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讲 普希金 俄国文学之父（第1页）

第三讲普希金: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的天才创造者，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最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一、充满**、创作辉煌的一生

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1799—1837），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外曾祖父是黑人。这一血统使得普希金酷爱自由、反抗专制，身体强健、热爱生命，同时也欲望强烈、脾气暴躁。童年时期的普希金受到三种教育。一是按当时社会风尚所接受的正规贵族教育。这使普希金掌握了欧洲语言，尤其是法语。在这种教育里，普希金学到了一些文化科学知识，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并且用法语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法国文学名著，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有颇大的影响。二是以伯父和父亲为主的诗歌教育。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位诗人，他教会小普希金如何写诗。父亲谢尔盖·普希金热爱文学、戏剧、音乐，也会写诗，且精通法语，对莫里哀颇有研究。他有一个丰富的藏书室，在此，小普希金可以任意翻阅书籍。他又交际广泛，与著名作家卡拉姆津、诗人巴丘什科夫等人来往密切，更使儿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三是以外祖母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乳母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为主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教育。这培养了普希金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也培养了他的想象力。乳母讲的民间故事后来成为普希金的重要创作源泉之一。上述三种教育为普希金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促进了他诗歌天才的觉醒。多种教育还给予普希金较为宏阔的视野，后来在俄国与西方、贵族与民间等不同文化中寻找平衡，创造和谐。

普希金早慧，8岁开始写诗，一生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总是不断交际、宴饮、恋爱、决斗，充满**，创作成绩也很辉煌，30多年里留下了相当丰富、极其全面的文学遗产，其创作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法国影响时期（1811—1820）。1811年普希金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里，深受法国启蒙思想、法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米尔斯基指出，法国古典主义诗人对他影响很大，其中，伏尔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他的最爱，然后是善写充满非感伤的、古典主义却****漾的杰出爱情哀歌的帕尔尼成为他的榜样）和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贵族革命家与思想家拉季舍夫的影响，并和一些“十二月党人”接近，初步形成了反对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同时开始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因此这个时期大体可以叫作法国影响时期。处女作《致诗友》（1814）表明了献身文学的决心，《皇村回忆》（1815）初步显露了诗歌才华，受到老诗人杰尔查文的好评。1817年9月，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作为十等文官供职于外交部。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种文学团体、文学沙龙的活动，经常观看戏剧演出，拓宽眼界，提高文学修养;一方面他热心政治，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参加了革命组织“绿灯社”。他的思想趋于成熟，诗歌创作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著名作品有《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政治抒情诗，还创作了童话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20）。

受1812年俄国反拿破仑卫国战争胜利的鼓舞和“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普希金创作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这些诗反对暴政、歌颂自由、向往民主，充满高昂的革命**，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自由颂》中他公开宣称:“你专制独裁的暴君，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在《致恰达耶夫》中更是大胆地号召、乐观地预言:“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刻上我们姓名的字样!”这些诗在当时进步的贵族青年中竞相传抄，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写鲁斯兰战胜种种妖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回了心爱的柳德米拉，但被他的敌手法尔拉夫杀死，后来得到一位会施法术的芬兰老人营救，死而复生，挫败了法尔拉夫夺走柳德米拉、在她的父亲基辅大公面前冒功请赏的阴谋。这是一部富有民族特点的浪漫主义长诗，它直接取材于俄国历史，出色地塑造了鲁斯兰这个神奇的俄罗斯古代勇士形象，表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大诗人茹科夫斯基读后大为感动，当即以自己的一帧画像相赠，并在画像上题词:“胜利的学生惠存，失败的老师赠。”这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拜伦影响与走向独创时期（1820—1826）。由于政治诗触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20年5月普希金被流放南俄，度过了4年放逐生涯。他与“十二月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结识了“南社”的领袖，参加过他们的秘密会议。到南方后，普希金阅读了拜伦的几乎全部诗歌和戏剧。拜伦作品以其强有力的人物个性、绚丽多彩的异国情调、**洋溢的抒情自白，以及在这一切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在普希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他猛然惊醒。密茨凯维奇指出:“在读过拜伦的《海盗》之后，普希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并且发现了自己真正诗才之所在。贝灵更具体地谈道:“拜伦帮助了普希金使他去发见他自己的天才;拜伦作了他的向导，启示他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叫他从已经住了很久的法国的园地里出来，走向新的森林和新的草原去。”米川正夫则宣称:“普希金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正确深刻地理解而且感受着拜伦的精神，他在拜伦的艺术当中，找到了苦恼着自己的灵魂的不安的、强而有力的表现。”有一段时间，他自称“因为拜伦而发了狂”。他在自己的文论和书信中一再谈到拜伦的作品。在《致大海》一诗中，他把拜伦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称之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个王者”。这些，再加上自身自由的丧失，使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更强烈、更深沉，创作了《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名诗。与此同时，被流放的处境、人生道路的挫折、社会变革的酝酿，又使诗人冷静下来，面对现实，思考人生，再加上拜伦作品描写现实生活的影响，普希金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加强，写出了一系列南方叙事诗，史称“南方叙事诗”（或“南方组诗”），并开始《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走过了一条从模仿拜伦到独具特色的创作之路。

