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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帝国时期的罗马文化（第6页）

抢到的姑娘被带走——婚**的战利品，

恐惧反而使她们更楚楚动人。

假如女的拒不服从伴侣，挣扎太凶，

贪欲的汉子干脆就抱走勿论，

说声：“何必用眼泪糟蹋温柔的眼睛？

我对你，就等于你爸对你母亲。”

啊，罗慕路斯，你只会犒赏你的武士，

若给我这等奖赏，我也要去从军！

请注意：自从那年代形成神圣习俗，

剧场至今以陷阱威胁着美人。[34]

《爱的艺术》引起了元首的强烈不满。奥维德也因此被指责为“**和私通的导师”。[35]

奥维德的壮年时代是其创作的第二阶段，作品主要以《变形记》和《历法志》为代表。约公元前2年，奥维德发表了一部长诗《变形记》，用诗歌的形式重述希腊古典的神话故事，其中有：阿波罗追求达夫涅和达夫涅变成桂树的故事；朱庇特变成牛劫走欧罗巴的故事；农神之女被冥王劫走的故事；高傲的尼奥柏失去7儿7女的故事；代达洛斯和伊卡罗斯自制羽翼飞翔的故事；美狄亚帮助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等。诗人的最大成功就在于：第一，他能有机地把各类分散的神话组合起来，将其编织在一部诗作之中；第二，对所有神话进行罗马化的改造，使其适合于罗马人的文化土壤扎根，成为罗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变形记》的最后1卷，诗人巧妙地加进了对罗马祖先的歌颂，加进对奥古斯都的颂扬，使诗歌更加贴近现实，更加贴近时代。他这样写道：“恺撒的武功文德并茂，后来成为天上的星宿；但是他成为天上星宿并非完全因为征战得胜，政绩昭著，光荣立就，而主要因为后继得人。恺撒最大功业在于是当今皇帝之父。”[36]他断言：“大地上只要有人住的地方，甚至海洋，都将归他统治。”[37]他认为：恺撒“在天上看到自己儿子的善政，他承认这些善政比他自己的更为伟大，他看到儿子青出于蓝很是快慰。虽然为人子者不准人们把他的功业评得比父亲还高，但是名誉是不容阻挡的，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的；不管他的意欲如何，他的名誉还是在上升”。[38]奥维德在诗中祈祷所有的罗马神灵：“千万把奥古士都放弃他统治的世界而登天、在天上倾听我们的祷告的日期推迟到遥远的将来，推迟到我们死后！”[39]

奥维德与贺拉斯一样，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他坚信：“任凭朱庇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食，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消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萃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那里我的作品就会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名必将千载流传。”[40]

《历法志》是用诗句形式记录有关宗教的礼仪和罗马的历法，具有明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黑海被流放的10年构成了奥维德作品的第三阶段。在荒凉的黑海海岸，极其孤独的奥维德写了许多诗，有的直接或间接地献给元首，恳求宽恕；有的寄给罗马的朋友，请求他们帮助他重返罗马。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17年，奥维德带着终身的悔恨和遗憾孤苦伶仃地在托米去世。黑海10年，奥维德写的诗歌主要有：《悲愁诗》（Tristia）、《黑海来书》和《自传》。这时的诗情调忧郁，现实生活真正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它们不是由才能与艺术创造，灾难本身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1]

四、卢卡努斯

卢卡努斯（MaraeusLuus，英文称Lu，公元39—65）为罗马帝国初期史诗作家，因其所著史诗《内战纪》（DeBelloCivili）[42]而闻名于世。

卢卡努斯于公元39年出生在拜提卡行省（Baetica）的科尔杜巴（Corduba，今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罗马移民的后代。他的祖父是著名的修辞学家老塞涅卡（LuaeusSeneca）；两位伯父分别是诺瓦图斯（MaraeusNovatus）与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小塞涅卡（LuaeusSeneca）；他的父亲梅拉（MaraeusMela）出身骑士阶层，娶了科尔杜巴当地一个较有名气的演说家卢卡努斯（AciliusLuus）的女儿阿奇莉娅（Acilia）为妻。

卢卡努斯出生后不久，即被送至罗马，在少年时期得到小塞涅卡的抚养和教导。小塞涅卡在公元49年从科西嘉岛被召回，成为尼禄的老师后，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尤其在尼禄即位（公元54年）后，成为御前首席顾问，富贵至极。优越的家族背景使得卢卡努斯有机会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在雄辩术学校学习修辞学，展现出高超的天赋和才能，又师从哲学家科尔努图斯（utus）学习斯多葛派哲学，并赴雅典进修。

