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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19世纪俄国文学03（第1页）

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上册）19世纪俄国文学03

“纯艺术派”诗歌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延续到80年代。一般认为，该派由七人组成:费特（详后）、迈科夫（1821—1897）、波隆斯基（1819—1898）（当时被称为“友好的三人同盟”）、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以及丘特切夫（详后）、谢尔宾纳（1821—1869）、麦伊（1822—1862）等。纯艺术诗歌在艺术上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丘特切夫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表现永恒的题材（自然、爱情、人生），挖掘自然和心灵的奥秘，表达了生态意识的先声，并在瞬间的境界、多层次结构及语言（古语词、通感等）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形成了显著的特点:深邃的哲理内涵、完整的断片形式、独特的多层次结构、多样的语言方式。

费特充分探索了诗歌的音乐潜力，达到了很高成就，被柴可夫斯基称为“诗人音乐家”，其诗歌美的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爱情、人生和艺术这些能体现永恒人性的主题，在艺术上则大胆创新，或情景交融，化景为情;或意象并置，画面组接;或词性活用，通感手法。

作为诗人兼画家的迈科夫的诗歌主要包括古希腊罗马风格诗、自然诗、爱情诗，其显著特点是古风色彩——往往回归古希腊罗马，以典雅的古风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雕塑特性和雅俗结合。

曾在梯弗里斯和国外生活多年的波隆斯基的诗歌主要有自然诗、爱情诗、社会诗、哲理诗，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异域题材，叙事色彩，印象主义特色。

阿·康·托尔斯泰的诗歌则包括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社会诗，他善于学习民歌，把握了民歌既守一定的格律又颇为自由的精髓，以自由的格式写作民间流行的歌谣般的诗歌，并在抒情诗中大量运用象征、否定性比喻、反衬、对比、比拟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因此，他的很多富有民歌风格的抒情诗（70余首）被作曲家谱成曲子。

谢尔宾纳的文学地位主要建立在其两类诗歌作品上:第一类是具有古希腊风格的抒情诗，诗人自己把这些诗与古代希腊联系在一起;第二类是讽刺诗和铭文式题诗。其希腊风格诗歌贯穿始终（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始终都是用他写作《希腊诗集》的那种精神、那种风格写作”），也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这类诗表现希腊题材，运用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并深得希腊文化和思想的神韵，表现了类似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创造出了一个对于他自己来说独立的、闲逸的、充满美好和谐的艺术世界。第二类诗则探索人性问题，思考俄国症结，揭露社会弊端。

麦伊的诗歌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艺术性的，一类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纯艺术性的诗歌充分体现了其作为“纯艺术派”诗人的特点，这类诗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莫斯科时期和彼得堡时期。莫斯科时期主要创作古希腊罗马风格的诗歌，古希腊的美的和谐、宁静的世界、纯净的喜悦，成为他远离丑陋现实的某种避难所，表现了其“纯艺术”的根本立场，其中爱情诗尤为出色。彼得堡时期的纯艺术诗歌，或表达对美的欣赏，或表现和思考艺术的多方面问题。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则主要是对俄国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发现与探索:思考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出路问题，从人性的高度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与法国、英国的唯美主义文学相比，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俄国唯美主义文学是在论战中产生的，文学理论的系统性不十分鲜明。法国唯美主义文学通过戈蒂耶、波德莱尔、巴那斯派的阐发和发展，已初具理论体系;英国唯美主义文学通过佩特和王尔德的发展，更是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不仅“为艺术而艺术”，而且，使艺术进而发展成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而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理论由于是在论战中产生的，往往针对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文学理论的系统性不十分鲜明，而且很少创新。

第二，既注意客观，也不排斥抒情，介于英、法唯美主义之间。法国唯美主义诗歌尤其是其代表“巴那斯派”诗歌与自然主义小说一样，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颇大，强调以客观冷静为创作原则;英国唯美主义诗歌由于重视梦幻、梦想，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俄国的唯美主义诗歌则介于英、法唯美主义之间，既注意客观，也不排斥抒情，无论是丘特切夫、费特、迈科夫，还是波隆斯基、阿·康·托尔斯泰，他们都对世界尤其是大自然有相当细致的观察，也在其诗歌中颇为客观、细致地描写了大自然的光影声色以及种种运动变化，同时又根据需要，适当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丘特切夫的《秋天的黄昏》、费特的《傍晚》（均详后）。既注意客观，也不排斥抒情，在纯艺术诗歌派诗人的爱情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他们也往往结合自然，情景交融地表现爱情。如迈科夫的《遇雨》:

还记得吗，没料到会有雷雨，远离家门，我们骤遭雷雨袭击，赶忙躲进一片繁茂的云杉树荫，经历了无穷惊恐，无限欢欣!雨点和着阳光淅淅沥沥，云杉上苔藓茸茸，我们站在树下，仿佛置身金丝笼。周围的地面滚跳着一粒粒珍珠，串串雨滴晶莹闪亮，颗颗相逐，滑下云杉的针叶，落到你头上，又从你的肩头向腰间流淌……还记得吗，我们的笑声渐渐轻微……猛然间，我们头顶掠过一阵惊雷——你吓得紧闭双眼，扑进我怀里……啊，天赐的甘霖，美妙的黄金雨!（曾思艺译）

