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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叶赛宁 最后一位乡村诗人（第1页）

第十一讲叶赛宁:最后一位乡村诗人

叶赛宁是20世纪俄罗斯大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其诗歌出色的艺术成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超前忧患，使他在今天更具有一种警醒世人的独特魅力。

一、具有传奇性的短暂一生

叶赛宁（1895—1925）虽只活了30岁，但他这短短的一生，是具有传奇性的一生。

首先，他的个人奋斗经历乃至死亡都具有传奇性。1895年9月21日，叶赛宁出生于俄国中部梁赞省梁赞县库兹明乡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两岁起，他就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1912年，16岁的叶赛宁从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满怀好奇和豪情，来到莫斯科，寻找自己奋斗、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当过书店的伙计、印刷厂的校对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在沙尼亚夫斯基创办的人民大学听课，了解了很多国家的民间创作和神话，精通俄国文学及外国文学。同时，他还参加了苏里科夫文学与音乐小组，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到工人中去散发传单。1915年，他来到彼得格勒，试图在那里获得较大发展，果然因为诗歌而一举成名。1916年，他应征入伍，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才离开军队。从1919年至1923年，诗人经历了一个“精神危机”时期，他经常酗酒闹事，打架斗殴，表现出忧郁悲观、**不羁、玩世不恭的所谓“叶赛宁气质”，他的颓废、复杂的情绪集中表现在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中。1922—1923年，他随同夫人——美国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长时间地游历了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金钱崇拜和大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他对城乡关系有了新的看法，更倾向于城市和现代化生活，但他骨子里又是一个乡村诗人，对大自然尤其是被工业文明吞噬的大自然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使他时常处在矛盾而痛苦的心境中。叶赛宁最初热烈欢迎革命，但到20年代初，他已深感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太妙，他公开表示反对苏维埃政府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权的制度，这使他的处境更进一步恶化。1925年12月28日夜，在列宁格勒一家叫作“安格列杰尔”的旅馆里，正当盛年的叶赛宁突然去世。以前一直被以定是自杀，近年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应是他杀。

其次，他的创作经历也具有传奇性。他天生早慧，五岁就学会了阅读，八九岁就开始写诗。从1914年起，他开始在各种杂志上陆续发表诗作。1915年春，叶赛宁从莫斯科来到彼得格勒，拜访了大诗人勃洛克，勃洛克建议他更严肃地对待写作，而不要急于发表，这使他终生受益。经过勃洛克的介绍，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戈罗杰茨基、克留耶夫、高尔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1916年，21岁的叶赛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扫墓日》（一译《亡灵节》），一举成名，并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评价。他那温柔、忧郁而又清新、生动的乡村诗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风，就连沙皇的皇后都邀请他进皇宫朗诵自己的诗歌。1919年，叶赛宁参加了意象派，并成为其领袖之一，后来，他又退出这一流派而继续走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最后，他的爱情尤有传奇性，其中有四位女性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位女性是吉娜伊达·拉伊赫（一译赖伊赫，1895—1939）。1917年春天，22岁的叶赛宁退伍后应《人民事业报》编辑之约，前去探讨诗稿的问题，在编辑部他遇上了具有古典美的美女打字员吉娜伊达，两人一见钟情，三个月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酷爱文学艺术，博览群书，喜欢戏剧，学过雕塑。作为叶赛宁的第一位妻子，她给了叶赛宁虽然短暂但却稳定而温暖的家庭生活。由于经常性的两地分居、生活的不安定以及玩世不恭的意象派圈子的影响，1920年他们开始分居，最终分手。与叶赛宁分手后，1922年夏天吉娜伊达带着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但为时已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后来叶赛宁与梅耶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经常去看望他们。

