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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19世纪俄国文学02（第1页）

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上册）19世纪俄国文学02

俄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当时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米尔斯基精当地指出，俄国现实主义的谱系是混成的，总体而言，它是果戈理讽刺性自然主义和更早些的感伤现实主义这两者的混血儿，后者主要由于法国作家乔治·桑当时的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得以复兴和呈现。果戈理和乔治·桑是俄国现实主义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其初期推崇的两位大师。其他一些外国作家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尤其是巴尔扎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经典现实主义统领各种不同元素，《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当代英雄》对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最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莫斯科小组的发展，以及其理想主义在之后十年间得以彰显的最终形式，也构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使俄国小说获得了理想主义色彩和公民特征，别林斯基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俄国现实主义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从南方叙事诗开始，他就逐渐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后来更是创作了现实主义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等现实主义代表作。19世纪30年代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兴盛，40年代臻于成熟并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并把锋芒直指俄国沙皇政权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突出代表是果戈理，他的代表作《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对俄罗斯社会的丑恶进行了彻底、深刻的揭露和嘲笑，塑造了俄罗斯乃至人类社会弊端的不朽的典型形象。

从现实主义文学揭露社会问题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提问题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60年代前剖析俄罗斯社会要害的“谁之罪”文学，60年代后探讨俄罗斯社会出路的“怎么办”文学（其具体内容又大约包括“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当然，实际上除此扎根大地的内容以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还有心系彼岸的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从宗教、哲学高度探索人性、指明拯救之路的伟大作品。可以说，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孕育于二三十年代，40年代臻于成熟，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群星荟萃、杰作迭出的繁荣景象，使俄国文学一跃而居于世界文学先列。19世纪前期俄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柯尔卓夫，还有以下几位作家值得一提。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与古希腊的伊索、法国的拉封丹并称为欧洲三大寓言家，创作了九卷诗体寓言，共205篇。他继伊索、拉封丹之后，力图以寓言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其寓言内容丰富，或揭露沙皇专制统治，讽刺嘲笑统治阶级的专横、贪腐、寄生、无知，如《狼和小羊》《狮子分猎物》《大象当官》《农夫和绵羊》等;或表达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如《鹰和蜜蜂》《树叶和树根》《狼落狗舍》等;或通过日常生活现象见出人生哲理，这是其寓言中最多的，如《狐狸和葡萄》《挑剔的待嫁姑娘》《主人和老鼠》《小树林与火》《狗的友谊》《狗鱼和猫》《鹰和鸡》《杰米扬的鱼汤》《天鹅、狗鱼和大虾》《橡树和芦苇》。克雷洛夫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篇幅短小，故事生动，语言简练，诗句流畅，为人民喜闻乐见。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并自己创作格言警句，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对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影响很大，其不少句子成为格言警句。而且，他极力反映现实生活，也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主要作品是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1825，一译《聪明误》，不妥）。主人公恰茨基是一个家有三千农奴的贵族青年，从国外游学三年后回到莫斯科，此时他昔日的恋人索菲娅已钟情于法穆索夫的秘书莫尔恰林，他也与整个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在父亲的好友——大贵族法穆索夫的家庭晚宴上，他慷慨激昂地抨击时弊，同顽劣的贵族们展开辩论，却被他们看成“疯子”。于是，他只好重新逃离莫斯科，“走遍天涯海角，给被侮辱的心灵找个安宁的角落”。戏剧包含爱情和政治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恰茨基的儿时好友、恋人——法穆索夫的女儿索菲娅，已移情别恋;而法穆索夫则选中粗鄙的上校斯卡洛茹布作为准女婿，对恰茨基也采取了排斥与敌视的态度。这样，恰茨基的爱情追求遭到失败。戏剧主要表现两方面的主题。

第一，揭露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由索菲娅串连起来的几个身份不同的登场人物，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形象:维护农奴主财产与特权的官僚法穆索夫;头脑简单、视野狭窄的丘八斯卡洛茹布;善于以虚伪的尽职和甜腻的媚态取悦上司的势利小人莫尔恰林。米川正夫指出，这部戏剧的使命，是嘲笑19世纪初叶的莫斯科社交界，以及把这时代的特殊形象加以普遍化，而讽刺虚伪、阿谀、傲慢、诽谤、贪欲、无知、懒惰等永远不变的人性共通的缺点、弱点。妄自尊大的官僚的保守主义者法穆索夫，以自卑和阿谀为处世之唯一武器的无耻的僚属莫尔恰林，除叙勋和升官以外就不晓得其他人生目的的愚昧而傲慢的武弁斯卡洛茹布，以及其他浅薄而空虚的社交界的各种代表的典型，都被集中于《智慧的痛苦》一剧之内，而写实地给予正确的表现。