“南方组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强盗兄弟》（1821—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1821—1823）、《茨冈》（1824）四首长诗，是普希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组诗的主要内容是张扬个性，歌颂自由。在《高加索的俘虏》里，俄罗斯青年到高加索山民中寻求自由，反而做了俘虏，失去了自由。《茨冈》写的是青年贵族阿乐哥因个性强烈同城市的“文明”社会发生冲突，因“衙门里要捉他”而出走，跑到流浪群体茨冈人中寻找自由;到了茨冈游牧群中间，和他们一起流浪，他得到了自由，并同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后来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极度膨胀的个性使他把真妃儿当作私有财产，自己寻求并拥有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于是怀着报复心理杀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阿乐哥由于他的凶残行径，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的生活，表现的却是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主题。诗人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用以对照城市文明的虚伪，同时揭露和批判了男主人公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本性。长诗展示了阿乐哥性格的复杂和矛盾，他是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之一。在艺术上，南方组诗反映了诗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异域色彩、强烈的个性、高昂的**、对自由的歌唱，这是浪漫主义色彩（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最为突出），但现实主义成分更多。《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对自然景物和人情风俗的具体朴实的描绘，尤其是俘虏和阿乐哥性格的刻画，既注意言行合乎性格，又与社会环境、时代特征联系起来，使之成为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显示出浓厚的现实主义特色。[1]

1824年7月，普希金因与敖德萨总督冲突，被押送到母亲的领地——偏僻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过了两年幽禁生活。在孤寂中，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深入接触民间创作，思想更加成熟，现实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的主人公戈都诺夫由于篡夺王位，受到良心谴责，便大搞高压与专制，从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最后终于酿成悲剧。戏剧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打破了此前的俄国古典主义模式，巧妙地运用多种对比手法，塑造了复杂、丰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成功地揭示了人性的深度和历史的真实，表达了作家对王权与人民、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封建王权具有愚弄人民、反人民的本质，人民在改朝换代中虽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极易受蒙蔽，他们最终只会被利用和愚弄，但普希金又指出，只有给人民自由才能使俄国兴盛。[2]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俄国现实主义悲剧，是普希金第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出现及它的独创性，使俄国剧坛面目一新。

创作辉煌时期（1826—1837）。1826年9月8日，新任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在莫斯科召见普希金。沙皇表示宽恕诗人，结束对诗人的流放，并自荐为诗人的审稿人。沙皇面对面地询问普希金，如果12月14日你在彼得堡，你会参加起义吗?诗人直率地回答:我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一定也会参加。从此，普希金开始了复杂多变的最后10年的创作生活。起初，他曾一度对沙皇抱有幻想，但很快清醒过来，创作了《阿里昂》（1827）、《致西伯利亚囚徒》（1827）等政治抒情诗。同时，开始思考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整体的作用问题。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1829）通过高瞻远瞩、一心为国的彼得大帝和陶醉于个人情爱、追求爱情自主的玛利亚以及自私自利、睚眦必报的马赛巴等人的故事，初步表现了这一主题，歌颂了一切为了国家利益的彼得大帝。[3]

