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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叶赛宁 最后一位乡村诗人02（第1页）

第十一讲叶赛宁:最后一位乡村诗人02

《花》更是展示诗人矛盾复杂的心理和强烈生命悲剧意识的杰作，深入表现了花、人和钢铁等之间的关系，发掘了生与死、人与自然、爱与恨、忧与喜、强与弱等各种深邃的生命哲理。

在此基础上，诗人从“自然与文明的冲突”的高度来探讨生命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的失去，展示更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诗人认为，工业文明（体现为城市化）不仅破坏了农村的自然风光，而且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面对“钢铁相撞发出的莫名铿锵声”及“皮带和闷声冒烟的烟囱”，农村和它的田野树木、诗意的传说、故事和诗歌，一筹莫展，孤苦无助，所以他诅咒那代表工业文明的火车、公路、钢铁。在《神秘的世界……》一诗中他无限感伤地写道:

神秘的世界，我古老的世界，你像风一样，渐渐停息，趋于沉寂，瞧公路伸出一只只石的手臂，紧紧地卡住了乡村的脖子……（顾蕴璞译）

在长诗《四旬祭》中，诗人以极大的艺术魅力描绘了工业和机器向俄罗斯田野进攻的画面，诗人让代表自然的小红马与象征工业文明的火车进行比赛，一决雌雄，结果是钢马战胜了活马，钢铁的客人成为农村诗意天地的无情摧毁者。《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更是乡村俄罗斯的一曲挽歌，诗人还深切地预感到自己那“用木樨草和薄荷喂养过”的“兽性的诗篇”在工业文明这钢铁客人的“没有生命的、异类的手掌”下难以生存。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对叶赛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的一个器官。”

面对这种境况，诗人试图探寻生命的奥秘，在《谁能告诉我，指点我》一诗中他写道:

谁能告诉我，指点我，那默默无言的植物在静默中隐藏着什么奥秘，人手的创造痕迹又在哪里。莫非万事皆有神助?莫非是那动人的万能的声音把一切创造?（顾蕴璞译）

二是突出的宇宙意识。宇宙意识是人与自然、宇宙交会所形成的一种主体精神，是“天人合一”、历史意识、人类意识、未来意识等的深度综合。

原始思维具有强烈的整体直观特征，并以万物有灵观看待万事万物，象征派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应和”，叶赛宁综合融化了这二者，并以自己的思想再加扩充，在创作中达到了西方诗歌中罕见的“天人合一”境界，让人与自然和谐地组成一个有机世界，物即我，我即物。这样，他的诗总是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写，总是通过自然形象抒**感（他自称“在诗中自然和人是息息相通的”），并且总是让自己置身于茫茫的时空之中。他的自然诗，在空间上往往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写到天空、森林、原野、河流等，如《泥泞地和沼泽茫茫无边……》一诗:

泥泞地和沼泽茫茫无边，头上是蓝手帕似的苍天，森林用它镀金般的针叶，给天穹佩带无数的花环……（顾蕴璞译）

在时间上则往往从夜晚写到黎明或天亮（如《湖面上织出了红霞的锦衣……》《夜那么黑，怎睡得着……》）。夜间的景象最使叶赛宁着迷，他在诗中一再抒写，因为此时此刻，无论是黑夜漫漫，还是皓月千里，一切都在浓厚的黑色或清纯的银光中融为一体，宇宙的茫茫时空似已浓缩为浑然一体的黑色或银白，如《夜》:

河水悄悄入梦乡了，幽暗的松林失去喧响，夜莺的歌声沉寂了，长脚秧鸡不再欢嚷。夜来了。寂静笼罩周围，只听得溪水轻轻地歌唱。明月洒下它的清辉，给四周的一切披上银装。大河银星闪耀，小溪银波微漾。雨浇过的草原的青草，也闪着银色的光芒。夜来了。寂静笼盖周围，大自然沉浸在梦乡。明月洒下它的清辉，给四下的一切披上银装。（顾蕴璞译）

在浑然一体的宇宙里，人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双方互渗，主客混合，物我一体，情景交融，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崭新世界。在《听，奔跑着雪橇，雪橇在奔跑……》一诗中他写道:

听，奔跑着雪橇，雪橇在奔跑。偕恋人失落在田间好不逍遥。欢快的微风羞答答胆儿小，铃声却沿光裸的原野一路飘。啊，你，雪橇!我的浅黄色骏马!沉醉的枫树在林间空地欢跳。“这是怎么啦?”我们驶近它问道，我们仨便跟着手风琴一齐舞蹈。（顾蕴璞译）

诗人和恋人和沉醉的枫树，三人跟着手风琴声一齐舞蹈，人与树，与整个雪原世界融汇在一起，平等友爱，亲密无间，一同沉醉于“天人合一”的欢快境界。在叶赛宁笔下，人与自然是完全同一的。因此，他可以以物喻人:“我今天像只母鸡似的，生下一个金色的词蛋”（《乐土》），“你温柔袅娜，美丽动人像鲜红的浆果汁透过肌肤，你宛如玫瑰色的晚霞，又好似白雪晶莹皎洁”，也可以以人喻物:“我家的狗以拜伦的风度，在大门口吠着欢迎我”（《回乡行》），“彩霞似红色骑士驰骋”（《普加乔夫》）。

历史意识则不仅表现为创作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关于叶甫巴季·戈洛夫拉特的歌》《乌斯》《玛尔法·波萨德尼查》、诗剧《普加乔夫》，并且大量采用古语和方言，更主要地表现为对俄罗斯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的热情描绘。对此，普罗库舍夫指出:“自从柯尔卓夫以来，在俄罗斯土地上还未曾诞生过比叶赛宁更加土生土长的、自然的、应运而生的、继承先辈传统的诗人。”为了突出历史意识，诗人在诗中一再用“罗斯”来代替“俄罗斯”（“罗斯”是11~17世纪史书中对俄罗斯疆域的称谓），既增加了历史感，又添上一份民族传统的修辞色彩。他甚而用“木头的罗斯”进一步加强历史的悠远感和民族色彩，突出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传统的继承:“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啊!我是你唯一的代言人和歌手。”（《无赖汉》）

人类意识则体现为对当时人类痛苦状况的关注和力求改变全世界现状的理想，这里既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可见到原始思维中对爱情、忧伤、生死、悲哀等人类共同情感的描写，以及对善良、公正、忠诚、温情、人类之爱等人性美德的赞扬。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诗人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宇宙诗，其中一些，如《天上的鼓手》《乐土》《八重赞美诗》《决裂》等，往往化宗教象征的“腐朽”为革命形象的神奇，气吞六合，视通万里，或变人间为天国，驾革命长风去天国造反，或上天入地，要改变全世界的状况，或欢呼“庄稼汉的天堂”和普遍和解时代的即将到来，其目的只有一个:消除人类的不合理现象，让人类在和平、友爱中生存、发展。诗人把农村题材也看作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东西，试图把“城市与农村的问题”作为“都市化与农村天地”“工业进步与自然界”的问题来对待。在《四旬祭》等一系列抒情诗中，诗人站在全人类的哲学高度，描写了城乡矛盾的悲剧，揭示了自然与文明的冲突中人性和谐的失去。可以说，在都市化的不良后果（生态失衡、人的物化、传统精神文明的失落甚至被彻底抛弃）还不太明显时，叶赛宁是最先敏锐地感到“人与自然”永恒的和谐惨遭破坏者之一。

未来意识则是在对宇宙奥秘的探寻中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洞察未来。诗人很年轻时就对宇宙的奥秘着迷，试图探幽究底（如1911年的《星星》），成年后，更是宣称“心灵将天庭苦苦思念”，“我能把大地的语言领悟”（《心灵将天庭苦苦思念》），并且明确主张:“地球上的人类将不仅同相近的卫星星球相呼应，而且还将同广阔无垠的整个宇宙相呼应……我们时代的暴风雨也应当把我们从地球上的进步推向宇宙的进步。”同时，高瞻远瞩，对自然、宇宙等许多问题作了极富预见性的思考，体现了鲜明的未来意识。对此，科瓦廖夫等指出:“他的思考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这一点现在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诗人号召保护大自然，而今天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还在1918年诗人就预见到宇宙航行的时代即将到来，那时候‘空间将被征服’，‘人类将在……无垠的宇宙中和其他所有星球取得联系’。”

