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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莱蒙托夫 不安分的帆（第1页）

第四讲莱蒙托夫:不安分的帆

莱蒙托夫是19世纪俄国早夭的天才诗人，但其出色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与普希金、丘特切夫相比肩的俄国三大古典诗人。米川正夫指出，作为同样从浪漫主义出发的独创的天才，莱蒙托夫的确是普希金的继承者，但假如说普希金是个以平静温和的客观的观照态度，去如实地再现生活现象和人类心理诸形态的调和的天才，即是日神型的艺术家的话，那么莱蒙托夫则是在主观上想要把自己内心的混沌的苦闷、不安和焦躁，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叛逆者型的艺术家，即是酒神型的诗人;假如普希金的创作是有博大的饱和力的肯定人生的艺术的话，那么莱蒙托夫的，就可以说是对于人生的诅咒和挑战的艺术。从普希金的源流出发的艺术，经过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伟大的后继者，就形成了俄国文学主流的洋洋的现实主义大河;莱蒙托夫的精神，则传给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天才，而现出了并不弱于前者的猛烈的奔湍，形成了俄国文学强有力的另一翼。

一、短暂的辉煌

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庭，3岁丧母，童年是在奔萨州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的塔尔罕内庄园中度过的。他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家庭教育，从小就能流利地说法语和德语。1825年夏，外祖母带莱蒙托夫到高加索的矿泉疗养，对高加索的自然风光和山民生活的记忆不仅在其早期作品里留下了印记，而且成为他后来许多作品的重要题材和主题。1827年莱蒙托夫全家迁居莫斯科，1828年他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并开始学习创作。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课余创作了近300首抒情诗和数首长诗。1832年，莱蒙托夫因参与反对保守派教授的活动而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去到圣彼得堡，同年11月考入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1834年入骠骑兵团服役。1837年，普希金遇害，他写了《诗人之死》一诗，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由于外祖母的奔走，1838年4月回到圣彼得堡原部队。1840年2月，在一次舞会上，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发生冲突，导致决斗。尽管决斗以双方和解结束，但诗人还是因此于1840年4月被遣往高加索现役军队骑兵团，7月份参加了与高加索山民的小型战斗和血腥的瓦列里克战役，由于作战英勇，受到表扬。1841年7月27日，在高加索的一次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因开玩笑激怒了禁卫军军官学校同学马丁诺夫，而死于决斗，年仅27岁。

莱蒙托夫的生平经历和性格对其创作有很大影响。张建华指出，抑郁内向、酷爱沉思的性格既源于他的个性，也成于他的生长环境。上尉之子的父亲与富有、显赫的贵族之女的母亲的结合未能得到家人的认可，使未来的诗人、作家在不和、争吵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母亲病故后，幼小的莱蒙托夫被强行送到外祖母家抚养，在失去母爱的同时，他又被剥夺了父爱的照拂。尽管外祖母因为家境富裕，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而且多次带他去游览高加索，使高加索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特殊动因，但他渴望父爱而不得，扭曲了其性格。先后受到法国、德国、英国家庭教师的教育不仅赋予了他丰富的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他对强调主观精神的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了深入的了解。莱蒙托夫先在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子弟中学读书，而后又在莫斯科大学政治伦理系学习。他酷爱“十二月党人”与普希金的诗歌，崇敬他们热爱自由和强烈的叛逆精神，并产生了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不满，对“在奴役和枷锁下呻吟”的俄国人民的同情。就学期间，他对德国的浪漫主义与英国诗人拜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其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对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重大关注，而心理、道德伦理、哲学的思考视角又成为他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作为诗人和作家的莱蒙托夫成熟于俄国19世纪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代后期，一个“深深绝望与普遍失望”的时代。他承受了“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全部的社会苦难和精神苦闷。孤独、寂寞、苦闷、沉思的时代心理在莱蒙托夫的思想和创作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事实成了莱蒙托夫对社会、人的心灵历史与人生有着独特感悟的重要原因。