第二位女性是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192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叶赛宁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过邓肯的舞蹈表演后，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而邓肯也对他一见倾心。这是最富传奇性的爱情:首先，两人年龄相差17岁——叶赛宁当时才26岁，邓肯则已43岁;第二，两人语言不通，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彼此没有可以直接交谈的语言。然而，这一切并未妨碍两人如痴如狂的热恋。虽然语言不通，但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和眼睛里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爱。更重要的是，他俩似乎仅凭直觉便知道彼此都需要对方的这种爱。不久，他们便正式同居。接着，邓肯甚至违背了自己早年绝不结婚的誓言，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办理了结婚登记，并于1922年5月带着比自己年轻17岁的诗人到欧洲巡回演出，访问了柏林、巴黎、纽约等。但由于出身、教育、年龄、性格乃至语言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两人在1923年秋返回莫斯科不久，就很快分居。

第三位女性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1900—1957），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身为名门之后的索菲娅容貌出众，妩媚动人，聪明大方但也任性，1925年成为叶赛宁的第三任妻子。但他们这段婚姻从恋爱到分居仅仅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叶赛宁发现这位名门闺秀也并非自己想要的那种女人。

第四位女性是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1897—1926），她对叶赛宁的爱最无私、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特艺术见解的知识女性，她总是在叶赛宁最困难的时候，默默无闻地照顾他的生活、亲人，关心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叶赛宁因邓肯的出现离她而去，还是因爱上了索菲娅而弃她不顾，她都独自忍受着精神痛苦，而她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叶赛宁。在叶赛宁最困难的日子里，她照顾着诗人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19岁的卡嘉和13岁的舒拉，并且专程到叶赛宁的故乡探望他的双亲。她是叶赛宁艺术上的真正知音。在1924—1925年，叶赛宁写给她的许多信件中，无不流露出对她深刻的思想和艺术见解的尊敬，并与她探讨创作技巧等问题。一些出版事宜，也都放心地交给她办理。叶赛宁著名的《绝命诗》也是写给她的:“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我亲爱的朋友，你铭刻在我心中。命里注定的今生的离别，意味着我们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道别也无须握手，不用心中悲戚，不要愁锁眉尖，在这样的生活中，死毫不稀奇，但活着，当然不见得更新鲜。”（曾思艺译）在叶赛宁死后，她精心整理了诗人的译稿，编成了叶赛宁全集，然后到诗人的坟前开枪自杀了。她留下来的绝命书中写道:“1926年12月3日我在此地自杀，明知这一举动会给叶赛宁招来更多的非难。不过这对于他，对于我，都已无所谓了。我最最珍惜的一切全在这座坟墓之中……”

此外，还有一位阿芙古斯塔·米科拉舍夫斯卡娅，她是莫斯科室内剧院话剧演员，叶赛宁曾为她写下不少优美的爱情诗。

叶赛宁真正的创作时间大约为10余年（1914—1925），共出版了近30本书，重要的有:诗集《扫墓日》（1916）、《天蓝》（1918）、《变容节》（1918）、《乡村日经课》（1918）、《无懒汉的自白》（1921）、《丢丑者的诗》（1923）、《莫斯科酒馆之音》（1924）、《白桦树花布》（1925）、《波斯抒情》（1925），长诗或叙事诗《乐土》（1918）、《牝马船》（1919）、《普加乔夫》（1921）、《坏蛋们的国度》（1922）、《三十六个》（1924）、《安娜·斯涅金娜》（1925）、《伟大进军之歌》（1925）、《黑影人》（1922—1925），诗论或文论《玛丽亚的钥匙》（1919）、《生活的艺术》（1921）。

叶赛宁的创作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1916年前为第一个阶段，比较单纯地歌颂农村的一切和大自然的美景，语言优美、清新，风格单纯而温柔;1916年至1921年为第二阶段，思想复杂，情感矛盾，在艺术上受现代主义影响较深，意象奇特、怪诞，语言优美而怪异，风格较为忧郁;1922年至1925年为第三阶段，感情比较深沉，内心仍然痛苦，诗歌富于从切身感受中得来的一种格外深切的哲理，在艺术上则融早年的民间传统与现代手法于一体，返璞归真，既活泼又现代，语言雅致、厚实，风格凝重。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叶夫图申科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由此可见，叶赛宁的诗歌非常生动、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俄国乡村的美和忧郁，这种带有原生态的美和忧郁，从他以后，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世界各国都难以见到了，因此，可以说，叶赛宁不仅是俄罗斯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乡村诗人。

