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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科学哲学之系络背景（第2页）

1995年两位日裔美籍学者IkujiroNonaka和HirotakaTakeuchi发表《知识创造的公司：日本公司如何创造创新的动态》（TheKingpany：HoaheDynamiovation），此书根据日本的知识传统（笔者注：其实就是中国的哲学传统，哪里是日本的传统？心物一元也是中国传统，日本也不例外。自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量子理论”出现后，心意识与物质之间的互动，改变了旧物理学的观点，是一种新世界观或典范的来临），结合日本的管理实务，创造了四种知识转换的模式及其四种知识的类型，成为第二年世界十大企管名著之一。

此书很有创新意义。过去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是鹦鹉学舌般地照抄，几乎很少就科学哲学（注意：不是科学的哲学，而是科学哲学）的角度反省这些理论背后的哲学预设，最明显一例即20世纪80年代使用“公共管理”一词，未反思其政治理论所谓顾客导向的错误，笔者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或道统的核心价值，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创造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科学理论而普及西方的学术界呢？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这两位日裔美籍学者已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也是前述第一、第二两种学习风格的好案例。

中国的未来必须要从外部检验走向内部检验，从短期应变的实用走向长期的长治久安，超越西方人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回到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默认，才能反思批判工业社会不适合人性发展的模式。

中国人的和平崛起，必须返回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主体性中，吸收古今中外最精华的价值并融会贯通，重新创造最适合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新模式。

四、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儒家的行动理论及社会资本的建立

四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崛起，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科学的先驱，科学理论就是真理，在这种迷思下，过度引申西方文明的价值具有普遍性，东方国家因为科技发达较晚，信心不足，遂难以批判西方文明价值普遍性的霸权优势。

其实，就学术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而言，人类发展前途处于迷惘之际，此时从西方文化霸权中觉醒，反思中国文化精义正值其时矣！

西方文明价值普世论的迷思，其外在因素大致有四：

①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亨廷顿说：“西方赢得世界并非靠思想或价值或宗教胜人一筹，因为其他文明国家因而归顺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运用组织暴力上的优势。”

②西方文明价值的普世论，是一种脱离文化系络的语言。亨廷顿醒悟到倡谈西方价值的普世论，根本就是一种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是普世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又说：“西方所谓的普世论，对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国主义。”

③保卫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遍性。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贵，并非因为它很普及，而是因为它很独特。因此，西方领袖主要的责任不在试图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这已经不是其正在没落的力量所能为了，而在保存、保护和重建西方文明独树一格的特性。”

④全球化后文化差异更加重要。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是西方文明价值的战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理念具有普遍的真理性，欲强加他人接受，纷争难以止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得好：“我不信‘全球化’这名词。我认为任何界限消失之后总会有新的界限产生，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现象……事实上，人类只能透过界限来了解自己。”

至于迷执西方文明价值普遍论的内在原因，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大致有以下各点：

①20世纪物理学爱因斯坦典范革命前的牛顿典范迷执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真理有其普遍性。

②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量子理论有测不准原理。50年代科学哲学大师KarlPopper提出“否证论”（falsifibility），科学理论顶多是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科学命题要有可错性，或可证为误性，百分之百正确的科学命题，不具科学性，那是“重言反复的命题”（totalogicalproposion）。

③社会科学的理论更难有百分之百的科学命题。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自诩为绝对真理强加于人，总要留有可错性的余地，供人实践中检验批判。如此，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科学理论才不至于独霸专行，一个开放社会才有可能树立起来。

中国社会的行动内涵以儒家为主流，其礼治内容发自普遍人性的心性之学，其普遍性并非根植于感官经验的基础，而内蕴于良知良能，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端赖人反身体悟其普遍性，牟宗三谓其为“内容真理”（iruth），其内容难以文字表述，而须个人默会，这种“默会知识”（taowledge）又叫“个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0世纪9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生产过程中，有形要素如土地、原料、机器、厂房的重要性下降，而无形要素如学习能力、品牌、创意、信用等重要性上升。因此原来区分公有与私有的有形因素日趋式微，而无形因素难以区分公有与私有的界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已无必要，混合式的经济成为人类生活方式暂时的实践潮流。

因此，今后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有几个基本前提必须注意：

①由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产生不可治理性难以胜任，必须将职权转移到社会性的自发组织来为政府承担一些具有公共性目的的达成。例如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环境卫生及保护的宣传与实践。

②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者的贫困救济问题，必须依靠各种慈善机构动员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以减轻政府的开支或负担。

③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往往复杂难解，需要有效的沟通和咨商，建立双方彼此的信任，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④人非禽兽，自然会有永恒价值的心灵追求，以及真、善、美、圣等价值的实践，尤其在经济繁荣进步后，公民自发的文创活动、艺术活动、科学活动和宗教活动等的实践力行必然随之而来，如何有效管理，是一新兴课题。

以上种种活动皆超越了政府机关的权力运用，以及市场关系的金钱交易，只有社会性团体的生动活泼，可以弥补政府权力关系的不足，可以补充市场交易金钱上难以传递的价值体验，这种看似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软实力”，足以弥补权力和金钱等“硬实力”的不足，而其有效的实践，则有赖于结合少许的权力、金钱和大量的影响力，吸引人才与财力的集中，才能达到所谓执行力的“巧实力”（smartpower），这就必须使社会组织的行政做到：①敏锐地扫描环境；②坚持人文价值，追求有意义的行动；③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完成让人感动而又有所体会的“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s）。

早期的公共行政强调层级节制的组识形态，以运用权威的模式来治理，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盛行市场机制的价格模式来治理，21世纪来临，社会变化多元，社群组织兴起，它们更有赖于自组织（self-）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在自组织随着时代潮流的演变下而将蓬勃发展的趋势，其行动或互动模式的理论建构假定，以MichaelHarmon的行动理论最为精彩，也符合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简述如下：

①自我本质的假定：自我是主动的而非被动受控的；自我是社会性的而非原子式的。

②分析单位：主张“面对面的境遇”（face-to-fater）。

③认识论上强调“互为主体性”（iy）。

④动机来源：道德的-伦理的关怀，具有充分的人文主义关怀。

以上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有别于长久以来行政理论以“行为”而非“行动”为观察对象。前者乃实证论的产物，而后者则为包括实证的、诠释的和批判的三种理论成分，最适于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建构途径。

这种理论建构的前提建立在双方彼此互动过程中，预设了皆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在面对面的境遇中，以道德的-伦理的关怀，形成社会管理的理论，从而塑造社会团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以弥补权力与金钱场域世界中因交换关系所形成的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不真诚与不信任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原来生活在小团体里，团体与团体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团体成员在其界限内互动。网络社会兴起，其组织界限具有渗透性，层级较为平坦或曲折，公共服务人员原来是层级节制的管理人，视网络社群为非正式组织，如今这种网络社会组织形态越来越重要，反而成为正式的组织。

网络组织的互动不以权力，也不以金钱，作为行为的驱动力，它必须建立在团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组非正式价值或规范之上，使他们能够合作共事，其运作的润滑剂即信任，此即福山所谓“社会资本”。他说：“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最高效能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通伦理价值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社团成员互相信任的基础。”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是人性的“异化”（senseofalienation）问题，而20世纪后期的问题却转变为“工具理性”（iionality）或叫“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凡是缺乏美学或艺术无所为而为的心态（mi），必欲化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此在权力与金钱流行的场域最为明显，亦最无真诚的心态，难以建立社会资本。

春秋晚期亦是工具理性开始膨胀的时候，不过那时没有这类的专有名词，试看下列引文及笔者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