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在公元60年举行的庆祝“尼禄尼亚节”（Neronia）的赛会上，卢卡努斯当众朗诵了一首赞颂元首的颂辞，获得了尼禄的赏识。出于对文艺的热衷和对卢卡努斯的欣赏，尼禄将他从雅典召回，在他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情况下，破例授予其财务官的职位，后又任命他为占卜官（augur）。然而好景不长，尼禄不久便下令禁止卢卡努斯发表和朗诵诗歌，导致二人关系破裂。关于这一事件，古典作家们普遍给出的解释是尼禄妒忌卢卡努斯的才能，压制他的名气。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卢卡努斯的政治立场。他虽然在《内战纪》前几卷中极力歌颂尼禄，但仍旧抱有强烈的共和思想，在作品中贬斥恺撒。这一做法直接威胁到元首统治的合法性，引起了尼禄的反感和警惕。[43]在满心怨愤的驱使下，卢卡努斯加入了披索（Piso）阵营，企图废黜和杀死尼禄。最终阴谋败露，卢卡努斯被尼禄赐死，在浴室中割腕自杀，年仅26岁。他的父亲和两位伯父也受到牵连而被勒令自裁。

卢卡努斯生前创作了许多作品，例如，诗歌《尼禄颂》（LaudesNeronis）、《俄耳甫斯》（Orpheus）、《农神节》（Saturnalia），散文《罗马之焚》（DeIndioUrbis）、《坎佩尼亚书信》（Epistulaeexia）等，但仅有史诗《内战纪》传世。

《内战纪》是卢卡努斯创作的一部六音步史诗。它虽然在文体上采用了诗歌体，但从内容上看，却叙述了公元前49—前48年由庞培、加图率领的元老院与恺撒的斗争历程，是一部排除了神对历史的干预，以人事为中心，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题材，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史诗。[44]它的目的是探究内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揭示罗马盛衰之理，通过对客观历史的深刻反思，得出用于教谕世人的教训。

在开篇伊始，卢卡努斯先指出了内战爆发的原因：第一，是盛者必衰和三巨头同盟必将破裂的宿命；第二，是庞培和恺撒实力的膨胀、竞争；第三，即最深层的原因，是罗马社会的腐化堕落。关于最后一点，卢卡努斯继承了萨鲁斯特、李维等历史学家的道德史观，形象地描绘了一幅世风日下的社会图景：

当罗马征服了世界，命运女神（Fortuna）赐予她过多的财富时，繁荣逐走了美德，从敌人那里掠夺来的战利品引诱人们过上了侈靡的生活：他们无休止地贪求财富和豪宅；贪婪之心拒绝那曾经令人饱足的粗茶淡饭；男人们争穿那些连年轻的妻子们都不合适穿的衣服；勇气之母——清贫，为男人们所离弃；各个民族的毒药（奢侈品）都涌入罗马。接下来，罗马人开疆拓土，直到那些土地——卡米卢斯曾在那里推着铁犁，像库里乌斯那样的男人们很久以前曾在那里挥舞古老的铲锹——变成由外族农民（奴隶）耕种的大地产。这样一个民族无法在安宁的和平中寻得愉悦，也不会放下武器享受自由。于是他们迅速狂热起来，在贪欲的驱使下犯下卑劣的罪行。倚仗利剑，威吓国家成为巨大的荣耀，强力成为衡量正义的标准。从此，法律（lex）和平民的法令在暴力中通过；保民官和执政官都破坏了公义；从此，罗马的束棒成为贿赂的俘虏，人民（populus）也竞售自己的选票，而年复一年地在马尔斯广场上横行的腐败毁灭了这个国家；从此，高利贷和利息贪婪地等待着还贷的时刻；人们将诚信扫地出门，纷纷在战争中牟利。[45]

之后，卢卡努斯开始正式叙述内战的进程。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一路势如破竹。罗马全城陷入恐慌；凶兆频现，预示着大灾难即将降临。对此，卢卡努斯的描写非常生动，具有极强的画面感：

元老院的厅堂被撼动，祖国的父亲们（元老们）从座位上窜起，将可怕的宣战书抛给执政官后仓皇而逃。那时候，由于不知道去何处避险，去何处逃难，每个人只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接踵逃命，被逃难的队伍裹挟到未知的地方。他们冲进逃难的长队。见到此景，有人可能以为房屋着了大火，或者大地震来临后房屋在崩塌中坠坠摇晃。疯狂逃命的难民们盲目地向城外奔去，好像他们要逃离灾难，只有越过祖先们建造的城墙……没有年迈的父亲有气力去拦下儿子，没有悲泣的妻子留住丈夫，也没有人有充足的时间向家神祈祷，祈福避祸。没有人在逃离前驻足自己的门口，哪怕多看一眼这个他深爱着的、可能再也不会看到的城市。[46]