二、诗歌: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融合

叶赛宁的诗一向以人与自然的交融、层出不穷的奇特意象、色彩的象征、强烈的感情以及对自然与文明冲突的思索，为世界各国人们交口称赞，叶赛宁式的忧郁与哀愁也在人们心中余音袅袅，经久不灭。然而，几十年来，对于叶赛宁诗歌的整体风格，国内外学者虽各抒己见，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总体性、本质性的研究，似还少见。我们认为，叶诗的独特风格，得益于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

所谓原始思维，原指史前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这里借指处于尚未开化或很少受现代文明熏陶的自然状态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其突出特点是:直观、形象、整体地认识世界，以互渗律来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用泛生观或万物有生观把握对象，比较接近史前人类的思维。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原始思维本身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直观、形象、整体地认识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凭感官能力认识、把握世界，世界就是看到、感觉到的那样，并且由于是以整个心灵和全部感受来直接捕捉对象，因而表现出认知的整体性和接受的全面性;第二，以互渗律来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所谓互渗律，按列维-布留尔的说法，即“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也就是说，互渗律让不同的或对立的事物、性质及其灵性之间神秘地相互混合、相互渗透、相互感应，并与变幻的超自然相联系与混同;第三，以泛生观或万物有生观把握对象。这是在互渗律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同一性质、人与万物平等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形成的，认为一切外在的万物和形象都是有生命的。

竭力追求原始化，是现代文艺的一大特点。浪漫主义已高呼“回归自然”，让人性向原初、质朴、纯真的本性复归，向人类的童年状态回归（华兹华斯甚至称“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因儿童纯朴、直率、纯真，接近人类的天然本性），但在艺术思维上还走得不远，主要是以中世纪的宗教文艺为楷模。现代文艺尤其是绘画，已把原始化变成一种潮流。高更直接反抗文明，接触原始人，他及蓬塔汶派从马克萨斯的原始艺术——木雕与骨雕中汲取养料，马蒂斯及野兽派则从非洲雕刻中获益匪浅，米罗也常常直接吸收土著原始艺术的图式或手法。现代文学受此影响，也竭力追求原始化。一方面，它力求与原始、古老的文化融为一体，直寻民族之根（如魔幻现实主义与印第安古老的传说、巫术、阿拉伯神话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它通过对直觉、本能、潜意识等的追求，以表现个体的无意识尤其是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更本质的原始化。现代文学与原始思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国内外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此拟通过对叶赛宁诗歌风格成因的探讨，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高尔基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指出，叶赛宁“之来到城市，是为了向人们倾诉他对原始生活热情洋溢的爱，把这种生活朴素的美告诉人们”。可见，叶赛宁对“原始生活”十分熟悉，“原始生活”在其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原始生活形成了叶赛宁的原始思维。这种原始生活包括三个方面:完整美丽的大自然，天性淳朴很少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未开化的人们，以及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学。

叶赛宁自称，他的“童年是在田野和草原中度过的”，童年时代，他是“呼吸着民间生活的空气长大的”。叶赛宁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坐落在高高的奥卡河河岸上，从河边的悬崖放眼望去，对岸那绵延无际的原野、被淹没的草地和多彩多姿的米歇拉森林尽收眼底。中俄罗斯这广袤无垠的原野，未经污染的美丽、富饶的大自然，培养了叶赛宁童年的诗心，启迪了他的想象，使他“爱上这个世界所有使他心醉神迷的一切”。

未经污染的大自然中生活着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人们，他们及他们那淳朴自然的生活，对叶赛宁更是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叶赛宁两岁即随母亲寄住在毗邻的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拥有“未开化的心灵，可爱的天真”（《给外祖父的信》），他的三个舅舅，是机灵勇敢的小伙子，充满了淳朴与野性，他们经常带小外甥下河游泳、林中打猎、原野骑马（《我的小传》）。这些少受文明熏陶的人们，以自然的人性、健全的心灵（“未开化的心灵”）、淳朴的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为叶赛宁原始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