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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科学哲学之系络背景（第1页）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科学哲学之系络背景

吴琼恩[1]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涉及内外两环境，必须先确定环境的系络（text）意义，才能讨论问题。外环境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过程；内环境是指开始改革开放的行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可行之路，JohnRawls即持此看法。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中国特色即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不能丧失这种自信心，否则将成为黄皮白骨、非中非西的人。中国的道统即心性之学，有别于西方传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康德哲学，发展至今的现代哲学精神。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是异化或疏离问题，在20世纪后期则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与春秋战国时代如出一辙。恢复中国的儒释道精神，乃所以克服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恢复人性的真诚和人统之正的道统精神，此乃中国特色的精神，亦足实践中国梦。当这种心性之学弘扬于世，天人合一的精神可以减缓生态危机，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并有望建立真诚的社会世界，此为当代及未来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至于政府-市场-社会管理三种治理模式，各有其局限，应有互补的功能。层级节制的治理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市场的治理模式亦有时而穷，自组织的社会管理模式更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建立，中国传统特色的心性之学，乃应机而恢复其应有的哲学地位或时代特色。

一、前言

2011年3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出版界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笔者看后觉得很不错，于是向台湾地区的朋友和学生引介此书，希望大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开拓未来的“中国梦”。

其实依据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向来就有浓浓的历史精神和长治久安的中国梦，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是超脱时间的历史意识，难道还有别的？这不是超脱个己生命的意识，拥抱群众，与宇宙精神生命为一体的文化意识，难道还有别的？

1949年10月1日诞生于台湾地区的我，自懂事以后，不断沉思，共产党何以取得天下？国民党何以败逃台湾，何以将亡未亡？这里面总有一点道理可讲。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有几点：①有扫描环境的能力，灵活应变；②充分运用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潜能；③重视历史教训，善于学习。国民党之所以败，败在当年苏联代表鲍罗廷所说：“国民党没有路线斗争，只有私人恩怨；共产党则有路线斗争。”（大意如此）2013年1月29日上午11时，笔者率《海峡评论》访问团访国台办时，当时的王毅主任告诉笔者：“当今台湾，国民党没有方向，没有路线；民进党则是错误方向，错误路线。”此语与鲍罗廷所言相似。然则，从台湾史观之，民间社团尤其是具有政治性者，大多分分合合，团结不起来。当代更是如此，例如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发布“两国论”时，试问党内大老可有路线斗争？非得政治生命日薄西山时，才有中国民族大义论出现。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又何以将亡未亡？此或因“两蒋”时代复兴中华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至今仍在社会各界发生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然何以又言之将亡？此因“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迷失，社会互信或伦理信任疏离，难以再像过去每遭遇民族大灾难时，内部自然兴起凝聚力的潜能。现在的台湾地区已明显可见，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寻求个人权益的保障比比皆是，却缺乏个人主义尊重他人权益的责任感或义务感。此时的台湾，族群分裂已无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政党分化已无集体利益的最高共识；社会互信感疏离已难以建立组织内外的合作诚意与行动。此种文化精神的衰退，似将说明台湾欲振乏力，两岸和平统一之期，将视中国大陆能否从1949年一条腿（民族主义）的站立，辅之以2011年十七大后文化建设的成效（文化主义），以期两条腿一起站立起来。

二、扫描环境，承前启后；策略定位，行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

三种管理系统的整合及其所面临的局限与互补性。

过去的组织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变量关系的控制与管理，当代的组织理论更加重视组织如何在外部环境中竞争生存的问题。所谓策略即如何扫描环境，寻求组织在此大环境中所能创造的独特价值，并能采取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整合活动，环绕此独特价值而力求创造实现之，以取得竞争优势。没有此独特价值，即无所谓竞争优势。

组织欲创造独特价值，必先扫描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将如清朝从乾隆王朝到同治朝，对英国工业革命已然降临的趋势毫无所知，仍顽固坚持自已的世界观（此就认识论而言），认识能力尚且不足，谈何与时俱进，向西方学习？直到要超英赶美和“**”为止，中国虽然落后，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竞争过程中，依Yeung（1999）等人的研究，存在四种学习风格。①实验型的学习风格：这是来自自己的直接经验的探索式学习。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技术人员撤走后的自立更生，所摸索创造的原子弹（1964年）；又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个真正中央高度集权的政体，中央权力第一次直接达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理论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民才第一次具备了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制度条件（郑永年，2012：216）。农民可不可以民主？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是否可以在中国创造出与西方不同的模式，这都是实验型自创的学习风格。②创新型的学习风格：学习他人的经验，而获取新的能力。例如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向西方经验学习市场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但未放弃中国特色，可惜20世纪80年代西化潮流太甚，所谓猫论是实用主义的、临时应变的救急观点，有待现今持长治久安观点的社会文化改革。③标杆学习风格：这是向他人现阶段的长处学习，而无创新意义的学习。这种学习风格顶多迎头赶上标杆，却可能与自身文化水土不服，因而是最无效率或竞争力的策略学习。④持续改善的学习风格：学习经验来自自己不断的改进，却无创新，类似于日本企业善于模仿。

