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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帕斯捷尔纳克 真诚勇敢的文学大师02（第1页）

第十六讲帕斯捷尔纳克:真诚、勇敢的文学大师02

繁复和艰涩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举世公认的特点，表现为:一是生僻词多而广（涉及生活的辽阔领域）;二是句法复杂难析，时不时挑战规范;三是隐喻过密，联想怪异。这是由于受时代（即艺术创新至上主义的白银时代）的思潮影响，为提高诗的感染力而在“陌生化”原则下在夸张和隐喻化方面走过了头，背离了他终生追求的艺术的最高境界——“闻所未闻的单纯”。不过，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悟到复杂与单纯相反相成的规律，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单纯这一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普希金、丘特切夫等经典作家的传统上来。在他这种境界的诗中，单纯并非简单，也并不排斥繁复，而是单纯与繁复的特殊交融，即繁复中的单纯。繁复中的单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繁复永远是手段，单纯才是真正的目的。

短篇小说《空中通道》（一译《空中线路》《空中路》，1924）依旧采用现代主义的方式，跳跃式地写了海军军官波里瓦诺夫和廖丽娅的几段生活，而“空中通道”则是回忆性思维等的象征。自传体散文集《人与事》也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自传体散文中，跳跃而又新奇地写出了1900年至193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三十年间作家的见闻和经历。

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史诗形式，以个人生活经历为主要题材，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这种史诗能够容纳主观色彩强烈的抒情内容。1925年，他着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司佩克托尔斯基》（一译《斯别克托尔斯基》），它通过极大的自传成分表现现实，揭示历史。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的作品还有组诗《高尚的疾病》、长诗《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高尚的疾病》主要描写了革命和革命领袖列宁，同时还思考了新时代诗人的使命;后两部长诗则描绘了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个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命运。因此，高莽指出:“这期间，他的注意力转向表现社会历史题材上。他先后写成长诗《崇高的疾病》（1924—1929）、《一九○五年》（1926—1927），《施密特中尉》（1926—1927）和诗体小说《斯别克托尔斯基》（1925—1931）”，“这时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现实，用艺术手法描绘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在这些作品中，他走出写景抒情的老套，开始关注重要的社会题材。他一方面相信革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则对革命暴力持怀疑态度。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与帕斯捷尔纳克深心处的艺术观毕竟并不十分切合。在文体风格方面，他也开始在奇诡多变的现代风格中注入平淡、朴实、自然的语言。1930年的小说《帕特里克手记》，更是艺术探索与转变的明显标志。作家认为这篇小说对自己“极端重要”，他在这篇作品中遵循契诃夫的方式，并希望在其中达到普希金式的简洁，一改此前《柳威尔斯的童年》《空中路》等小说的现代语言与风格，而采用了简洁的句式和朴实无华的语言。

在1934年出版的《第二次诞生》中收录了诗人1931年高加索之行后的大量作品，其中有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诗意的画面和谐一致的组诗《波澜》:“只要深信与存在的一切同宗，只要与生活中的未来相交，最后不得不沉入空前的单纯，一如中了歪门邪道。”（顾蕴璞译）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中的真正的“第二次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乌拉尔之行引发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作家为展现新农村的面貌纷纷下基层收集素材，帕斯捷尔纳克于1932年去了乌拉尔，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在那里的所见，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这是一种非人的、想象不出的痛苦，是可怕的灾难……我病了，一整年都不能入睡。”当诗意的灵感回归诗人，他对生活的艺术感受一下子变了，风格也变了，变得极其质朴，极其简洁。如《爱有些人——是沉重的十字架》:

爱有些人——是沉重的十字架，你却因没有心计而非常美，你的诱人之处的这一奥秘，完全可以和人生之谜相媲美。春天听得见梦的簌簌响，新鲜事和真理也沙沙可闻。你出身在这种生活准则的家庭，你的理智像空气一样无私心。人要觉醒和彻悟并不难:就把语言的垃圾抖出心田，往后生活不再被垃圾玷污。所有这一切——并不难办。（顾蕴璞译）

