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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02（第2页）

第二，用人物的姓氏构成暗喻，进行反讽。在《切文古尔镇》中，作为能指的人物姓氏往往是暗喻，其所指是人物的精神特征。如切普尔内伊（Чепурный）意为“胡说八道”，这暗示他所杜撰的“共产主义”是异想天开。小说中有两个姓德瓦诺夫的，一个是亚历山大（即萨沙）·德瓦诺夫，另一个是普罗科菲·德瓦诺夫。德瓦诺夫（Дванов）是形容词двойной的近义谐音词，而这一形容词的意思是双重的、两面的。亚历山大·德瓦诺夫具有双重性:在精神世界中他是主人，是积极探索者;而在实际生活中则较消极而缺乏行动。普罗科菲·德瓦诺夫是个两面派:一面鼓动切文古尔人去吃苦受罪，一面却躲在家里满足一己的食色之欲。

第三，借古典文学构成反讽。这主要体现在科片金这一形象上。科片金（Копенкин）这个姓与копье（长矛）同音，令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在小说中科片金的一言一行都是对堂·吉诃德的滑稽模仿。堂·吉诃德有一个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长长的骑士封号，科片金则自封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维尔赫涅—莫特林斯克区布尔什维克野战分队队长斯捷潘·叶夫列维奇·科片金”。堂·吉诃德有为之朝思暮想因之建功立业的“贵夫人”——“杜尔西内娅”，科片金也以已故的共产国际领袖罗莎·卢森堡作偶像，每次行动之前，总要念叨她的名字，还想到德国去为她扫墓。堂·吉诃德有劣马名叫“驽骍难得”，科片金把自己的座骑命名为“无产阶级力量”。堂·吉诃德游侠四方，把风车酒囊当强敌，挥矛痛击，闹了不少笑话，科片金浪游草原，滥施号令，把手无寸铁的农夫当土匪，策马急追不舍。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原本用的就是喜剧反讽手法，普拉东诺夫借古典文学构成反讽，再让科片金模仿这个人物，形成了双重反讽，渲染了科片金这一形象的喜剧性，让他成为古典巨人身影中的侏儒。

叙述视角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说中有两个叙述者，对此刘亚丁有细致分析。他认为，其中叙述者Ⅰ是客观叙述者，往往记载人物的内心话语，或对情节进行客观叙述;叙述者Ⅱ是语言施暴者，是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意识的侵凌和支配，记载的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在同一段文字甚至同一个句子中两个叙述者可能先后相继出现，如:“德瓦诺夫和普罗科菲到城边去了。在他们头上，在大地上，残月在缓慢移动，快要沉下去了;月亮的存在毫无益处，植物不能靠它生长，人在月亮下悄没声地睡觉。”这个句子中，分号前的分句是叙述者Ⅰ的，客观叙述，不带半点主观色彩，分号后面则是叙述者Ⅱ的，仿佛一个用新眼光来评价宇宙万物的人在说话，月亮是个没用的东西，不像太阳能给无产者提供植物和热量。又如:“德瓦诺夫现在最惦记的事就是保证所有切文古尔人有食物，让他们长久平安地活在世上，并以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带给德瓦诺夫心灵可感的平静的幸福;切文古尔的每个躯体都应该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共产主义的物质感觉只能活在这躯体中”，前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Ⅰ的，记载德瓦诺夫的内心话语，后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Ⅱ的，仿佛切文古尔那特有的声音又激动地述说起来。出现在叙述者Ⅱ中的，往往是集体无意识，是支配着所有切文古尔人的潜文本。面对这种集体无意识，个人的意识、个人的反抗，是极其微弱的。这集体无意识就像排山而来的洪水，把所遇之物席卷而去，而被席卷进去的，又反过来加强这洪水的声势。集体无意识就这样支配着切文古尔的人们，把他们带入了绝境。正是在叙述者Ⅱ的文本中，普拉东诺夫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造成切文古尔神话的，不独切普尔内伊一人而已，还有这种令人心惊胆寒的集体无意识。