莱蒙托夫从1828年14岁时开始写诗，直到因决斗辞世，一直坚持创作，短短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堪称短暂的辉煌。并且，他在抒情诗、叙事诗、小说、戏剧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其抒情诗一共有445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28—1834），是其创作前期，也是作家的青少年时期，受普希金、拜伦影响很大。基本上是自传性极强的心灵日记式的独白或自白，抒情主人公一般都富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鹤立鸡群的自我与生不逢时的社会的尖锐对立，对世俗的鄙薄，对自己身世的顾影自怜，感情抒发的偏激，等等。第二阶段（1835—1841），则是后期，是创作的成熟时期，审美观点由内渐向外倾，自我成分减弱，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现实主义的细致观察和具体描绘，展示心灵世界由粗略的总体把握向深入表现的层次化发展。而且，其成熟时期的诗歌创作，几乎是字字珠玑，首首杰作。与普希金相反，莱蒙托夫的诗歌表现的是生命的忧郁，过强的生命力被压抑，深感苦闷又极度孤独，渴望自由，渴望冲出桎梏，尽情抒发生命的**，但又不能够，因此倍感痛苦，甚至经常想到死亡，极其渴望与人对话，但由于高傲，又不成功，因此采用诗歌的形式，或者在假想中与人对话，或者自我对话——内心自白，如《致……》:

切莫以为我已经够可怜，尽管如今我的话语凄然;不!我的种种剧烈的痛楚，只是许多更大不幸的预感。我年轻;但心中激扬着呼声，我是多么想要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心灵和苦痛，啊，但愿也会有相同的命运!如像他，我寻求忘怀和自由，如像他，从小我的心便燃烧，我爱那山间夕照和风卷飞涛，爱那人间与天国呼号的风暴。如像他，我枉然在寻找安宁;共同的思绪苦苦追逐着我们。反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来日，——没有一个知音!（顾蕴璞译）

后期则渐渐由主观走向客观，但前期的对比手法继续采用，只是一些诗歌增加了客观对应物，甚至出现了成熟的象征。下面，我们就具体看看诗人运用象征手法颇为成功的两首诗歌。一首是《帆》:

在那大海上蓝幽幽的云雾里，一叶孤伶伶的风帆闪着白光。它寻找什么，在遥远的异域?它撇下什么，在自己的家乡?波涛怒涌，狂风劲呼，桅杆弓着腰喀喀直响;唉!它并非在寻找幸福，也不是远避幸福的光芒!下面是比蓝天更莹澈的碧波浩渺，上面是金灿灿的阳光弄晴，而它，不安分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宁!（曾思艺译）

全诗表面上描绘的是雾海孤帆、怒海风帆、晴海怪帆三种画面，实际上，象征性地表达了18岁的青年诗人渴望行动、渴望创造（抛下家乡远行在外、期盼风暴，可以说莱蒙托夫本人就是他笔下不安分的帆）但又深感前景朦胧，因而既孤独傲世又苦闷迷惘的复杂情感与抽象意绪。这本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诗人却通过“帆”这一象征性形象优美生动地传达出来。高尔基指出:“在莱蒙托夫的诗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里几乎是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由于通篇象征运用出色，“帆”的象征意义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时代，概括了一切时代渴望冲破平庸与空虚的宁静生活、力求有所行动有所创造的人们的共同特征。如果说这首诗的象征手法还显得不够纯熟、稍嫌显露的话，那么，莱蒙托夫稍后创作的名篇《美人鱼》，象征手法已用得相当纯熟:

美人鱼在幽蓝的河水里游**，身上闪着明月的银光;她使劲拍打起雪白的浪花，想把它溅泼到圆月的脸颊。河水回旋着，哗哗流淌，把水中的云影不停地摇晃;美人鱼轻轻启唇——她的歌声飞飘到陡峭两岸的上空。美人鱼唱着:“在我所住的河底上，白日的光辉映织成幻象;这儿，一群群金鱼在嬉戏、游玩，这儿，一座座城堡水晶一般。“这儿，在闪亮细沙堆成的枕头上边，在浓密的芦苇的清荫下面，嫉妒的波涛的俘虏，一个勇士，一个异乡的勇士，在安息。“我们喜欢，在沉沉的黑夜里把一绺绺丝一般的卷发梳理，正午时分，我们总是频频地亲吻这美男子的前额和双唇。“但不知为什么，对我们的狂热亲吻他一言不发，总是冷冰冰，他只沉睡，即使躺在我的怀里还是既不呼吸，也无梦呓……!”满怀莫名的忧伤，美人鱼在暗蓝的河上歌唱，河水回旋着，哗哗流淌，把水中的云影不停地摇晃。（曾思艺译）