全诗先客观地描写外出遇雨以及在林中身处太阳雨中的动人美景，最后因为女方被雷声吓得躲入男方怀中而**高呼，从而极其生动、细致、形象地展示了初恋时那种微妙、纯洁的恋爱心理。

第三，具有印象主义特色。法国唯美主义诗歌独具雕塑美;英国唯美主义诗歌具有梦幻美，并且更具感觉主义与快乐主义因素;俄国唯美主义诗歌则多具印象主义色彩。

法国唯美主义诗歌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具体表现为重视诗歌的色彩美、音乐美，尤其重视的是诗歌的雕塑美。郑克鲁指出:“巴那斯派诗人具有敏锐而精细的目光，语言的运用精确简练，善于描画静物，已经开始注意诗歌的色彩、音乐性和雕塑美。”因此，他们的诗歌独具雕塑美，这在李勒的诗歌、埃雷迪亚的《锦幡集》及邦维尔的诗中表现明显，而在李勒的诗中尤为突出。李勒刻意追求造型艺术的美，他的诗格律严谨，语言精确，色彩鲜明，线条突出，像大理石雕像一样，给人以坚固、结实、静穆的感觉，同时也闪烁着大理石雕像一般的冷静光辉，如其《正午》和《美洲虎的梦》。

英国唯美主义诗歌则具有梦幻美，并且更具感觉主义与快乐主义因素，如罗塞蒂根据自己的画《白日梦》创作的《白日梦》（题画诗）。王佐良认为，《白日梦》一画极其成功，是罗塞蒂的代表作之一，被称为具有一种“罗塞蒂式的美”:一位身穿绿色衣服的美丽少妇坐在茂密的大树下，鬈发浓密，脖子修长，嘴唇饱满而性感，面容憔悴，神情感伤，右手无力地挽住树枝，左手搭在放于膝间的书本上，掌心有一枝花瓣开始垂下的鲜花，整个画面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她那木然发呆的表情，全然忘了那似乎随时都可能滑到地上的膝间的书本和掌心的花朵，说明她正深陷于某种白日梦中（从周围的环境看，这应该是一个午后的花园），画面上浓厚的绿色调、周边缥缈的云雾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感染力。诗歌细致地展现了绘画的情景:仲夏时节，荫凉的槭树，画眉欢唱，树林像梦幻一样，画中的女性正独坐着，在做白日梦，在她忘了的书上落下了一朵她忘了的小花。王佐良指出:该诗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诗中“有一种梦的神秘同女性的吸引力的混合”。

俄国唯美主义诗歌则由于大多数诗人往往通过捕捉自然和社会中某个瞬间来表现思想情感，因而多具印象主义色彩。如丘特切夫的《是幽深的夜》:

是幽深的夜。凄雨飘零……听。是不是云雀在唱歌?……啊，你美丽的黎明的客人，怎么在这死沉沉的一刻，发出轻柔而活泼的声音?清晰，响亮，打破夜的寂寥，它震撼了我整个的心，好像疯人的可怕的笑!……（查良铮译）

全诗抓住黎明时分听到云雀歌声深受感动的瞬间印象，但并未从正面按照传统方法赞美云雀歌声的动听，而是反面着笔，说它“好像疯人的可怕的笑”，特别突出了这幽夜死沉沉的气氛，真实新颖、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在这一气氛中云雀的歌声给自己的心灵所带来的极其强烈的瞬间震撼。迈科夫的《春》:

淡蓝的，纯洁的雪莲花!紧靠着疏松的最后一片雪花……是最后一滴泪珠告别昔日的忧伤，是对另一种幸福崭新的幻想……（曾思艺译）

则抓住初春雪莲花开还有雪花的瞬间感触，生动地把这一瞬间过去、现在、未来三者融为一体，把既有点感伤又满怀希望的复杂心态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这种通过捕捉瞬间来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在俄国唯美主义诗歌中屡见不鲜，使其诗歌极具印象主义特色，最典型的是费特，他的《呢喃的细语，羞怯的呼吸》《这早晨，这欢乐》都是这方面的杰作（详后）。

第四，理论与创作互动。尽管法国、英国、俄国的唯美主义都是既有理论又有创作，而且差不多理论与创作都有双向作用——理论从创作实践中归纳出来，进而指导、推动创作，而创作也在提供新的内容丰富、发展理论的同时，既遵从理论又根据实际需要在某些地方突破了理论，但俄国唯美主义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双向作用更为突出。

法国和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论更多是作家兼理论家提出的，他们的理论更多地指向自身创作:往往是先提出理论，然后再在创作中实践并丰富它，戈蒂耶、波德莱尔、佩特、王尔德等莫不如此。巴那斯派只接受了戈蒂耶的“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形式美的主张，而自己根据时代思潮，补充、丰富了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客观、冷静。罗斯金稍有例外，他的唯美理论来自于“拉斐尔前派”的创作实践，又在某种程度对其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主要功绩是为遭到舆论围攻的“拉斐尔前派”进行辩护，实际上正如英国学者劳伦斯·宾扬指出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关注罗斯金与前拉斐尔派成员的个人关系，只要记住这个运动的起源是完全独立的就足够了。《现代画家》的著名作者所获得的公众效应，在年轻画家早期对抗恶意批评的过程中帮助了他们，就好像是他的个人友谊秘密帮助了他们。但是每一位年轻画家都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很少受到罗斯金评论的影响。”