1830年9月，为准备与号称“莫斯科头号美人”冈察洛娃的婚事，普希金到波尔金诺村办理父亲领地过户手续，由于周围流行霍乱，被迫滞留了3个月。这3个月却是诗人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他完成了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创作了29首抒情诗，两首童话诗和1首叙事诗《科隆纳一家人》，4部诗体小悲剧（《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瘟疫流行日的宴会》），还有《别尔金小说集》（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5个中短篇小说）、《戈留欣诺村的历史》和13篇评论。普希金作为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才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从此，“波尔金诺之秋”作为作家创作丰收季节的代名词而广为流传。值得一提的是，《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以同情态度描写了小职员维林的悲剧命运，拉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4]命运的序幕，对后来的俄国作家影响很大。

普希金晚年完成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2）、《黑桃皇后》（1834）、《上尉的女儿》（1836），叙事诗《青铜骑士》（1833），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其中《青铜骑士》通过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叶甫盖尼只盼望与贫苦的姑娘芭拉莎结婚，结果却因彼得堡一场洪水失去未婚妻而变疯，以及彼得大帝建造彼得堡的故事，表现了诗人继《波尔塔瓦》之后对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整体问题更成熟、更深入的思考[5]，是诗人晚年炉火纯青之作，被称为“诗的高峰”“艺术的奇迹”。

《上尉的女儿》以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格里尼奥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后来，格里尼奥夫爱上了驻地上尉司令米隆诺夫的女儿玛丽亚。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夫妇，格里尼奥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很重旧情，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里尼奥夫因此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丽亚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里尼奥夫被释放。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起义领袖，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上尉的女儿》是俄国第一部真实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主人公普加乔夫被塑造成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和俄罗斯人民真正的儿子。普加乔夫标志着农民起义领袖第一次出现于俄国文学的形象画廊中。

普希金还在1836年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该刊物后来成为进步思想的喉舌。

1831年2月，普希金与莫斯科头号美人冈察洛娃结婚。随后迁居彼得堡，重入外交部供职。但家庭生活对他的创作有不良影响，他的生活充满危机感。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与调戏妻子的法国公使丹特士决斗，身受重伤，29日不幸逝世。普希金的不幸负伤和逝世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人流会集在普希金门前，询问病情的人数多达5万人之众。莱蒙托夫在悼念普希金的长诗《诗人之死》中表达了人民对诗人的哀悼和对杀害诗人的凶手的无比愤怒。

普希金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抒情诗、叙事长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了颇高的成就，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并创立了俄国民族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是当之无愧的俄国文学之父，对后世影响深远。别林斯基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高尔基则称其为“一切开端的开端”，斯洛尼姆更具体地指出:“无论是长诗、戏剧，或是散文作品，普希金为俄罗斯文学的主题立下了一个规范，并且一再出现于后来作家的作品之中，这包括:彼得大帝改革的意义，圣彼得王朝的命运，当权者的沉浮以及俄罗斯历史的变动，西化派与那些无法与民族传统分割的民众之间的裂隙，小百姓的渴望与执政者审讯制度间的冲突，人性的错综复杂，俄罗斯人的那种破坏与美感兼具的**，及其道德意识倾向于单纯的心智，而排斥过激的反叛。这些主题使得普希金的作品具有无比的广度与深度。”“俄罗斯文学在普希金的身上，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与独创力。我们可以说，彼得大帝沟通了俄罗斯和欧洲的物质与肉体，而普希金则沟通了两者的精神与艺术。”米川正夫颇为全面地谈道:“普希金的伟大，在于他的那种可以同化于一切时代、一切国民思想、情感和文化形式的可惊的普遍性。在他的内心，天和地，灵和肉，理智和情感，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西欧和俄国等一切相反的要素，都成为浑然一体的调和，而表现在好像天然结晶般的、一点也不觉得不合理的，简洁明快的，含蓄深湛的，美丽的形式上面。”

