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一讲 陀思妥耶夫斯基 探索人性与心理的大师02（第1页）

第十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人性与心理的大师02

斯坦纳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别林斯基的训谕:俄罗斯小说的重要责任是要反映现实，要真实地描绘俄罗斯人在生活中面对的社会困境和哲学困境。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他作品之中的现实主义自有特色，与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信奉的现实主义并不相同。在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他看到的仅仅是对表面或者典型事物的描绘，这两位作家并未深入到当时混乱生活的本质性深度之中。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表达的现实主义是陈旧的，与当时人们经历的极度痛苦毫不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用他本人在《白痴》草稿中写下的短语来说——具有“悲剧式幻想”特征。它将俄罗斯危机中新生元素集中在戏剧瞬间和极端揭示之中，力图提供一幅全面、真实的图景，借助幻想，他表现并且提升了悲剧仪式，使其高于当时的单调经验。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主要描写城市下层人们的生活，这也是其创作的特点之一。米川正夫指出，其创作的特点之一是“都会的”，那并非繁华的官能享乐的所谓都会情调，而是在那被深雾所掩蔽着的北方都会里，由那些过着苦恼而灰色的陋巷和屋顶间生活的下级官吏，商人，以及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所酝酿出来的情趣、情景。由于雾、雨和白夜等自然条件，而常常带着朦胧的梦幻性的彼得堡城市，对于那些为生存之不安，和忙乱的生活之威胁所驱迫着的不幸的陋巷住民，绝不能够成为健全的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有反常的头脑。

二、《罪与罚》: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1860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1800—1836）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于16至17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和繁荣。纵观这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情节小说是16至17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刚刚产生时期的一种形态，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和中世纪骑士传奇等的影响，更注重描写离奇的情节和一系列变化多端的事件，情节是压倒一切的，甚至主宰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叙述的是异乎寻常、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则往往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一出场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国拉伯雷（1494?—1553）的《巨人传》（1532—1564）、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以及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1605—1616）。

17世纪以后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小说——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39）的代表作《克莱芙王妃》（1678）首开纪录，到18世纪这类小说趋于成熟。人物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异乎寻常的带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让主人公的活动与性格起主导作用，而情节则成为人物逼真的活动背景和场所，人物是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同时人物与情节开始融合起来。不过，异乎寻常的尤其是具有惊险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场（18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尤其如此，19世纪西欧不少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旧还有这种痕迹）。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勒萨日（1668—1747）的《吉尔·布拉斯》（1715—1735）、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等。

心理小说虽然最早的当推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但到18世纪末的感伤主义小说才产生颇大的影响，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繁荣的局面。心理小说在人物小说追求逼真的情节与环境的基础上，更注重在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冲突中揭示人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它适当地简化了人物小说对环境与事件过分详尽、逼真的描写，而把笔墨主要集中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从外化到内化的转折，直接通向了20世纪的现代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

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文艺复兴至陀氏创作《罪与罚》时的欧洲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弘扬人的个性，歌颂个人为维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追求个人发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为等）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揭露或控诉不平等的社会对有才华有追求的个性的扼杀。

《罪与罚》则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它既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捍卫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但更深刻地揭穿了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从而发展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实质。而这是对西方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创新、推进与深化。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仑等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哲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芸芸众生人为地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见解的人。”后一类人不仅能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新见解，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杀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挑选了一个放高利贷的穷凶极恶的老太婆作为实验对象，并且又被迫杀死了正好发现他杀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极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杀人后，他的良心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论，千方百计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小说的绝大部分细致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在善与恶、罪与罚两极之间的苦苦挣扎与激烈斗争。