整首诗空前的质朴、明白、晓畅，也很简洁，抒情主人公所爱的人没有心机、简单纯粹，毫无私心杂念，使得抒情主人公感到爱她非常美，并由此醒悟到:人只要活得单纯，从心灵中彻底扬弃那些多余的垃圾（主要表现为语言垃圾），就可以活得简单自在。又如《我的美人儿，你整个体态……》:

我的美人儿，你整个体态，整个美质都称我的心，全都渴望变成音乐，全都朝着韵脚飞奔。而在韵脚中厄运会死去，外部世界的杂音会像真理般进入我俩生活的小天地。韵脚不是诗行的重复，而是一个人全部服装的标号，是一张可在根和土的哀鸣中到纪念碑旁占一席之地的票。在韵脚里洋溢的那种爱，不易立即受到磨损，面对它人们常常皱起眉头，还在鼻梁上挤出皱纹。韵脚不是诗行的重复，而是进门跨进了门槛，以便像交出标着号牌的斗篷，交出疾病的痛苦的重担，交出隐匿在诗的响当当的号牌后的对于张扬和罪过的恐惧感。我的美人儿，你整个美质，你整个体态，我的美人儿，我胸中憋闷，真想出远门，真想唱唱歌，这样便开心。波利克列特曾为你祈祷，你的法则早颁布于世。你的法则出现在遥远的年代，自古以来我就对你熟识。（顾蕴璞译）

这首诗是写给诗人的第二位妻子济娜伊达·涅加乌斯的。济娜伊达·涅加乌斯很美，而且是一种古典的美，不仅体态、外貌美，而且整个气质、内蕴都很美，就像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古希腊的雕塑家、艺术理论家波利克列特在其艺术理论《法式》乃至雕塑中所期盼的那种美，那是一种既有雕塑感，更有音乐感的古典美。整首诗围绕这一点，比较朴实、真挚，也颇为简洁地反复赞叹了这种美。

中篇小说《帕特里克手记》（1936）更是这一变化的典型标志。汪介之指出，小说从主人公帕特里克·日乌利特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前两章讲述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十月革命前这一时期乌拉尔小城尤里亚金和这个县里的故事，后四章则以回忆的笔法铺叙20世纪初期至1905年革命时期莫斯科的生活，刻画了诸多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的形象，再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的时代氛围。1916年前后作家本人在乌拉尔山区的经历和印象，是小说情节的基础;而1931—1932年间赴高加索的短期旅行生活，以及这两段经历之间的大量见闻和感受，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艺术构思，使得他以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目光审视这些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沉思它们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事件、场景和情节，后来都以变化了的形式进入《日瓦戈医生》中。乌拉尔小城尤里亚金，便是《日瓦戈医生》的情节得以展开主要环境之一。主人公和故事叙述者帕特里克·日乌利特（Живульт）就是日瓦戈（Живаго）的雏形;而且这两个形象的名字都源于名词жизнь（生命、生活），显示出作家对个性生命、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贯重视。女主人公伊斯托明娜的形象，上承《柳维尔斯的童年》中的叶尼娅·柳维尔斯，下启《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成为帕斯捷尔纳克笔下女性形象画廊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亚历山大·格罗梅科、安冬宁娜（冬尼娅）·格罗梅科等形象，后来都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日瓦戈医生》中。那位言辞锋利的“驻克雷姆日的军事专员”维亚赫里谢夫，则可视为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雏形。可以说，至此，《日瓦戈医生》已呼之欲出了。正因为如此，作家认为这篇小说对于自己“极端重要”，并希望在其中达到普希金式的简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当作家的朋友皮里尼亚克等人当年在聆听他朗读该作品时，获得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简洁的句式”，朴实无华，甚至称其“遵循契诃夫的方式”。

40年代，他在艺术方面进行了更大胆的探索和转变。顾蕴璞指出，他和阿赫玛托娃一样，后期（1940年以后）的诗越来越单纯、质朴，似乎又回到了普希金的传统，传承并丰富了同样以大自然为诗魂的丘特切夫的传统:如果说丘特切夫的自然诗在和谐音中常夹杂着紧张、冲突的不和谐音，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自然诗便是人和自然的单纯互动和质朴交融的艺术结晶。