三是浓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主要是指公民的责任感，具体表现为爱家乡、爱祖国，力求适应并跟上时代，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如果说爱家乡、爱祖国还主要是一种人所共有、较为原始自然的感情，那么，对祖国强烈的爱，并因之一再谴责自己落伍，力求赶上时代，则主要是现代观念的体现。勃洛克对此有一定的影响。他那关于抒情诗的自我表白性，关于抒情诗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分割以及关于诗人的公民责任感等看法为叶赛宁所共有。叶赛宁对家乡一往情深，经常歌咏、赞美家乡。在《苏维埃俄罗斯》一诗中，他满怀热爱地把家乡的一切都诗意化了:

**漾着的迷蒙的月光，哭泣着的垂柳，絮语着的白杨。仙鹤的鸣叫声响彻霄汉，啊，谁能不爱自己的家乡。（顾蕴璞译）

但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他对祖国的爱更刻骨铭心，他在《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中写道:

……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快抛弃罗斯，住进天国!”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只须给我自己的祖国。”（顾蕴璞译）

在十月革命后，尽管他觉得“同胞的话像陌生的语言，在自己祖国我仿佛成了异国人”（《苏维埃俄罗斯》），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然宣称:“我的抒情诗以一种巨大的爱为生命，对祖国的爱，爱祖国的感情是我创作中基本的东西。”这种对家乡、对祖国的爱与对自然的爱基本上是同一的，在诗人心目中，家乡、祖国、自然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共同构成庄稼汉的天堂。当然，这种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民族传统的一往情深，在诗人的创作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向前有所发展的，正如顾蕴璞指出的那样，是“从歌颂神香袅袅的俄罗斯到赞美烽烟滚滚的俄罗斯，从膜拜‘木头的’俄罗斯到向往‘钢铁的’俄罗斯，从沉迷于‘庄稼汉天堂’的俄罗斯到喜爱‘街灯比星星更美’的人间俄罗斯，从哀叹‘无家可归的俄罗斯’到憧憬前程似锦的‘苏维埃俄罗斯’”。

对祖国的热爱，使诗人一再谴责自己落伍，力求赶上时代，为祖国做出贡献。他回首往事，悔恨莫及，痛切地责备自己不该“用沙哑的、不合时宜的歌声搅扰了祖国的睡眠”（《暴风雪》），同时悔恨自己虚度了青春年华:“我羡慕那些捍卫伟大理想的人，他们在战斗中度过了一生。而我，虚度了自己的青春，值得回忆的东西——一点没剩。”（《正在消逝的俄罗斯》）因此，他发誓“要把忧郁的话语扔掉，像树儿轻轻地抖落叶子一样”，并且唱出了响亮的战歌:“我要当一名歌手，我要做一个公民，在伟大的苏维埃联盟，好为每一个人，树个引以自豪的标兵。”（《斯坦司》）他自豪地宣称:“天空像一口大钟，月亮是它的钟舌，我的母亲是祖国，我是布尔什维克。”（《约旦河的鸽子》）进而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急起直追，创作了《给一个女人的信》《苏维埃俄罗斯》《波斯抒情》《给外祖父的信》《给母亲的信》《大地的船长》《安娜·斯涅金娜》等大量结合现实、歌颂时代、赞美祖国的优秀诗篇。

在形式上，这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如下。

一、鲜明的直觉性。直觉也称直感，而所谓直感，就是“思维主体以其整全的心理力量，以其全部‘人格’、‘人性’对于外物的直接的感觉、知觉和感受”（苗启明）。原始思维往往“凭借主体的感觉、知觉、表象、记忆、幻觉、情绪、欲望、体验、‘信仰’等，对外物进行直感”（苗启明）。这样，直觉就是在某一瞬间对外物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具有瞬间性，它又调动了全部感官，动用了整个心灵，因而往往使各种感觉混一，出现通感。直觉把握世界，是原始思维的一大特点。俄国象征派则因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和本国一脉相承的丘特切夫、费特文学传统而强化了诗歌中的直觉、瞬间境界、通感手法。叶赛宁本来因原始思维的作用已初具上述特点，象征派的影响使这些特点长足发展，马克·斯洛宁指出:“1913—1917年期间叶赛宁从象征派那里学到高超的诗歌技巧，又在这技巧中加上他的固有特性。”叶诗鲜明的直觉性表现为瞬间境界与通感手法的大量运用。