加图见到此情景决定放弃中立的立场，加入庞培派。庞培军在意大利节节败退；庞培在布隆图辛艰难突围，逃向伊庇鲁斯（Epirus）。恺撒占领罗马后实施独裁，将国库财产据为己有，然后向西班牙进发，在马西利亚与当地的居民鏖战，征服了马西利亚人。虽然恺撒在西班牙战胜了庞培派将领佩特雷乌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却在亚德里亚海和利比亚遭遇惨败。就在这时，庞培派在伊庇鲁斯召开会议，执政官莱恩图鲁斯发表了号召元老院继续战斗的演说。演说辞铿锵有力，具有高峻之美：

祖国的父亲们，如果你们还有一颗与拉丁人的品质和古老血统相称的勇敢之心，就不要再考虑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不要再考虑我们距离被占领的罗马有多远，而是承认元老院现在的样子，你们依然有权力通过任何法令，首先宣告这一条吧——所有的国王和民族都知道这一事实——我们是元老院。不论是在北方寒冷的大熊七星下，还是在烈日炎炎、昼夜等长的南方，不论命运女神将我们带往何方，国家大权都在我们手中，统治帝国的权力都会与我们同在！当卡庇托尔山上的圣殿被高卢人付之一炬时，卡米卢斯就住在维伊，而当时的维伊就是罗马！我们的命令从未因移动地点而丧失权威。如今，悲伤的建筑、空**的房屋、噤声的法律、在阴郁的节日中关闭的法庭，都落入恺撒的手中。但是被恺撒控制的元老院厅堂，只看见了在罗马尚未被抛弃时它所逐出的那些元老。现在，从那伟大的队伍中来的每一位元老都不是逃亡者。[47]

恺撒也迫不及待，在平息军队哗变后，率军渡海进入伊庇鲁斯，与庞培决战。但是安敦尼在意大利按兵不动，迫使恺撒独自在深夜乘舟渡海前去催兵，结果因遭遇暴风雨而未能成功。恺撒最终决定实施围攻战，修筑巨大的工事以图困死在佩特拉城安营的庞培军队。庞培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突围成功，并利用恺撒的决策失误大败敌军，一路追击至帖撒利。在那里，庞培的次子塞克斯图斯通过女巫艾瑞克索的魔法，得知未来的恐怖景象。在法萨卢大战当天，两军展开空前惨烈的战斗，恺撒军队奋勇拼杀，庞培军队则士气低落：

天空被武器所遮盖，交错横飞的武器遮天蔽日，把大地笼罩得一片黑暗。但是，飞枪造成的杀伤太少了！仅仅铁剑就可以满足同胞间的仇恨，让持剑者刺进罗马人的心脏。庞培的士兵们紧紧排列在一起，将他们盾上的饰物互相紧靠，形成了一条密不透风、坚不可摧的墙。结果，他们站在如此紧密的阵列中，几乎没有空间挥动自己的手和武器，只要一挥动手中的武器，就会伤到战友。恺撒的士兵们裹挟着狂暴的气息，急速冲进庞培的军阵，穿过盾牌和士兵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刺向编织成的铠甲上挂着沉重环链的地方——那里是铠甲保护胸膛的部位，甚至刺穿了在这后面的心脏，并且刺向掩护在整副铠甲下的每一处部位。一方的军队在抵御忍受，另一方则在疯狂进攻。在庞培军一侧，铁剑冰冷且无用武之地，但是在恺撒军一侧，每一把罪恶之剑都是火热的。机运女神（Fortuna）推进时，卷走这巨大的灾难。[48]

《内战纪》中关于内战历史的记载基本源自西塞罗、波里奥、李维、恺撒等古典作家的作品，符合史实之处居多。但是，卢卡努斯并非就内战论内战，而是从整个罗马历史的角度，对内战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架构起比较完整的历史思想体系。这种认识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内战纪》中，从罗马建城到内战时期，罗马历史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所提及。这表明，卢卡努斯曾得益于李维的《建城以来书》等罗马通史著作，对罗马历史的发展过程有较为完整的了解。第二，卢卡努斯认为，庞培和恺撒分别继承了苏拉和马略的政治遗产，在内战爆发前迅速崛起为政治巨头，有赖于克拉苏和茱莉娅的居中调解，庞培和恺撒2人没有发生冲突。随着克拉苏和茱莉娅的殒命，2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因此，内战是苏拉与马略的内战、庞培和恺撒政治实力的崛起、克拉苏和茱莉娅之死这3方面层层推进的结果。第三，卢卡努斯在将道德视作罗马历史的阶段划分标准的同时，也将其视作罗马历史得以沿续的内在依据。从罗慕鲁斯建城到布匿战争，罗马人凭借伟大的道德一次次克服险境，国势日上。自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的道德在社会风气、政治生活、宗教信仰3个方面全面崩坏，最终将罗马推进内战的深渊。但是，在内战中，罗马的道德在内容上没有发生变化，更未消亡。仍有一些罗马人坚守着古老的美德，加图甚至还将其推向了极致，达到了令古代的祖先们都望尘莫及的程度。内战结束后，罗马在尼禄时代迎来道德的复兴，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此，卢卡努斯写道：