在普希金的众多文学成就中，以抒情诗、叙事长诗、小说、戏剧四者最为突出。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其抒情诗真诚、简洁、自然、质朴且“饱含着生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彩多姿，感情真诚热烈，形象准确新颖，情调朴素优雅，语言丰富简洁。斯洛尼姆指出:“有些批评家认为，普希金抒情诗的成就已经臻至巅峰了。他沉思自然与死亡，将爱情坦然陈述出来，追忆已逝的过去。他采用抑扬格诗体，在韵律与意象两方面皆达到了无懈可击的领域，朴素自然，深情动人，而且简洁明朗。”举凡生活中的一切均能入诗，但基本主题是抨击专制与暴政，追求自由，弘扬个性，讴歌友谊、爱情和美，洋溢着生命的欢乐。既有反暴政、反专制、歌颂自由、追求民主的政治热情，如《致恰达耶夫》: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就是青春的欢乐，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消亡;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在倾听祖国的召唤。我们忍受着期望的折磨等候着那神圣的自由时光，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献身的心还没有死亡，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美好的**，都呈现给我们的祖邦!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刻上我们姓名的字样!（戈宝权译）

也有描绘俄罗斯自然与风俗之美、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思考俄罗斯的历史与未来的爱国主义内容，更有对爱情、友谊、理性、艺术（包括民间传说）乃至异乡风情的歌颂，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几乎都在其中得到了表现，而且总是浸透了诗人那心灵的美，展示了生命的欢乐，人生的哲理，即使是忧郁，也是淡淡的忧郁。如《致凯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你在我面前翩翩降临，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当绝望的忧伤让我烦恼不堪，尘世喧嚣的劳碌使我慌乱不宁，你温柔的声音总萦绕在我耳边，你可爱的倩影常抚慰着我的梦。岁月飞逝。狂烈的暴风雨把往日的梦想吹得风流云散。我忘记了你温柔的轻语，和你那天仙般的容颜。幽禁在阴郁荒凉的乡间，我苦捱时日，无息无声，没有崇拜的偶像，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我的心猛然间惊醒:你又在我眼前翩翩降临，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心儿重又狂喜地舒绽，一切重又开始苏醒，又有了崇拜的偶像，有了灵感，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有了爱情。（曾思艺译）

《致凯恩》是普希金爱情诗中最为出色、相当完美的一首，创作于1825年。

由于在南俄流放时得罪了总督沃龙佐夫，普希金以行为不端被外交部除名，并且被押送到母亲的领地——北方荒僻的乡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4年8月9日他到达此地，过了两年多孤寂的幽居日子，只有年老的乳母陪伴。普希金形容这段生活说，自己孤独苦闷极了，简直像得了“忧郁症”，更为可怕的是:“我忍受着精神饥渴的痛苦，独自踯躅在幽暗的荒原。”幸好，邻村三山村是个景色宜人的地方，而且女主人奥西波娃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并且有三个可爱的女儿。普希金经常去拜访三山村，并且为姑娘们写了不少赠诗。就在三山村，他再次见到了美丽非凡、光彩照人的凯恩。

安·彼·凯恩（1800—1879），奥西波娃的外甥女。1819年在彼得堡贵族奥列宁家的舞会上，普希金第一次见到她，就留下了相当美好而深刻的印象。1825年6月中旬，凯恩到三山村舅母家消夏，逗留了一个月，第二次见到普希金。普希金几乎天天都去拜访她，给她讲故事，朗诵自己的叙事诗《茨冈》。离开三山村前夕，凯恩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回访，普希金把她领进花园，两人一起追忆在奥列宁家初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清晨，普希金去三山村送别凯恩。他赠送给她《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的发表稿，书页中夹着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笺，上面写着这首现今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致凯恩》。