第二，表现先觉者的智慧的痛苦。以恰茨基为一方，以法穆索夫一家和其客人为另一方，戏剧表现了守旧和觉醒两种力量的交锋与斗争。深受西欧影响、已经觉醒的恰茨基，看到依旧落后、死水一潭的俄国社会，深感痛心和愤慨，面对众多顽劣守旧的贵族，竭尽全力宣传进步、抨击时弊、舌战群丑、揭露专制和农奴制度、批判崇洋媚外的风气，充分表现了其智慧、信念和热情，却因单枪匹马而寡不敌众，被迫愤然出国。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给恰茨基以智慧，而这智慧却只给他带来万般痛苦。作家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智慧者、有良知者和先觉者在俄国遭受的痛苦，因此标题应译为《智慧的痛苦》，而不宜译为《聪明误》。

《智慧的痛苦》在结构上较早摆脱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也为俄国戏剧带来了新的气象，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之作，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赫尔岑（1812—1870），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作家。米尔斯基宣称，赫尔岑在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中均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长篇小说《谁之罪》（1845—1847），散文《法意书简》（1847—1850）、《彼岸书》（1847—1850），7卷巨型散文《往事与随想》（1852—1868）。其中《谁之罪》《往事与随想》是其代表作。

《谁之罪》通过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农奴出身的姑娘柳博尼卡之间复杂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表现了爱情与当时社会道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平民青年克鲁齐费尔斯基到退职的将军家里做家庭教师，爱上了主人的私生女柳博尼卡，结婚后迁居N城，在一所中学任教。4年后，年轻贵族别里托夫到该城参加贵族选举，与柳博尼卡两情相悦产生热恋，结果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此而颓废酗酒，柳博尼卡重病即将死去，别里托夫则永远出走国外，酿成了人间惨剧，由此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之罪”的问题。小说通过三个青年的感情纠葛和人生悲剧，形象地指出:正是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生活，造就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的性格: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柔弱而颓废酗酒，别里托夫虽有教养但无法适应现实生活，从而借婚姻恋爱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专制制度。其中，别里托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又一个“多余人”，是奥涅金、毕巧林到罗亭之间的中介。《谁之罪》作为赫尔岑40年代创作的著名“问题小说”，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其深刻的分析精神、嘲讽的叙事风格，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有明显的影响。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传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文化生活，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与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内容相当丰富，文笔生动活泼，往往把感情化成文字，把思想化为形象，使用幽默辛辣、感情色彩极强的文字，虽为自传性文学，却能在塑造人物和描写环境方面做到典型化，寓**于记叙之中，从而集文学性、史料性、思想性于一身，对后世的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较大影响。

继1825年12月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沙皇政府在1826年设立了第三厅，对进步思想进行钳制，随后又开始弘扬国粹主义，鼓吹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陷入了危机，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异常尖锐。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富有责任感的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恰达耶夫（1794—1856）1836年9月底发表于《望远镜》杂志第15期上的《哲学书简（之一）》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这封哲学书简中，他彻底否定了俄罗斯的一切:“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本来，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国的民族意识已空前觉醒，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恰达耶夫的这封哲学书简，更是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深入思考乃至激烈争论。于是，在此背景下，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大分歧的阵营。

西欧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西欧的文明就是俄国和整个人类的未来，因此俄国应该走西欧列强的发展道路，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给人们普遍的言论自由，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年科夫、卡维林、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斯拉夫派则主张退回到宗法制去，认为俄罗斯有着独特的历史道路和使命，它具有丝毫不亚于西欧诸国的文明，俄国不需要任何改革，贵族与农民、君主政体和东正教会等之间的和谐将使俄国在欧洲和世界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此派的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两派都主张废除农奴制，也全都呼吁废除农奴制。这在整个俄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19世纪后期，变革的呼声慢慢响彻俄国。

梁赞诺夫斯基等指出，在思想观念方面，19世纪中期“俄罗斯思潮的发展轨迹就是:从爱智协会对哲学的抽象探讨和对美学特征的强调开始，经过斯拉夫派——在较次的程度上还有西方派——的制度建设，达到对于当前的紧迫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激进的西方派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那里最为典型，虽然两者关注的意义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激进主义在有教养的俄国人中影响日增……另外，通过如赫尔岑和他的终生战友尼古拉·奥加辽夫这样的个人的努力，也通过新的皈依者组织即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活动，社会主义进入了俄国的历史舞台。……最后，概括说来，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著名的4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展和俄罗斯历史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17年，甚至更远”。而“从农奴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革。……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屠格涅夫的子孙们，首先在‘虚无主义’的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家园，这种虚无主义以对激进的变化的模糊之向往的名义来反对既存的政治和社会权威。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年轻的天才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840—1868）说:‘什么可以被打破，就应该被打破。’新的激进主义精神同时反映了时代的普遍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特征和特殊的俄国情况，例如，知识分子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生活的反抗、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中产阶级的软弱、其他温和与妥协的因素以及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趋势”。