诗集《在早班列车上》（1943）堪称其创作的一个更大的转折点，是其变化的集中体现，不再是物而是人物成为诗歌的主题，语言也转而简洁明朗，不再沉湎于过去那种以“我”为中心的晦涩、渺茫的描绘，而努力表现“我们”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这一转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使他宣称:“我不喜欢我1940年以前的风格。”此后，他出版了诗集《辽阔大地》（1945）、《长短诗选》（1945）、自传性特写集《人与事》（1956），创作了诗集《雨霁》（一译《何时天晴》）等，马克·斯洛宁指出，这些作品致力于表现“事物的统一性、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把人类命运理解为举世的典范”，“诗人是发言人，是宇宙的创造精神的旗手”。在艺术上则继续走向简洁、晓畅甚至平淡，并且，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和小说中都形成了平淡无奇的艺术特点。[2]这一特点在晚期诗歌的社会诗、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中都突出地表现出来，社会诗如《比傍晚还阴沉》:

比傍晚还阴沉，比暴雨声抑扬，牧羊人的歌声每夜都更凄凉。群山中，马群间，寒夜在月色里，你与牧羊人碰面。他——像巨石峭壁。他——村落故事书。想打听，就发问。生涯，名字，人物把他皮鞭编定。他深知:人民能精诚团结一致，世上就没有人阻挡它的胜利。（李海译）

全诗与帕氏此前的诗歌相比，的确是平淡无奇，而且特别晓畅易懂:它歌颂山地牧民尽管生活清苦，歌声十分凄凉，但他们像自然一样本真地生活，而且精诚团结，因此他们迟早会一步步走向不可阻挡的胜利。自然诗如《初寒》:

门一打开，一股寒气蒸汽般从院里滚进厨房，一切在瞬息间变作往昔，如童年归时的夜晚那样。天气是那么干爽、宁静。冬天羞羞答答地站在离门口五六步远的地方，在户外不敢贸然进屋来。冬天，一切又从头开始，白柳树丛像一群盲人没有拐杖，无人率领，朝十一月灰白的远方前行。河水成冰，河柳冻僵，那个一派黝黑的穹苍横亘着放在**的冰面，仿佛镜子搁在梳妆台上。它面前半掩着白雪的十字路口，有一棵白桦正亭亭玉立，它梳着有星点缀的发式，倒影在它的这面镜子里。白桦心中暗自猜想:在那幢地处边远的别墅里，冬天充满莫名其妙的事，如同它树梢上出现的奇迹。（顾蕴璞译）

虽然还是像此前的诗歌那样，自然的一切包括初冬，以主体的形式拟人化地在诗中展开活动，但全诗只是简洁、晓畅甚至有点平淡地表现初寒刚起时的各种自然景象。《树林里的春天》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坏透的严寒季节拖延着冰融雪消，春天比常年来得晚，但也更出人意料。公鸡一早就春情勃发，对着母鸡直纠缠不休，松树扭转身子脸朝南，望着太阳把眉头紧皱。尽管晒得热气腾腾，仍然一连有好几个周坚冰用它那发黑的外壳把条条道路全都封住。林中云杉的枯枝败叶处处覆盖上一层雪被，雪融化后的地方被淹没，上面半是阳光半是水。布满绒毛般乌云的长天像卡在头上的枝桠间，俯视着肮脏的春的液汁，由于炎热它不能动弹。（顾蕴璞译）

全诗相当明白晓畅也十分简洁地写出了树林里春天的种种情形，整体看来也颇为平淡。爱情诗如《无题》:

你平素娇滴滴而言寡语少，如今却浑身像一团火燃烧。让我用幽暗的诗的闺房，把你的美丽锁得牢牢。请你看看吧:我们的陋室、我们的墙角、我们的窗框、我们的影子、我们的身姿怎样因火层般的灯罩而变样。你像土耳其人盘起了腿，端坐在一张沙发**，不论在暗中，还是在亮处，你总像个孩子说短道长。你沉入一番幻想之后，把连衣裙上滚落的珠子穿上线。你的面容太忧郁，你那直率的谈吐过于平淡。你说得对，恋爱一词太庸俗，我要想出另一个代号来，只要你愿意，为了你我愿把整个世界、词语的名称更改。莫非你阴沉的神态会泄露出你尚未开采的情感的矿藏，你那隐隐闪光的心的岩层?那为何还让你的眼满含哀伤?（顾蕴璞译）