全诗把诗人那孤独傲世而又苦闷迷惘的复杂情感，借美人鱼和死去勇士的形象，非常巧妙、含蓄、生动地传达出来，在艺术上更富感染力，难怪别林斯基要称之为俄国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珍珠。[1]

其叙事诗一共有27首（但生前只发表三首），成就非凡，独树一帜，对俄国叙事诗有较大的推进与发展，[2]其中最出色的是《恶魔》（1838）和《童僧》（1840）。

《恶魔》讲述的是一个渴求认识真理的司智天使透过迷雾偷看了被上苍丢弃的星辰的奥秘后，被驱逐出天国，成为孤独的游魂，变成恶魔。他游**人间，不断作恶，但又留恋美好的过去，厌倦作恶的现在。他爱上了人间美女塔玛拉，被美复活了善的情怀，为了塔玛拉，他愿意舍弃一切，甚至愿意同放逐他的天国重新和好，准备把她带到星外的天国去，使她成为宇宙女皇。然而，当他狂热地亲吻塔玛拉时，他的吻却放出致命的毒液，毒死了她。上帝派来天使，接纳了塔玛拉而拒绝恶魔进入天国。恶魔又孤零零地在宇宙间飘**……这首叙事诗虽然篇幅不是太长，但却集中了莱蒙托夫诗歌的一切重要主题:自由与意志、行动与功勋、漂泊与放逐、善与恶、时间与永恒、爱与死，因而扑朔迷离，成为诗人“最费人猜详和自相矛盾”（当代俄国著名莱蒙托夫研究专家马克西莫夫语）的作品，一百多年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童僧》赞扬叛逆精神，写一个高加索乡村少年童僧，为了逃脱牢狱般的寺院生活，回到家乡去寻找自由，而逃出修道院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奔走了三天，并和豹子搏斗，最后虽然胜利，但因伤重而死，临死前讲述了自己三天的经历。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也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了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米尔斯基认为:“《童僧》是一部十分有力的长诗，可视为俄语中最悠长的诗歌雄辩（就此词之最佳、最高含义而言），但其长处不仅在此。长诗中描写自然的部分为莱蒙托夫的视觉内核，虽篇幅不大却价值连城，莱蒙托夫是俄国诗人中望见英、德浪漫派之‘远地’的唯一诗人。”

莱蒙托夫的诗独具特色，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斯洛尼姆指出:“莱蒙托夫的诗，精悍有力，但又**不安。间歇性的节奏，加上阳刚的韵律，比诸和谐统一更能表现出力量。普希金的诗光辉明亮，用字圆熟;莱蒙托夫则桀骜不驯，充满曲喻。这位年轻诗人所呈现于外的一切特质:先知式的忧伤，内在的矛盾，有时意志消沉，有时又充满理想的渴望，内心永远不安，但永远真挚，使得他的作品历数代而不衰;十九世纪末叶的象征派作家都尊崇他为该派的先驱。”

其戏剧一共有5部:《西班牙人》（1830）、《人·情·欲》（1830）、《怪人》（1831）、《假面舞会》（也叫《阿尔别宁》，是迫于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力而违心地修改的《假面舞会》第三稿，1835）、《两兄弟》（1836），大多为诗剧，创作于1830年至1836年。其中最出色的是《假面舞会》，主人公叶甫盖尼·阿尔别宁是个赌徒和浪**公子，但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在上流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认识到这个社会“到处是罪恶，无处不欺骗”的本质，对人的真诚丧失了信心，开始不相信妻子尼娜的手镯是因为偶然失落才落到别的男人手上的，贸然毒死了妻子。后来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了，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和妻子双双成为上流社会的牺牲品。假面舞会不仅是上流社会生活的写照，也是其人际关系的写照。总体来看，莱蒙托夫的戏剧在俄国戏剧史上有其开拓与重要的意义:首先，他在俄国戏剧史上，较早地更多转向俄国日常生活的悲剧（仅最早的戏剧《西班牙人》例外），而此前俄国18世纪的戏剧家们甚至包括普希金，大都受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往往更致力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传奇剧（仅冯维津和格里鲍耶陀夫例外，冯维津的两部喜剧《旅长》《纨绔少年》较早偏离长时间统治俄国文坛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则，而转向真实地反映俄国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19世纪俄国戏剧乃至文学转向现实、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基础，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也反映俄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所推进）;其次，莱蒙托夫的五部戏剧几乎都集中于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幸，表现社会主题与个人主题，尤其是较早把握到了现代人的孤独这个主题，善于形象、生动、深入地描写人的不被人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冷漠，他们只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的观念和欲望中，而这是相当具有现代意义的主题;最后，莱蒙托夫在戏剧中较早进行心理分析。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果戈理、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契诃夫那里达到了高峰。

