法：廷议，让大家说话。有道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要你对局面有绝对的掌控能力，就不妨让他们说去。廷议的气氛不仅民主，而且自由。饶舌的大臣们在那里纲常礼法地高谈阔论，有如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官家则在一旁不动声色，气定神闲，有如一个财大气粗的东道主，笃悠悠地攥着钱包随时准备为这场盛宴买单。他其实是在考察下面这些人的忠诚度，看你能不能上体圣意。他相信总会有人说出他想说的话，到时候他再小施“集中”，廷议也就尘埃落定了。

官家的自信没有错，“上体圣意”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叫王赏，他提议：

梓宫既入境，即承之以椁，命有司预制衮冕翚衣以往，及是纳椁中，不改敛，用安陵故事也。

王赏的身份是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朝廷祭祀礼仪的部门，由他来说话，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且他提出的方案又相当靠谱，简直让官家拍案叫绝：在梓宫外面加一个套棺（椁），把帝王大殓时应该穿戴的衮冕翚衣放在里面，由是“不复改殓”。这样做既在礼法上符合帝王的身份，又避免了开棺改殓引起的风险，等于是在梓宫外面加了一只“安全套”。

这只“安全套”好啊！国耻家仇，委地以尽；难言之隐，一“套”了之。

有人说，拍马屁有什么难的？只要脸皮厚就行了。错！拍马屁不光要有“心”，还要有“术”——要有足够的智商和技术含量，能够别出心裁，独辟蹊径。你看这位太常少卿拍得多好，而且他的名字也有意思：王赏，如此心术俱备的马屁精，吾“王”焉能不“赏”？

但王赏的“安全套”还不能算十全十美，因为他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金人会不会在梓宫里面作假。这个问题只能由官家来回答。到了这个时候，官家手里居然还有一张很硬的底牌，他的回答不是粗暴地以势压人，而是翻开底牌让证据说话。他抬出了两位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证人：皇太后韦氏和渊圣皇帝赵桓：

徽宗、显肃之疾，皇太后躬亲扶侍。及启手足，又与渊圣同办后事。懿节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宫之来，皇太后与渊圣呼当时躬葬事之役者，待其毕集，然后启攒。其思虑深远如此。

证据链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既然徽宗和郑氏病危时，韦氏一直在身边“躬亲扶侍”；既然徽宗、郑氏和邢氏的后事都是韦氏和赵桓参与操办的；既然梓宫在金国“启攒”（出土）时，韦氏和赵桓又把当时参与下葬的有关人员集中在一起，对坟茔和梓宫确认无疑，那三口棺材怎么可能有假呢？由于这两位见证人的特殊身份，这实际上是一份无法核实也无须核实的证明，更是一份不能不信也不敢不信的证明。谁如果再说三道四，那就是对皇太后和渊圣皇帝大不敬了，因为他们已经“思虑深远如此”，你还会比他们更“如此”吗？

官家的回答既权威又圆满。

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吧？好，一致通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丧仪和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