而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理论三巨头的理论一方面维护艺术至上，保护并指导纯艺术诗歌创作，如德鲁日宁的《普希金及其文集的最新版本》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的批评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来自众多纯艺术诗歌，是对众多唯美主义诗人纯艺术诗歌的概括、升华，如鲍特金的《论费特的诗歌》，进而支持、鼓励和指导纯艺术诗歌创作。纯艺术诗歌创作则在为纯艺术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肥沃的土壤的同时，又以自己的种种艺术创新，进一步推动纯艺术理论的发展。

象征主义在西欧是19世纪50年代诞生，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个文学流派，也是100多年来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产生最早、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与盲目乐观，反对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和细节描写，不再直接再现客观现实，而把目光转向理想世界和内心梦幻，以含蓄代替**，从联想产生形象，用对应构筑意念，借暗示识读奥秘，写梦幻表达理想，凭音韵增强冥想。总之，以直觉感知、暗示象征和高度的音乐美来展示世界与人生，因而具有很强的暗示性、象征性、朦胧性和音乐性。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日益发展，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物质产品，也把人变成了工具。为捍卫人的主体精神，象征主义应运而生。他们在哲学上深受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1688—1772）自然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互有联系的“对应论”影响;在文学上，吸取了戈蒂耶、爱伦·坡“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形式美的主张，力求在充满丑恶和腐败的现实苦海中，借艺术之力营造一个“人工的天堂”，寻找精神寄托的彼岸。象征主义文学的特点有三:一是反传统、反理性、反现实。象征主义作家着重表现人的内心精神的复杂活动，描写怪诞现象，注重挖掘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描写丑恶的事物，创造美好的东西。象征主义大量描写丑恶的事物，创作了一朵朵“恶之花”。三是在艺术上大胆创新。既提倡人的内心与自然的“应和论”，又提倡人自身各种感觉之间互相沟通的“通感论”，重视对形式美的追求与创新。象征主义产生于法国，而后波及欧美各国。重要的作家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俄国象征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过两次浪潮，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浓郁的宗教神秘色彩却又相当关注现实社会，强调“应和”，重视多义性，在诗歌语言、音响、造型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尤其是在音乐性和视画性两个方面。出色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吉皮乌斯（1869—1945）、索洛古勃（1863—1927）、巴尔蒙特（1867—1942）、勃留索夫（1873—1924）、别雷（1880—1934）、勃洛克（1880—1921）等。[7]

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向前发展，并且大大深化，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出现了像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这样的大师。美国学者斯坦纳甚至宣称:“如果我们除去果戈理的《死魂灵》（1842）、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屠格涅夫的《前夜》（1859）这些例外情况，俄罗斯小说的奇迹迭出之年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开始，一直延续到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在创造力量和持续天才的推动下，那44年时间中成果斐然，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创作黄金时期——伯利克里统治下的古雅典、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格兰——相提并论。它们都是人类精神取得辉煌成就的岁月。”他还进而谈道，当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社会动**的迹象，从《死魂灵》到《复活》（这两部作品的名称并置在一起，包含了那一动**时期的主要意象），俄罗斯文学反映出即将来临的大灾难:“它充满预感和预示，常常受到对慢慢降临的灾难的设想的困扰。19世纪的那些伟大俄罗斯作家们深深感到，俄罗斯正处在深渊边缘，它可能坠落下去;他们的作品反映正在发生的革命，反映即将出现的另外一场革命……”19世纪的这一大批作家拥有强烈的远见，堪与《旧约全书》中那些先知们媲美，他们预感到，那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并且发出了准确的预言。

在果戈理的影响下，现实主义作家形成了俄国“自然派”。自然派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俄国1842—1845年间）俄国现实主义的别称，其特点是真实地反映现实，以下层群众为描写对象，注重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原则，促进了文学的民主化。代表作家主要有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风貌特写、社会长篇小说以及各种讽刺体裁，在自然派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该派作家的成就大多集中出现在19世纪后期，因此没有放在前期而放在后期来介绍。果戈理、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专门介绍，这里简介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21—1891），从1856年开始，当过书刊检查机关重要负责人（俄国国民教育部首席图书审查官），在他的帮助下，《猎人笔记》《莱蒙托夫全集》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得以出版。他还曾到过中国，留下了长篇随笔《战舰巴拉达号》。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中篇小说《癫痫》（1838）、《因祸得福》（1839）、《伊凡·萨维奇·波得查波宁》（1848），重要作品主要是三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奥勃洛摩夫》（1859）、《悬崖》（1869）。此外，他从19世纪70年代转向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颇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如《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文学晚会》（1882），而其最有名的评论是论析格里鲍耶陀夫《智慧的痛苦》的文章《万般苦恼》（1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