较之西欧小说更为深刻的是，《罪与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哲学性、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的一桩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识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当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中心，广泛反映了俄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思考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仅靠老母亲那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辍学。他的妹妹杜涅奇卡为了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先是到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饱受侮辱，继之被迫试图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极端自私自利者——颇为富裕且拟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市侩卢仁。主人公结识的退职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没有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三个幼小的孩子啼饥号寒，饥肠辘辘，大女儿索尼娅被迫当了妓女，以卖身的钱来养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骗玩弄的年轻少女，以及他的大学同学拉祖米欣的贫困，也无一不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贫穷。主人公正是深感人们的普遍不幸和贫困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与平凡两分的理论，并最终在多种现实环境力量的冲击下，去杀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然而如果仅此而止，那么这部小说与西欧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也是对法国1827年《法院公报》上的一桩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刑事案件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但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的遭遇，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复辟势力的猖獗，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封建等级观念已告破产，大革命确立的自由、平等、自由发展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更主要的是，它生动深刻地描写了在不平等的等级社会里，有才华的个性如何扭曲自己以求发展并且最终遭到扼杀的悲剧，而很少触及人的灵魂）。这部小说的新颖与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贫困与无奈，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

首先，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小说思考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文化冲击，在俄国个人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便高扬起个性自由的旗帜，启蒙运动更是为这一个性自由奠立了全面而理想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基础。然而到19世纪中后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种个人主义已发展为一种极其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无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甚至成为整个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在西欧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也开始出现类似于西欧的情况（小说中的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即为显例）。那么，个人究竟该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发展自己的个性呢?这就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指出:“小说家通过对个别人的命运的分析把我们引导到有关过去与当代的全部文明的实质上来，而这种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个人想靠肉体和道义上的暴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意愿上的。”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抢钱以及犯罪后心灵深处激烈的善恶交战、最终的投案自首，彻底否定了他这种建立在西欧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上的“非凡的人”的哲学（尽管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并非西欧观念的再版，如他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试图拯救穷苦大众的思想，他试图杀死一个百无一用而且危害人间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她一人的死换来成百上千人的生），从而认为个人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自私自利、无视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斯洛尼姆指出的那样，《罪与罚》的重要主题——自由与权势、既有的道德限制、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对立、人与超人——后来都被尼采所吸收，尼采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而我国至今还有不少人声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才形成了自己把人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的思想的。

进而，作家从宗教的高度为俄罗斯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开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

作家生动地写到，拉斯科尔尼科夫虽然有一种类似于“超人”哲学的理论，并且在社会现实多种因素的刺激下把它付诸行动，但他犯罪后良心不安，被他蔑视的道德规范暗暗地惩罚着他的灵魂，他噩梦连连，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几次打算到警察分局去投案自首。这样，这部小说所写的真正惩罚就是道德与良心的惩罚，它所描绘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道德和心理斗争。弗里德连杰尔精辟地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所犯下的罪行不仅触犯了社会法律，而且首先是触犯了那条最高的法律。这条法律的体现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人民群众。这条法律已由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符号写在主人公的心上。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时候，正如我们知道的，犯下了双重罪行:不仅杀死了她，而且也杀死了‘自我’，用‘剪刀’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们和全人类的联系。拉斯科尔尼科夫犯下了双重罪行，所以也为之受双重的惩罚——刑事法律的惩罚和刻在他个人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起诉人不是侦查员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主人公与包含在他自身的、即他良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斗争决定了小说的情节和结构。”