但是，如果命运（fata）没能找到其他的方式来迎接尼禄的诞生，如果一个永恒之国让诸神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天界在雷霆之神——它的君王与凶猛的巨神们决斗后才由他统治，啊，诸神，那么我们就不抱怨什么了：这样的罪行甚至算不上很高的代价。[49]

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努斯对命运、神意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卢卡努斯虽然以史诗体写作《内战纪》，却一反荷马、维吉尔等史诗诗人的传统，他将神灵排除出人类的历史进程之外。例如，他写道：“不用怀疑，没有诸神统治我们”[50]“凡人的事务从未被天神们放在眼中”[51]。同许多古典作家一样，卢卡努斯将历史的动因归结于命运。首先，他认为命运分2种：fatum是一种固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类似神意、天命；fortuna是一种随机的漂移不定的力量，类似运气、机缘。其次，fatum是罗马历史的根本动因。因为“造物主（parens）在元火熄灭并开始执掌太始的混沌时，就定下了永恒的因果（命运）之链，将自己同样置身于他的普遍法则之中，并且用一条永不变动的fatum之线，划分在规定的岁月内运行的宇宙”[52]。而罗马的历史正是在fatum的指令下运行的。因此，早在宇宙创始时，fatum就注定了罗马日后要经历崛起、堕落、内战的历史过程。最后，fortuna是偶然性的动因，最终服从fatum的安排。例如，恺撒战胜庞培是fatum毁灭罗马的重要一步。在这一步中，虽然fortuna有时也会帮助庞培取得一些胜利，却无法改变庞培注定失败的结局。可以说，在卢卡努斯的笔下，fatum与fortuna之间的关系规定了罗马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具体变化，使得罗马在永恒中走出了一条兴衰治乱的历史之路，在滚滚大势中上演了一幕幕丰富多变的历史情景。

在古典时期，《内战纪》的流传相当广泛。苏维托尼乌斯曾记载了《内战纪》的流行状况：“我还记得他（卢卡努斯）的诗怎样被人们公开朗诵，这些诗也被出版、销售，虽然不乏勤勤恳恳，仔细认真的出版者，但也有做得马虎草率的。”[53]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其作品《萨蒂利孔》（Satiri）中记载了当时诗人们对史诗创作的一种观点，认为《内战纪》没有分清历史记述和历史史诗的区别，它专注于历史事件的叙述而缺少虚构和想象，背离了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创作传统。相较之下，将卢卡努斯视为杰出诗人的观点更为普遍。诗人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is）称阿波罗将拉丁竖琴的第二个琴拨赐给了卢卡努斯（第一个给了维吉尔）；塔西佗在《关于雄辩术的对话》中亦有“维吉尔、贺拉斯和卢卡努斯的作品可以增进演说中的诗意之美”的观点。昆体良则从修辞学和雄辩术的角度审视《内战纪》，称卢卡努斯“相比对于诗人而言，更是雄辩家的典范”。然而，也有学者将卢卡努斯视作历史学家。弗洛鲁斯（Florus）在叙述内战爆发的原因、恺撒军队在伊利里亚的延滞等事件上明显参考了卢卡努斯的记载。到公元4世纪时，文法学家塞尔维乌斯（Servius）在为《埃尼阿斯纪》1。382注疏时，认为“卢卡努斯不应被视为诗人，因为他看起来创作了一部历史（historia）而非诗歌”。

奥古斯都与朱理亚·克劳狄王朝时代是罗马诗歌最辉煌的时期。此后，罗马虽然还出现了不少诗人，像马尔提阿利斯、尤文纳里斯、奥索尼乌斯、克劳狄安等，但他们的声誉、地位以及作品的影响力都不及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一般认为，克劳狄安是古代罗马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被人们誉为是“把荷马的音韵与维吉尔的心灵结合为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