诗歌首先赞美凯恩纯洁清丽、超凡脱俗的美貌，接着写出了自己“幽禁在阴郁荒凉的乡间”的孤独痛苦，最后抒写了凯恩这种绝俗的纯美重现身边，使自己从死气沉沉的孤独痛苦中解脱出来，恢复了生机恢复了活力，快乐欢欣，诗兴勃发，有了“偶像”“灵感”“生气”“眼泪”尤其是“爱情”，这就充分写出了凯恩的美的魅力甚至威力，也写出爱的力量乃至威力。

诗歌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一是巧妙地运用叙事因素。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但却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正是叙事因素的巧妙运用，成就了这首出色的抒情诗篇。诗歌以回忆开篇，突出强调“你”初次出现，超凡脱俗的美给“我”留下的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接着进一步描写这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绝望、忧伤、烦恼、慌乱等中对自己的慰藉:“你温柔的声音总萦绕在我耳边，你可爱的倩影常抚慰我的梦”;然后笔锋一转，写到生活发生了激变，狂烈的暴风雨驱散了往日的美梦，幽禁在荒凉阴郁的乡村，不仅使人孤独苦闷，而且让人没有生气，没有爱情，更没有诗歌的灵感，只能无息无声地“苦捱时日”;最后写到你的再次出现使我心花怒放，一切重又苏醒，有了生气、眼泪，也有了崇拜的偶像，有了爱情，更有了诗歌的灵感。全诗就这样由较远的过去写到不远的过去再写到现在，形成一条颇为鲜明的叙事线索，从而使叙事因素巧妙地运用于抒情诗中。这种叙事因素的运用，在诗歌中具有双重作用:既通过过去唤起彼此的美好回忆从而引起对方的强烈共鸣，又使结构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且富有节奏感。

二是出色地运用了反复。首先，是“仿若转瞬即逝的幻影，仿若纯洁之美的化身”在第一节和第五节中两次出现，既突出了凯恩超凡脱俗、纯洁清丽的美，又使全诗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其次，是第四节写到“没有崇拜的偶像，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最后一节进而写到“又有了崇拜的偶像，有了灵感，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有了爱情”，这可以叫作“变奏的反复”，其作用是:一方面极力抒写从无到有的情感，在表达上递进一层，情真意挚，动人心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结构上的前后呼应与递进。与此同时，这两种反复，在诗中形成反复咏叹，使全诗**气回肠，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三是暗用对比。诗歌极力渲染“我”的孤独寂寞、死气沉沉与苦捱时日，然后再抒写“你”那超凡脱俗的美的巨大魅力给“我”带来了一切，让“我”有了“偶像”“灵感”“生命”“眼泪”尤其是“爱情”，这样两者间就暗暗构成一种对比，这种对比，相当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凯恩的美的魅力甚至威力。

四是把女性神化，从对美女的倾慕飞跃到精神的升华。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兴起了女性崇拜。日耳曼人侵入欧洲，对欧洲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之一便是对妇女的尊敬。他们不尊崇男性神，而崇拜地母，并且认为“女性带有一定的神性”。随后形成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和向妇女献殷勤的作风，便是日耳曼传统与穆斯林意识形态的结合，具体表现便是骑士对女性的尊崇，以致效命疆场，历经艰险，夺取功名，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升迁，而是为了赢得情人的青睐，爱情不仅不会使英雄气短，而且是男子事业的动力，能够使人超凡脱俗，进入美的殿堂，甚至追寻到永恒，探求到终极价值。因此，西方人尽情表达自己对女性的爱慕、追求，并从中使自己的心灵纯化，精神升华，乃至瞬刻永恒，找到了神性的光辉，追求在恋爱中实现人生，寻求人生永恒的美，但丁在《新生》中宣称贝雅特丽齐是“从天上来到大地显示神奇”的天使，把对她的追慕当作对人生永恒之美的追寻，并在《神曲·天堂篇》中让她引导自己进入永恒之美——天堂。彼特拉克的《歌集》第72首更是明确指出，劳拉具有高度的精神美，她将引导自己找到人生的永恒之美与终极价值:“高雅可爱的夫人啊，从你闪动的眸子里，我窥见了指引我通向天国的温柔之光;你眼睛里映照的只有爱情和我，谁都知道，你这隐约闪现的光芒出自你那搏动的心房。这光芒引导我从善向上，使我走向光明荣耀的人生终极……”爱情神性化了，成为从此岸走向超越的永恒彼岸的中介。普希金这首《致凯恩》也充分写出了凯恩的超凡脱俗的美及爱情的力量，唤醒了诗人沉睡的心灵，让一切人性的、有灵气的东西在心中复苏，并且有了宗教崇拜般的“偶像”，有了“生气”和诗歌的“灵感”，有了“爱情”，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正因为这首诗突出的艺术成就和浓郁的抒情性、音乐性，使它成为俄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最优秀的抒情诗之一，并且在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为之谱曲后，成为俄国最有名的一首情歌，传唱至今。又如《我爱过您》:

我爱过您，也许，那爱情还在我心底暗暗激**;但让它别再惊扰您;我不想给您带来丝毫忧伤。我曾默默而无望地爱着您，时而妒火烧心，时而胆怯惆怅;我那么真诚，那么温柔地爱您，愿上帝保佑别人爱您也和我一样。（曾思艺译）

普希金的爱情诗清新优美，格调高雅，感情真挚，并且大都表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这首诗就是明证。真正的爱情不在于非得拥有，而在于只要所爱的人过得幸福，一如流行歌曲所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普希金高尚情操就体现为:尽管我是那么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所以我不愿再惊扰你，并且希望上帝保佑:别人爱你也像我那样真诚而温柔。再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气恼!沮丧的日子暂且抑制自己，相信吧，快乐的时光就要来到。心儿总是迷醉于未来，现在总令人沮丧、悲哀:一切昙花一现，飞逝难再，而那逝去的，将变成可爱。（曾思艺译）

这首诗揭示生活的哲理，按中国的说法，“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因此很有必要在遭到挫折、转入逆境时学会忍耐，暂且抑制自己，其实事过境迁后，也许那逝去的还将变成可爱的回忆。这首诗曾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如《普希金与我》一书中，就有多篇文章谈到这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了自己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力量。[6]

所以，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的诗，特别是他的抒情诗的共同的色调，是人的内在的美和培养心灵的人道主义精神……普希金的情感中永远有着特别高尚、和善、温顺、芬芳、优美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当阅读他的创作时，能够最好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人……俄罗斯的诗人中没有一个能像普希金这样成为年青时代的培养者，成为青年感情的教育者。他的诗绝没有荒诞的、幻想的、虚伪的、虚幻唯心的东西。它整个渗透着现实;它不是在生活的面貌上涂脂抹粉，而是表现出它的自然的、真实的美;普希金的诗里有天国，但人世间也永远充满着天国。”其抒情诗的形式也多彩多姿，哀歌、颂诗、赠诗、讽刺诗、罗曼斯、歌、独白、对谈、三韵句，以往俄罗斯诗歌中已有的形式，他几乎都娴熟地加以运用，而且使之发展与完善。普希金的抒情诗富于朝气，圆润和谐，常采用对称结构，反复、回环手法，其总体特征是感情真诚和热烈、形象准确且新颖、情调朴素而优雅、语言丰富又简洁、风格自然并明晰，有一种“深刻而又明亮的忧伤”。

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共有十余部，另有五六部未完成的（只留下一些片断和写作计划），除上面提到过的之外，还有《加百列颂》（1821）、《瓦吉姆》（1821—1822）、《努林伯爵》（1825）、《塔吉特》（1829—1830）、《叶泽尔斯基》（1832）、《安哲鲁》（1833）等。这些长诗反映的生活面很广，思考了社会、个人、国家、历史、宗教乃至人性的诸多问题，风格多样，手法灵活，但大都注重结构安排，富有戏剧性，其中的独白和对话尤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