综观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创作，在思想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那就是通过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探索生存的意义。淡修安指出，人与自然、人与革命、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作家的关注焦点，求索个体与整体存在的意义成为其艺术追求的宗旨和创作思想核心。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对俄国新旧世界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审视，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一创作思想体系以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涵盖自然哲学、革命理念、社会认知、爱的思想四个方面。薛君智更具体地谈道，这一红线就是:“通过思考人和自然、和宇宙、和历史、和革命、和国家、和社会、和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探索人的生存意义。无论他的作品的主题、内容有多少变化，它们始终包涵着这个核心思想”，因为“人之生存意义乃通过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与革命、与国家、与社会、与自身、与他人之关系来探索战胜死亡的奥秘，其目标是使一个人的心灵活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因此，必须关注人的心灵，求得人际间的心灵沟通。当今日世界已被分割成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领袖与群众等一系列对抗体时，科学、理智、权力在领袖手中变成了损伤人的心灵与人际关系的恶的武器，为此，必须使双方结合以转移矛盾，使人们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每个人应关心他人，人与人之间互相博爱，联合起来以实现共同事业，重新探寻世界的和谐与统一。与此同时，人类应解决和自然界的矛盾，依靠科学技术调动和征服自然的力量，使之服务于人类”。

正因为如此，普拉东诺夫致力于反对理性，而重视人的心灵，《叶皮凡水闸》较早地表达了反理性的主题:“普拉东诺夫用他的故事说明，欧洲的纯理性早已使它本身失去生命力，俄罗斯人民则有纯真的心灵、感觉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质。作家的结论是:心灵高于理性，理性应受心灵制约，这正是中篇的中心主题。”（薛君智）此后在反官僚三部曲、反乌托邦三部曲及其他作品里，他更是把反理性的观念与反对专制、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乌托邦思想等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关注“人的孤独声音”。阿格诺索夫等人指出，“人的孤独声音”在这个充满了事件、革命、战争和物理、数学、技术领域重大发现的世纪，是否能存在并保持完好?这是普拉东诺夫给20世纪提出的问题。“地球的孤儿”“父母双亡的孤儿”“普遍孤独中的一员”——这些关键的“形象——概念”成为其作品的基调。几乎普拉东诺夫的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孤儿和孩子的影子:他们被抛弃，被遗忘，没有家园，没有父母。这是他们的失落与空虚，他们就生活其间:“他们当中谁都没有见过父亲，而对母亲的印象也已模糊，只记得身体渴望得到安抚，成年之后这就变成一种空虚的悲伤。”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孤独，不仅是个人的性格特征，它更象征着被摧毁的原本完整的民族生活，象征着失去上帝的世界与人。它堪与“宇宙的巨大无声的痛苦”相比。

与此同时，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因此相应地大多是一些思考者，不仅思考社会问题，而且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哲学问题。马克·斯洛宁指出:“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大都是工人、艺匠和粗通文墨的怪人。这些纯朴、普通的人经常为一些根本问题所困扰: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和邻居、国家、大自然、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在艺术上，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往往把现实主义的纪实和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结合起来（在反官僚主义、反乌托邦等小说中尤为明显），使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写实与怪诞、讽刺与幽默、抒情与调侃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且构成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在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中，一方面是真实得近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纪实描写，揭示了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这在《疑虑重重的马卡尔》《有利可图》和反乌托邦三部曲中随处可见，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又以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展现生活中人性中可笑、可耻的一面，并且使小说幻化、空灵且普遍化，构成寓言性的叙事。如《格拉多夫城》写主人公施马科夫奉命从中央调到格拉多夫省工作，任务是以健康的思想使其振兴。他来到该地后，不关心民间疾苦，每天要么埋头于公文之中，要么殚精竭虑去创作一些巨著，题目是《治国方略》《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他甚至坚信官僚制度对革命有功，它能把分崩离析的人民粘在一起，向他们灌输服从秩序的意识。在他管理下的格拉多夫城一塌糊涂，最后竟被降为格拉多夫村，而他自己则因全身心投入巨著的创作，操劳过度，活活累死。这部作品主要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和官僚主义的荒诞。《切文古尔镇》则通过消灭黑夜而提高收获、每天开两次会以及枪毙一切资产阶级、不劳动、拆毁房屋而睡草堆等怪诞荒唐的设想和行径，构成寓言性的讽刺。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则用隐喻和象征构成寓言，“金色脑袋”隐喻当权者的富有、特权以及无需具有会干活儿的双手;夹公文包且连接成线直达最高层次的“黄鼠”象征那些摄取权力、地位、荣誉、高工资和享受的官僚们;置身山顶的“科学的人”则象征着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群众的最高领袖。李毓臻等指出，《基坑》也以隐喻和象征营构寓言式的气氛:“娜斯佳一直讲着妈妈和广播教给她的革命口号，但是死前却不断喊着要妈妈的骨头，母亲代表着历史，娜斯佳的死表明没有历史也就不会有未来。地槽是未来伟大事业的开端，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割断历史、隔断人们内心交流的鸿沟。连那只‘无产阶级’的熊也不应该被简单看作只是头滑稽可笑的动物，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以原始的意识和情感介入现代生活的形象类型。”《初生海》里，每一位人物的名字都具有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一种超乎现实之上的寓言特性:维尔莫意为“忠诚”、乌姆里谢夫意为“死亡”，娜杰日达意为“希望”。