莱蒙托夫小说主要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主要有长篇小说《瓦季姆》（1832—1834）、《李戈甫斯科伊公爵夫人》（1836）（均未写完），中篇小说《我想跟你们讲》和《B伯爵家的音乐晚会》，都只是片断，最后以《死者遗稿，两部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片断》为总标题首次发表在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1845年第1期上。其小说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

二、《当代英雄》:内蕴丰富、手法高超的杰作

《当代英雄》包括五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中篇，由于这个作品内蕴丰富、结构独特、手法高超，所以，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小说的故事梗概。

《贝拉》。我在高加索旅行的途中偶然结识了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上尉，我们在驿站过夜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一个5年前发生在其所驻扎的高加索山区N要塞中的毕巧林（一译皮巧林）的故事。25岁左右的贵族青年军官毕巧林英俊潇洒，出手阔绰，但总让人捉摸不透。他被当地一位王爷的小女儿贝拉那野性的美深深打动，贝拉也对一表人才的毕巧林颇有好感，不料当地的商人卡兹比奇也看上了贝拉。毕巧林得知自己的朋友、贝拉的弟弟阿扎马特深爱卡兹比奇所骑宝马，便千方百计帮他搞到了那匹罕见的宝马，阿扎马特则把贝拉捆送他后骑着宝马远走高飞。卡兹比奇失去宝马，伺机刺杀了王爷作为报复。毕巧林费尽心机赢得了贝拉的爱情，但四个月后便感到厌倦。贝拉倍感伤心、烦闷、寂寞，独自外出散步，却被卡兹比奇劫走。毕巧林闻讯后奋力追赶，卡兹比奇恶毒地把贝拉刺成重伤后逃跑了。两天后，贝拉因伤势过重，痛苦地死去。毕巧林为此大病一场。后来，他被调到格鲁吉亚服役。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久，我和马克西梅奇上尉在一座小城又重逢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正打算去波斯旅行的毕巧林。上尉激动于老朋友的久别重逢，扑过去打算拥抱他，但毕巧林却只冷漠地向他伸出一只手，寒暄几句后马上离去。上尉在愤激之中，把毕巧林以前落下的日记送给我。当我得知毕巧林在从波斯归国途中去世以后，抱着有益于世的愿望，我挑选了他的一部分日记发表了。下面就是他的日记。

《塔曼》。我（毕巧林）因公出差途经小城塔曼，无意中发现房东的女儿水妖在从事走私活动。我为她那美丽而野性的风姿而着迷，便用夜里所见到的走私事情对她进行威胁和引诱。晚上，她主动引诱我到海边的船上，想暗算我，把我推进大海，但我力气大，反而把她抛进海里。她上岸后与同伙匆匆从海路逃走了。我对此感到十分内疚，不知自己为何要打破他们原本宁静的生活。

《梅丽（一译梅莉）公爵小姐》。5月10日，我到达高加索的五峰城休假疗养。第二天一早，我在伊丽莎白温泉遇见了老相识格鲁希尼茨基，他是一个士官生，20出头，自私自利，总喜欢装腔作势和高谈阔论。我得知格鲁希尼茨基正在热烈追求梅丽公爵小姐，出于嫉妒心，决定勾引梅丽小姐。我成功地成了交际圈的中心，但故意冷淡梅丽小姐，使她既恨我又对我有很深的印象。正好此时我的旧情人维拉来到此地，为了儿子嫁给了一个瘸腿老头，但仍然爱我。为了遮人耳目，我决定以追求梅丽小姐为幌子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在一次舞会上，我邀请梅丽小姐跳舞，并在舞后，让她免遭一个醉醺醺家伙的纠缠，从而赢得了她的芳心，从此我巧妙地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成功地离间了梅丽小姐和晋升为军官的格鲁希尼茨基的感情。深受刺激的格鲁希尼茨基决心报复我，但我巧妙逃脱了他们的抓捕，并与当众散布我谣言的格鲁希尼茨基决斗，打死了他……不久，我接到调我去N要塞的命令，便到梅丽家里辞行，我十分冷漠地对早已被爱情折磨得生病并已瘦骨嶙峋的梅丽小姐说，我们的感情只是一段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感情。

