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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语境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第3页）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作为英国的三个部分，加入英国已历史悠久，苏格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威尔士加入英国有800多年，而北爱尔兰甚至连100年都不到。在卡梅伦“大政府”计划下的英国通俗地说来就是要削减各项开支，同时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以及社区、志愿组织等。但不可否认它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削减开支的做法符合英国政府财政紧缩的计划，以应付金融危机造成的烂摊子，而权力下放的做法虽也能缓解英国政府的行政负担和经济包袱；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状况低迷的英国，那些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资源产业如苏格兰北海的石油产业一直是英国税收的顶梁柱，而苏格兰方面已多次抱怨北海油气田上缴的巨额税款直接归属英国政府，未曾惠及苏格兰。[8]同时，在联合政府“大社会”语境下的“权力下放”也就意味着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些地方政府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权力，这使本来就有独立倾向的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对“分离”与“独立”的诉求与渴望更加强烈，从而助长部分民众中的这种情绪。苏格兰地方政府决定于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就是最好的例子。

四、中国是否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土壤

随着全球范围内政府治理理论发展以及各个国家推行的政府改革的实践。公民自治的形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英国目前“大社会”计划也具有公民自治的色彩。但是这种“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是否在中国可行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分析，尤其要研究中国是否具有“大社会”这种治理模式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以及思想土壤。

（一）社会土壤：缺乏历史根基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历史悠久，其社会发展的模式以及单元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江村和禄村等地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将人与人之间关系区分为“血缘”和“地缘关系”。[9]前者是建立在乡土社会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农耕文明。而后者是建立在商业社会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自始到现在，都是属于一种关系社会[10]，一种伦理化的社会。在中国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社会中关系与信任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关系信任的文化。从孔子那里便有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说。即使讲公道、讲法，仍然不能超越人伦之情。[11]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西方历史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中世纪以后，其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小共同体社会，人们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社会团体，教会占据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基督教锻炼了西方人社会为本的责任观念。[12]正如张荫麟所说，“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庭的小群而尽忠于超越家庭的大群的要求，成了西方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因此西方家庭观念极为淡化，而集团生活甚为浓厚。”[13]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社会的形态正在从农耕时代进入现代文明时代。数字显示：我国现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每年大约有1500万人在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每年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这种这种转型中的社会体系还不够稳固，公民的还未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还不能完全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大部分仍然沉浸在农耕社会的环境下，这就犹如生长的作物，肥料充足但肥力缺乏。

（二）政治土壤：条件不够充分

英国“大社会”计划依托的社区概念已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之中，而民主制度作为英国的政治土壤也为“大社会”计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英国地方自治传统历史悠久，素有“地方自治之母”的称号。近代以来，地方自治制度虽然发生重大变化，但其自治传统仍在。如1888年和1894年两个地方政府改革法都明确规定实行地方自治。1974年的《地方政府法》仍然保持了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在当下，地方自治制度已构成了现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4]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组织，它的本质在于阶级统治。人类社会的阶级诞生以后，“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他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也不能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抓只工具的性质”[15]。因此，国家不像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那样是全体居民的权力，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讲，国家是“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16]与西方不同的是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原意是民之主，意思是君主是人民的主人，而参见表1，就《经济学家》杂志到目前为止公布的民主指数而言，虽然有刻意降低贬低中国民主的表现，但是无论是从总体排名和各项指标的得分而言中国与英国民主差距存在的巨大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随着阶级而消亡，民主也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是通向其理想的无国家无民主的必经之路。[17]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改革的道路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因此英国“大社会”计划可能会在中国未来产生，只是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

表1中英民主指数差异

（三）思想土壤：养料充分

英国虽然在政策上最先提出了“大社会”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而是现为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的副校长廖逊，廖逊在1986年5月一篇学术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中，正式使用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概念。在他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中尤其是建立省级银行以及设立统计局的概念与英国“大社会”计划的启用休眠银行以及财政透明政策十分相似。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玛丽娜·斯托得（MarinaStott）的一篇《大社会的挑战》中便认为英国“大社会”计划的是新瓶子里装着的老酒，玛丽娜·斯托得认为廖逊《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这个概念就像是戴维·卡梅伦“大社会”的设计图纸。1987年海南正式开始实施“小政府、大社会”体制。虽然该计划伊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诟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观念上的变迁，“小政府、大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一体制后来还被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所效仿。

五、英国小政府大社会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大政府”计划虽然听上去颇有些“乌托邦”的色彩，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类似，许多概念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大社会”作为党派竞选的口号，在竞选时的用途无疑是为保守党竞选造势，当保守党竞选成功之后，“大社会”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时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可能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大社会”这一概念起初得到英国选民的青睐，在英国社会运行之后却并未受到英国民众的充分肯定，因为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英国公众更关注的是就业以及社会保障问题。本身就具有“大社会”社会土壤和政治土壤的英国还没有表现与“大社会”的良性结合。目前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并非完全容纳不下类似“大社会”的公民自治计划，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十分复杂，既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江南地区也有嗷嗷待哺的西部城市。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以及开发沿海沿江政策的做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是近40年来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最终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强势政府的有力治理。同时相比之下，英国相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较少。中新社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这一数字已超过英国、法国人口总数。因此，英国的治理相对比于中国而言更加方便、更加有效，不用考虑到地方差距、城乡差别等因素。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英国仍然出现了2011年伦敦暴动事件，同年有报告显示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30年前，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18]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民主政治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官民共治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当前中国的国情而言，当前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打击腐败、造福人民，等等。

结语

2010年5月，卡梅伦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在13年之后，重新将保守党带回英国的权力中心。在他上任伊始，大胆提出了“大社会”计划，这项社会改革的计划是将政治家手中的权力交给民众。卡梅伦这种强调大社会小政府的特色具有强烈的“去工党化”的政治色彩，其力图改变工党时期“任何事情都依靠政府解决”和工党时期“国家保姆”的形象也是昭然若揭。“大社会”这一在具有浓厚变革色彩的社会改良计划特点鲜明但也存在着困境与阻力。就中国而言，英国“大社会”的计划所需要的思想土壤虽然较为充分但基本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虽然存在但仍然不成熟。在国情差异较大、民主基础不同的情况下，我国推行类似的做法未必可行。

[1]成晓叶，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科社部硕士研究生；凌宁，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政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本文特别鸣谢英国约克大学的JamesBarbe。

[2]合作社意味着工人所有并由工人运行的组织。

[3]互助性组织意为消费者或是顾客来承担所有权。

[4]陈建平：《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浅析》，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1）。

[5]刘建飞：《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及其一年的实践》，载《当代社会主义问题》，1998（3）。

[6]彭澎：《中外执政能力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7]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8]《苏格兰独立公投引发北海油气暗战》，载《中国能源报》，2012-02-08。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李伟明、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载《社会学研究》，2002（3）。

[11]张军：《社会保障研究年》，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12]同上。

[13]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14]张日元、王敬敏：《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的历史考察》，载《岱宗学刊》，2007（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王浦驹：《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7]俞可平：《推进管理创新，重构社会秩序，走向官民共治》，人民网，2012-10-01。

[18]《英国贫富差距拉大富人穷人差别对待引发民众不满》，中国广播网，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