个人的出路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早年到晚年关注的中心问题。早在1860年9月，他就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后来被称为“土壤派”（一译“根基派”“根基主义”）的宣言。在声明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它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自己的“土壤”（或“根基”）——人民精神和人民大众。“我们本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笃信宗教，温顺谦恭，逆来顺受，富有博爱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的表率。可在俄国历史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只有过一次结合，那就是1812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当前，在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起推行各阶级和睦相处的宗法制田园生活，这既与欧洲先进的社会思想相接，又植根于俄国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在《罪与罚》中，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等的形象，把自己声明中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小说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由于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而在索尼娅的影响下，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主动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并在宗教中找到了新生。索尼娅是作家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实际上是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美好代表:她虔信宗教，温顺柔和，逆来顺受，而且具有突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博爱的化身，她的继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曾当众指出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广的爱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为了济人之难会脱下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光着脚去把它卖掉，再把钱送给你们。”她为了继母的三个孩子，不惜做出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莫此为甚的自我牺牲——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钱养活他们。正是在索尼娅这种极强的忍耐和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拉斯科尔尼科夫曾为此向她下跪）及其虔诚信仰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抛弃了西欧思想的影响，而回归到俄国人民与宗教之中，并且与索尼娅相爱了。这就是作家为俄国探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开出的药方——回到人民群众之中，信仰宗教，信奉人民的道德，温顺谦恭，胸怀深广的爱，具有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上可见，作家的确在主题思想方面颇有创新，并且大大推进、深化和丰富了欧洲小说的主题。与此同时，这一主题又具有极其浓厚的俄罗斯特色。

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它面向现实，但又颇具超越性;它关注彼岸，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因此，这一文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其一，是强烈的民族**。它具体表现为关心俄罗斯民族与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一点，仅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多余人”“新人”“忏悔的贵族”等——上即可一目了然，他们无一不表现了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罪与罚》植根于这一传统之中，但又有新的突破——“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关注的是占少数的上层贵族的命运，“新人”虽有突破，但毕竟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平民知识分子，陀氏的主人公则是普普通通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他们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是绝大多数，也更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命运与出路直接关涉到俄国的命运与前途，作家满腔热情地对此加以关注，更是体现了他那相当强烈的民族**（从前述作家写的声明中已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国文学才真正转向了城市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以他们为描写对象，深刻而全面地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及出路问题。

其二，是独特的道德体系（道德内省与道德理想主义）。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直接接受了基督教。拜占庭基督教中希伯来文化的强烈的原罪意识，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此后，由于被蒙古长期征服，这种原罪意识与苦难意识交融，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浓郁的罪孽意识，这种意识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渐渐扎根，使他们注重道德的修养，注重忏悔，并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意识，一种执着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因之，形成了一种重视道德内省的民族传统。

最早奠定俄罗斯文学重视道德这一基础的是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他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高举起俄罗斯式的道德旗帜，对当时相当流行的弘扬个性与自由的思潮，做出了独到的反思。他认为，弘扬个性与自由是必须的，但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个人在维护个性、追求自由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尤其是对他人的责任，妥善处理好为我与为他的关系。在诗体小说中，他对小说的男主人公奥涅金在采取行动时有无责任心，态度十分鲜明。当奥涅金以负责的态度，拒绝了达吉雅娜的求爱之后，普希金对其言行大加赞赏，不惜亲自站出来“现身说法”，并指出人们对他的不公:“我的读者，您一定会赞成，说在伤心的达吉雅娜面前，我们的朋友有着可爱的言行;他并非在这里才初次表现他的心灵中正直的高尚，尽管人们由于存心不良，对他丝毫也不宽宥……”而对奥涅金杀死自己的朋友连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举动，诗人则满腔义愤，痛加谴责。首先，他写到一个人为了些微小事而杀死自己的朋友该有何等难受的感触，接着，他展示了连斯基作为诗人可能建立的功勋——“他的竖琴原可能铿锵几千年”，最后忍不住深深感叹，愤怒声讨:“唉!读者啊，沉思的幻想家，这位诗人和多情的少年，已经死在他的朋友的手下!”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达吉雅娜这一美好的女性形象作为俄罗斯道德的理想化身。在诗体小说中，达吉雅娜的个性被置于具有崇高道德意义的地位上面。在她身上，那种严肃慎重地对生活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深刻责任感，那种将生活视为高尚道德事业的特点，使她成为典型的“俄罗斯灵魂”。她在道德上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的范围，它独特、深刻地表现了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一代人的崇高理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道德力量，对此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