瞬间境界有时表现为通篇作品由瞬间印象展开，如《暴风雪急急地漫天飞旋》一诗，由见到暴风雪中飞驰的三套车这一瞬间印象展开联想，从他人的三套车想到自己曾驾过的三套车，又由此想到其“失落”的根源就是和眼前一样的暴风雪，思绪飘飞，融过去现在于瞬间，而又首尾呼应，一气贯注:

暴风雪急急地漫天飞旋，他人的车马飞驰在田间。陌生的青年驾着三套车。哪里是我的幸福和快乐?我也驾过同样疯狂的车，一切在急旋的风下滚落。（顾蕴璞译）

《天空澄清而又蔚蓝……》一诗，表现的也是旅人在旅途中的瞬间感受，诗神与爱神比翼齐飞，悦目的月色和悦耳的絮语，同时伴旅人度过劳顿的旅程。《碎银般铮铮作响的小铃铛》一诗则由听到车铃声展开瞬间联想，表现对故乡和童年的追忆。

诗人有时也捕捉一两个瞬间画面来构成瞬间境界，如“棕黄的月亮像匹马驹，仿佛套进了我们的雪橇”（《收割的田野，光裸的丛林》），“月亮像一只昏黄的乌鸦，在大地上空盘旋、回翔”（《来呀，吻我吧，吻我吧……》），展示了瞬间的幻觉或联想。著名的《狗之歌》表现了对动物深挚的爱与同情，它描写了一只母狗在七个子女被贫困无奈的主人丢入河水之后的绝望情态，结尾，诗人捕捉了两个瞬间画面:“人们嘲笑地向它投掷石头”和它“只是眼中潸潸泪流，仿若一颗颗金星洒落在雪地上”，两相对照，以人们的无聊、丑恶，反衬出母爱的伟大与永恒。

叶诗大量的通感手法，表现为或使各种感觉相互沟通，如“耳畔响起浅蓝的星星”，“黄昏的飞雪纷纷扬扬，把星星般的铃声撒向耳际”，“但听得秋的脚掌的蓝色叮当”，化听觉为视觉;“芳香的雾霭迷迷茫茫”，视觉转为嗅觉;“浅蓝色的凉爽”，感觉转为视觉;“苦艾发出黏糊糊的气味”，嗅觉转为感觉;“花园里红山楂树燃起篝火”，视觉转为温觉;“这银白的风”，则化无形为有形。

二、复杂的形象性。原始思维的最大特点是互渗律。互渗律让意识在主体与客体、生与死、灵与肉、过去与现在及未来、内与外等相互对立的范畴中自由无羁地活动，甚至把一些客观上不同种类的事物等同起来，博厄斯指出:“原始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截然不同类型的现象之间产生的数量众多的联想。如自然现象与个人情感、社会群体与宗教观念、装饰艺术与象征意义。”叶诗中最能体现互渗律的奇妙联想当数《我沿着初雪漫步……》一诗:

我沿着初雪漫步，心中的力量**像怒放的铃兰，在我的道路上空，夜晚把蓝色小蜡烛般的星星点燃。我不知道那是光明还是黑暗?密林中是风在唱还是公鸡在啼?也许田野上并不是冬天，而是许多天鹅落上了草地。啊，白色的镜面的大地，你多美!微微的寒意使我血液沸腾!多么想让我那炽热的身体，去紧贴白桦**的胸脯。啊，森林的郁郁葱葱的浑浊!啊，白雪覆盖的原野的惬意!多想在柳树的枝叉上，也嫁接上我的两只手臂。（刘湛秋、茹香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