自1949年后，中国真正建立了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个时候国家范围大于民间社会，中央政府权力史无前例地贯彻到农村各个角落，政治动员频繁，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党成为革命式或意识形态的政党。这种民粹式的政治动员治理模式亦史无前例，其结果有三：①法治规范破毁；②专业精神下降；③社会资本流失。这三种结果必然产生经济的衰退，又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20世纪80年代末期青年一心向往西方文明表面上的繁荣，未知在里根总统供给面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早已种下2008年的金融海啸危机。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消退潮流中，中国文化精神尚未普及自信的状态下，思想真空，流于对英美西方表面繁荣的羡慕，又因长久心灵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初连邓丽君的美声歌喉亦被有些人误解为“靡靡之音”，这种只知政治，不知何为真、善、美、圣价值的文化氛围，的确是改革开放初期应超越之问题。

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因为社会世界越来越复杂，中央政府无论再怎么英明，仍难以由上而下地去理性计划，必须放权让地方政府因地因时制宜，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自由自主地寻找最有利的经济交易机会，目标在行动中发现并在实践中修正，所谓“Goalsarediscoveredbyag”，最初的目标只是大概确定的，必须留有空间在行动中去不断修正，此乃市场经济的行动要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来临，政府对内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中央对地方政府放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邓小平的创新政策，政治哲学家JohnRawls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能利用市场经济的好处之一——效率。不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只要政局安定大约30年左右，中国的社会一般很快就会富裕起来。汉初文景之治与民休养，到汉武帝时经济富庶，开始北伐匈奴；唐太宗贞观之治，不到30年就有实力北伐突厥。清初，康、雍、乾三朝的GDP世界第一，直到1820年鸦片战争前20年，仍然是世界第一。1949年至1979年的台湾地区，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30年间成为“亚洲四小龙”第一。中国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后，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成就。

1999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七；

2003年广东的GDP超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4%（美国20。9%；欧洲19。5%），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

2005年的GDP超过英国；

2006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五，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

2007年广东的GDP超过台湾地区，中国的外汇存底14336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国的GDP世界第三，超过德国，这一年的GDP是1978年的70倍；

2008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2010年的GDP超过日本，世界第二；GDP超过台湾地区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全国人均GDP是3400美元。

一般估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占世界的22。9%，届时美国只占17。7%，欧洲占13。3%。

由以上的数字可见，中国人的历史再度证明，只要无外患、无内乱，中国的经济自然会富庶起来，这其中当然有我民族文化的优越价值因素在内。不过市场经济发展导向的结果，引发了若干负面现象，有待于今后的社会管理补救之：

①经济不平等，有待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的补救。

②环境保护问题，也有待NGO的努力。

③全球化及权力与金钱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产生精神疏离与伦理社会互信感扭曲后的重建问题，及宗教团体的存在因应方略。

④作为国家的公民应用精神和作为世界公民的一分子，应如何培养、教育与训练的问题。

此外在市场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变，影响政党党员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农民、工人、军人、党政干部在党员中的比重下降，而新兴的白领阶层如律师、企业主管、教授入党的人数增加。换言之，现在的社会结构已不能简单地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两种阶级之间，还存在无数新的社会阶层，例如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创意阶层（creativeclass）的兴起，他们凭自己的能力表演或表现创意而获得社会名望，其财富比起资本家毫不逊色，这些人加入共产党，但并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普及，势必造成弱势群体的出现，再加上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各国重投资轻环保，以及作为统治工具的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形成“M”形社会的中产阶级萎缩。中国面对以上全球化及国内社会转形变化的新形势，求之于政府，将超出政府能力范围所及，形成“不可治理性”（iy）；若求之于将本求利的企业家，恐将缘木求鱼。唯有留给NGO或非营利组织去进行社会管理，结合少数的权力和多数的影响力，或者少许的金钱和多数的志愿者，奉献有意义的工作，发挥对国家或对世界具有承担或责任的公民精神来管理解决之。此即社会管理时代的来临，下文将再详论之。

三、中西文化的竞争优势：超越实用主义思想，中国需要长治久安的策略性思考

中国文化精神道统绵延五千年，有其一贯的核心思想，或可以当代时髦的学术名词典范（paradigm）喻之，中国长治久安的策略是以①天人合一；②身心一体；③自他不二；④心物一元为知识论的世界观，这种典范即世界观的特色所创造的文明世界，虽盛极一时，到了近400年来，由于西方知识论中典范（天人对立、身心分离、自他分途、心物二元）的影响并取代了中国传统典范的世界观，所创造出的文明价值及生活方式，尤其是工业社会及其所伴随的资本主义，使19世纪的马克思及卡莱尔、瓦格纳等人都抱持着“工业化将会以人性的堕落作为代价，最终将使整个世界付之一炬”。并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根本性错误：少数有产阶级与贫困大众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某种革命危机将带来新的社会主义秩序”。

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都是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其背后的世界观正与中国传统的道统精神不同，从20世纪物理学的“典范移转”（paradigmshift）观点视之，西方文明在牛顿典范引导下，300多年来已走到尽头，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觉醒，越是当代物理学的世界观，越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世界观相通。20世纪70年代美国旧金山成立Shambala出版公司，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要向东方寻找灵感，1996年在纽约百老汇剧场以蒙太奇手法表演“神舞”，表现当代人生活的紧张和空虚，要向印地安的祖灵祈求安心立命之道，轰动一时。事实上他们的祖灵也不过表现了“天人合一”、“身心一体”、“自他不二”、“心物一元”的思想观念，与当代物理学典范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典范如出一辙。

中国文化精神的典范指引，是否有利于当今企业的发展，或创建这样的典范世界是否将有利于人性的上扬？笔者观察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确定这种典范会使人性上扬，不过须对其外在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与时俱进地加以改进，或能普及人类世界，毕竟“四海同心，此心同，此理亦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