甚至人的心理意识流程，作家也极力让它在特别纯净的环境中进行，从而达到寓言的效果，如中篇小说《能干的人》中描写了主人公扎哈尔的意识流程，然而，正如彭克巽指出的那样，普拉东诺夫的“这种意识流程探索往往在意识形态上过分纯净的环境中进行。他所塑造的是原先并不存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寓言童话般的艺术世界，而不是像《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那种弥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哥萨克精神’的现实的艺术世界”。

普拉东诺夫的小说语言也极具独特性。他以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为主，又把报刊、电台、公文、政论及其他各种书面语言汇入其中，从而使性质完全不同的词汇交融起来，使低俗的与崇高的、日常口语的与政论或公文的不同语体交织，有点支离破碎，有点文理不通，但正好切合粗通文墨和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人的身份，更具有一种时代和生活的真实，而且，还造成一种特别的效果:幽默，一种民间语言的幽默。这种语言，粗看下去，显得话语不清，“再读下去，却是一种极具独特风格和罕见的语言成就”（马克·斯洛宁）。淡修安指出，“普拉东诺夫风格”，是俄国评论界对作家创作高峰期叙事作品的独特语言风格的提炼和概括。俄罗斯学界将这一风格普遍定义为与俄国传统经典文学语言相左甚至背离的反文学语言风格。普氏反文学语言或者说普拉东诺夫风格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叙述语言内在构成上离奇的混成性、杂糅性和粘连性，表现为将大量宣传口号式陈旧政治用语（“带刺的官方术语”）、公文用语（各种决议批示和集会演讲中摘录的“语言代用品”）、晦涩不通的招贴画用语、前线煽动人心的口号和高度紧缩的哲学话语糅合在一起，将一些简单、普通、惯常的词语（如耕地、工作、土地、生活、死亡等）与当时人们还没有适应的新词（如革命、世界革命、国际组织、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等）相粘连，把众多冗言赘语、奇谈怪论、错格修辞甚至语法错误等语言现象混于一体，使用了丰富的俄罗斯民间语言（如民间故事、神话、俗语、成语、陈词滥调、哀歌和壮士歌等）;其次是叙述语言外在修辞效果的粗糙化、响亮性和隐喻化，表现为言语措辞发生了“故意的”扭曲、变形和断裂，形成了“不对头的”丰富灵活和“口齿不清”的优美而粗糙的效果，其“复杂的旋律性”“发自内心的呐喊声”和在革命期间学会思考的人大声的“内心独白”，实现了“令人思想深处激动不已的响亮的变奏曲效果”，语言指称概念的拟人化和拟物化修饰，比如将自然、技术、机械、革命、历史和社会等概念进行拟人化处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概念予以拟物化修饰，取得了惊人的隐喻效果，赋予作品浓郁的存在主义哲学底蕴，极大地丰富了作品潜在的多义性和广阔的语义域。

参考文献

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普拉东诺夫小说》，徐振亚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俄]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古扬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1]作品梗概及内容，详见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15~1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2]《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研究与资料》，第2卷，64~65页，圣彼得堡，2000。

[3]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2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4]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19~20页。

[5]参见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21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