诗歌颇为直露、坦率地描写了两个恋人之间的情景:女方一向娇滴滴而寡言少语，而今却像一团火燃烧，总是像个孩子说短道长。然而，她的面容太过忧郁，谈吐既直率又过于平淡。这说明他们的爱要么是出现了危机，要么是受到了世俗的重压。而“我”则试图减轻恋人的重负:我非常爱你，愿意为你做一切，如果你觉得恋爱这个词太庸俗，“我”可以把整个世界和所有词语的名称更改。相对此前爱情诗的含蓄、新奇，这首诗的确显得直露而平淡。哲理诗如《路》:

时而上堤基，时而下谷底，时而急转弯后又直线向前，道路宛如一条飘带，永不停顿地向前蜿蜒。按照远近配置的规律铺筑，这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路，奔向路边田野的远方，不溅污泥，不扬尘土。眼看道路穿过了堤坝，连旁边的池塘都不看一眼，一群刚孵出不久小鸭，正在泅过池塘的水面。时而下山，时而上坡，笔直的干线飞奔向前，只有生命之物才能这样，总往高处攀，总往远方赶。跨越空间，穿过时间，饱览人间的光怪陆离，超越障碍，通过帮助，干线也在朝目标奔去。居家和做客时的目标都是:历尽万难，力挫艰险，恰似岔向一旁的道路，急转弯后山外有山。（顾蕴璞译）

尽管依旧让“路”作为全诗的主体，并且使之成为一种类似于历尽万难、超越障碍、力挫艰险、总是向前向上的浮士德式追求者的象征，但总体来说，全诗简洁、明白地描写了路的种种情形，显得较为平淡。又如《绝无仅有的时日》:

在漫漫严冬的季节里，我记得冬至前后的日子。每个日子都不可重复，却又重复了不知多少次。那些绝无仅有的日子慢慢组成了整个时段，在那绝无仅有的日子，我们似觉停住了时间。我把这些日子全都记在心:严冬过了将近一半，道路湿起来，屋顶滴起水，太阳晒得大冰块发暖。相爱的人们，如在梦中，迫不及待地相拥相亲，在探身高空的大树的枝头，个个椋鸟窝热得汗水流渗。昏昏欲睡的时针和分针已懒得再刻度盘上旋转，可是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永远没了没完。（顾蕴璞译）

全诗更是明白如话地述说哲理:每个日子都不可重复却又不断重复，但对于相爱的人来说，客观的时间似乎没有太多意义，他们更看重的是心理时间心理感受:一日长于百年!这种哲理的表现相当晓畅，也很平淡无奇。

这种平淡无奇的艺术探索在小说中的表现，集中而突出体现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之中。

二、《日瓦戈医生》:基督教信仰观下人在历史中的生存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生活**、挥金如土的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化学教授格罗梅科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从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东尼娅结了婚，他们生活得很美满。东尼娅在母亲病故后，又成了外祖父大笔财产的继承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女看护拉拉精心护理他，他们成了知心朋友。拉拉的母亲阿米莉亚是个漂亮的法国女人，她在俄国工程师丈夫病故后，带着女儿住进莫斯科工人区里。她经不起男人的**，经常更换情人，她最后一个情人是丈夫生前的朋友科马罗夫斯基律师。一天，科马罗夫斯基奸污了刚成年的绝色美女拉拉。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了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是个工人出身的科学家，后来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与拉拉虽然近在咫尺却忍受住相思之苦，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待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他找到拉拉，他们同居了，两人过着简朴但非常幸福的生活。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欺骗过拉拉的科马罗夫斯基来到瓦雷金诺，在与日瓦戈谈话以后，日瓦戈欺骗拉拉也会随后跟随他们而去，科马罗夫斯基便带走了拉拉和拉拉与安季波夫的女儿卡坚卡，日瓦戈却留了下来。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走。斯特列利尼科夫自知走投无路，思想绝望，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来，日瓦戈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在与好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长谈后，日瓦戈离家出走，在坐电车时，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路上。