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趋向哲学化，致力于探索人的终极性问题，代表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智派”（一译“爱智协会”）。爱智派是莫斯科大学哲学—文学小组“爱智协会”的参加者，其成员主要有波戈金（1800—1875）、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霍米亚科夫（1804—1860）、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3）、舍维廖夫（1806—1864）、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科舍廖夫（1806—1883）等人，他们团结在《俄罗斯通报》下，研究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尤其是谢林的著作，出版过文集《莫涅摩叙涅》（共4部，1824—1825）。他们特别喜爱谢林，深受谢林哲学的影响，探讨哲学问题，重视文学的美学特征，对俄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艺术哲学的发展起过显著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很广的著名人物，如成为历史学家的波戈金，成为思想家的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丘特切夫是他们的好友，深受其影响;他们思想观念的广泛影响后来也波及丘特切夫以外的俄国其他唯美主义诗人。

19世纪后期，俄罗斯上上下下都期盼变革、呼吁变革。这是时势使然。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舞台，摒弃了西欧派的全盘西化主张，批判性地接受了斯拉夫派重视民族尤其是人民的思想，号召深入民间为人民服务，一些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更是成为革命民主派，主张推翻沙皇统治。这些观念深深影响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进而又极大地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使现实主义作家们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不断加深，与此同时，作家们在挖掘了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两大病害”（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后，对贵族和社会出路的探索越来越迫切，对灵魂苦难的关注越来越执着，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也越来越浓厚，于是又将文学引向寻求正面人物的领域，完成了塑造从贵族知识分子的“多余人”到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形象和由贵族地主立场向平民立场转化的“忏悔的贵族”的任务。

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是西方后期文学的主要成就，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都大大深化了，达到了西方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其突出的特点是:第一，关注民族前途，因此提出了“谁之罪”“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一系列关于人民解放、批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社会问题，被称为“提问题的文学”（也有人概括为: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以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主要内容）。第二，高扬道德旗帜、强调宗教救助，深具悲悯情怀，从宗教哲学的高度反映时代和人生的苦难，表现复杂的人性，从而把个人和民族的问题普泛化，使之成为人类普遍的问题，并通过对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进行艺术描写，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第三，独特的形象系列，主要有多余人形象系列，小人物形象系列，“新人”形象系列，忏悔的贵族形象系列，此外，还有丑陋的地主形象系列以及贪婪的官僚形象系列。第四，在艺术上有独特而执着的探索与追求，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文学水平。第五，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从理论高度总结、提升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对俄国现实主义进行了阐释和捍卫，指导并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从纯艺术派的诗歌创作中总结了经验，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加以引导，并在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论战中捍卫和推进了纯艺术派的诗歌创作。

这个时期，俄国文坛出现了把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武器和维护艺术本体“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大思潮的争鸣乃至斗争，前者的流派主要有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后者的流派则主要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此外还有一大批出色的现实主义大师。这种争鸣乃至斗争，推进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思考，使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代表人物是三大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曾主办《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前期受黑格尔的思想影响较深，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自觉性，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1840）;后期现实主义美学观已占绝对优势，主张写“现实的诗”，代表作有《艺术的概念》（1841）、《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论普希金》（1843—1846，这实际上是一部包括11篇论文的专著，是俄国最早的普希金研究之一）、《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提出了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看法，系统论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强调和宣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肯定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捍卫了现实主义原则，维护并指导了俄国自然派的文学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在哲学上，他坚持人本主义与辩证法;在思想上，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沙俄专制制度，建立一个人人温饱、个个平等的社会;在美学上，他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继承了别林斯基的传统，在《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概观》一文中为文学批评功利主义的公民批评奠定基础，重新树立别林斯基崇拜，并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分析文学问题，阐释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特征，并用“心灵辩证法”予以总结。主要论文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

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和“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他认为生活不仅是死的自然界，而且也是人的生活;不仅是过去的生活，而且也是未来的生活;不仅是现实的生活，而且也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即理想的生活。他宣称艺术的对象不仅是美适应生活，因此他给艺术规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使命是“解释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也就是说要表明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加强它还是削弱它。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到此阶段，他已只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把文学变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