《宿命论者》。在哥萨克村庄里军官们的一次打牌中，大家谈论到命运和“定数”问题。这时极其好赌的符里奇中尉站出来，问是否有谁敢拿自己的生命来赌博。从不相信宿命的我便开玩笑说愿陪他赌20个金币:“您今天死定了!”符里奇拿起别人的枪冲着脑门就扣动扳机，结果没有打响，可他抬手朝挂在窗子上的军帽开枪，帽子却被子弹打穿!他赌赢了，得意扬扬地拿走了我的20个金币。早上四点钟，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敲门声惊醒:符里奇半夜里被一个喝醉的哥萨克砍死了!我无意中竟预言了此人的命运。杀人凶手酒醒后躲在一间空房里，人们都不敢前去捕捉他。我想去试试命运，便爬进杀人凶手房里，他开枪未击中我，我不到三分钟便把他逮住了。从此，我就相信命运的安排，成了一个宿命论者。

要理解这部小说，首先得理解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而关于这一人物，俄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以往中俄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毕巧林是“多余人”的代表人物，而今有不少不同的看法。该小说的译者周启超谈道:“毕巧林这个姓氏犹如奥涅金一样，源于俄罗斯北方的两条河的名称。赫尔岑曾称毕巧林是奥涅金的兄弟;别林斯基曾断言毕巧林‘这是当代的奥涅金，当代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奥涅加和毕巧林之间的距离小得多’;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莱蒙托夫在其《当代英雄》和其他作品中比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贵族庸俗气度前进了无穷之远。艾亨鲍乌姆更明确指出，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与普希金的奥涅金相吻合的形象而构思的，而是与奥涅金相争论的;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而塑造出来的，也不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而是作为对它的某种抗议;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这正像奥涅加河与毕巧拉河是两条气质不同的河流一样，它们并行不悖，一条是平静地徐缓地注入大海，另一条则是源自深山峻岭而曲折迂回汹涌澎湃。艾亨鲍乌姆作为苏联时期最有权威的莱蒙托夫专家，断然认为，问题不在于两者的距离，而在于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所开拓的两条艺术之河拥有分明不同的个性。”

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当代英雄》从诞生至今已经160多年了，但关于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至今仍见仁见智:“这是一个貌似高尚实则卑鄙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还是19世纪30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形象?这是一个智慧超群、最刚毅最聪明但无用武之地因而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叛逆者，还是一个‘不因为善而期待报答，也不因为恶而期待诅咒’，一个‘永远地惋惜着却没有憧憬，知道一切、感觉一切、看见一切、憎恨一切、蔑视一切’的‘恶魔’?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批判**，有忧患意识，但惰于实践，止于行动的‘多余人’，还是一个高扬个性的自主自决，崇尚意志的绝对权利的‘超人’?质言之，毕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英雄’，抑或只是其牺牲品?是‘唐·璜’家族的一员，是奥涅金的兄弟，还是‘尼采’的先驱?”

周启超进而论析道: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让其主人公毕巧林多方位地展现其“冷冰冰地观察着的头脑，悲戚戚地感受着的心灵”。在毕巧林的笔记中，我们看到毕巧林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搂出来”:

我在自己身上就感受着这种不知餍足的贪欲，这种要把我的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一切都吞噬下去的欲望;我观察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时仅仅遵守着一个视角:把它们看成是支撑我的精神力量的养料。

我首选的一件快乐——让我周围的一切屈从我的意志;去激发起他人对自己的感受、忠诚与敬畏，这难道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与最大胜利?去成为他人痛苦与欢乐的起因，而对此又并不具有任何名正言顺的权利，这难道不是那使我们的自豪得以维系的最甘甜的养料?幸福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得到了充分满足的自豪。要是我能认定自己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出色，更强大，那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恶滋生着恶;那原初的痛苦便提供着折磨他人来娱乐自身这种先例。

从生活的风暴中，我这人所承受所接纳的仅仅是某些思想——而不是任何情感，我这人早就不是靠心灵而是凭头脑在活着了。我斟酌着、检视着我自身的**与行为，均出自纯粹的好奇，而不掺进丝毫的同情。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在生存这个词的完全本真的意义上活着，另一个则思考着审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