由上可见，《日瓦戈医生》这部内容充实、人物众多、结构奇特、联想丰富、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描写了既是医生又是诗人的主人公日瓦戈追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理想和艺术的真谛的一生。日瓦戈从小和母亲被富有的父亲抛弃，长大后向往革命、欢迎革命，后来经历了革命、逃难和游击队的生活，开始反思革命，并游移在妻子东妮娅和恋人拉拉之间，最后妻子出国、恋人被迫跟随科马罗夫斯基而去，他只身一人回到首都猝死街头。小说描写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叙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这段动**的历史岁月中所经受的贫困、屈辱以及种种精神磨难，包含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内容。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加缪指出:“《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它并不对任何一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只要记住这次诺贝尔奖奖金是授予了一个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件事就行了。”美国评论家威尔逊认为:“《日瓦戈医生》体现的是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有人认为，小说提供了超越时代的启示:作家通过把日瓦戈塑造成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形象，让他说出时代的病症——言不由衷。他说:“我们大多数人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地赞赏自己厌恶的东西，称赞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纤维实体。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占有身体的一部分，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对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也有人认为，从《日瓦戈医生》对那一代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把握和艺术观照来看，这部小说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挽歌，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加里乌林为代表的投靠旧政权的悲剧;二是以帕沙为代表的投奔新政权的悲剧;三是以日瓦戈为代表的既不投靠旧政权也不投奔新政权的独善其身的悲剧，但通过这一悲剧宣传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还有人认为，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整个世界与人性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战争对人的生命的毁灭，革命对个性自由的摧残，革命与战争对宁静生活的破坏。

我们认为，这部小说通过日瓦戈的经历和思考，把人类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整个宇宙的坐标系中，从审美的基督教信仰观的角度，对十月革命乃至人类的革命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和人的命运，得到了极其出色、极其生动、极其深刻、极其朴实的表现。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社会生活、人类历史永远变动不居，因而偶然性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一境况中，个体只是一个具体的、当下的存在，是不可预定的，充满偶然性的，人在历史中的生存或曰个体的生命，往往取决于偶然。《日瓦戈医生》描写了大量的偶然事件，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有太多的偶然或巧合，如男主人公日瓦戈与女主人公拉拉的几次相遇是偶然的，他与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的两次相遇更是偶然，而每当他面临困境时，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就会偶然很巧地适时出现，帮他排忧解难。张晓东指出:“日瓦戈医生以自己的个体生命的偶然性表达了对‘历史的洪流’的必然性的质疑”，小说结尾的日瓦戈诗集更是“意味着日瓦戈医生对‘偶然’的肯定，在其中他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基督创世，对偶然性的生命的独特理解”。不过，这一切都是从审美的基督教信仰观的角度来进行的。[3]

1946年10月13日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女友奥莉娅的信中写道:“我对你说过，我已着手写作一部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通过这部小说描绘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面貌，同时通过沉重的、悲伤的主题的方方方面，像狄更斯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安排得无微不至，——使这部作品成为我表达自己对艺术、对《福音书》、对人在历史中的生存及其他等等的看法的书。”并且指出:“作品的文化气氛是我的基督教信仰观，按其广度来说，它比来自福音书其他方面的带有道义的教友派和托尔斯泰主义有所不同。”这样，他在小说中就特别突出地描写了日瓦戈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思想——爱的哲学和爱的信仰。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爱自己，爱邻居，爱仇人;第二，拯救世界，去恶存善，只能靠自我牺牲来唤起众人的爱心;第三，在此基础上，进而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日瓦戈不仅被塑造成一个真诚无比的精神探索者，对人类美好理想有执着的追求，面对苦难具有坚忍顽强的精神，而且被塑造成一个把生命看成一种主动牺牲过程的人道主义者，始终坚持“只能以善为善”的处世信念。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颇为独特的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部，共17章，前16章是完全叙事的，但第16章“尾声”之后的第17章，却是主人公日瓦戈的二十多首诗作。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在学界引发了争论，长期以来分歧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