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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阿赫玛托娃 俄罗斯诗歌凝重的月亮02（第2页）

金洁更从宗教的高度指出，诗人选择了“安魂曲”来命名，使得这首组诗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东正教中的安魂曲是救赎的歌谣，给死去的人唱安魂曲，使他们能够在地下安息长眠。诗人在诗中直接面对死亡，用声音抚慰尘世中的受难者。面对国内大清洗中很多的受害者，诗人选择了“安魂曲”为他们安魂祈祷。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妇女，但她代表的则是俄罗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她像耶稣一样肩负着救赎的沉重使命。背负十字架的路途是何等的艰辛，耶稣每走一步都是为了救赎人类、洗去人类犯下的沉重的罪孽。在第十章节《钉在十字架上》中，诗歌中的女主人公肩负着救赎的使命，她忍受着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她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所有妇女:“玛格达琳娜战栗着悲恸不已，仁爱的信徒如同一具化石，母亲默默地站立的地方，谁也不敢向那里看上一眼。”她的坚守表达了坚定的信念:女主人公依旧每天站在监狱门前，她虔诚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甚至把仁慈的圣母玛利亚也感动得悲痛万分。而每天都有很多妇女默默地在监狱门前排队，这分明就是一个无声的控诉，以至于谁也不忍心去看如此悲壮的场景。

金洁进而指出，《安魂曲》的抒情女主人公是一个失去亲人的母亲，她很痛苦，就像玛利亚因耶稣，俄罗斯因她成千上万个牺牲了的孩子。在这部巨作中，阿赫玛托娃的笔下所有人物，已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所有的母亲，俄罗斯的全体人民。阿赫玛托娃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已经由一个心怀祖国的爱国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胸怀祖国、胸怀天下的神圣的母亲，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是心怀俄罗斯未来的母亲，是心怀俄罗斯全体人民命运的伟大母亲。因此，《安魂曲》“是俄罗斯的，是时代的，是所有人的安魂曲”，这首长诗的主题则是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在谴责刽子手的卑鄙和残暴的同时，歌颂了受难者的崇高和尊严。诗人以《圣经》的内容为写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让虔诚的女信徒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从而使整个诗歌像一部控诉没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的历史小说。有的批评家指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是具有最崇高的痛苦力量的诗篇，同时也是人类的文献”。阿赫玛托娃从母性心理角度出发，把东正教中的“圣母”形象与蕴含着母性因素的祖国大地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命运的悲剧意义更加浓厚，其悲壮色彩显得更加庄严，突出地表达了一个虔诚信仰东正教的女诗人的爱国主义尤其是人道主义情怀。

反映人间苦难的诗歌还表现了法西斯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胜法西斯的决心。

阿赫玛托娃对祖国是充满深情的，这在1961年她在医院里创作的一首诗《故土》中有突出的表现:

我们不把它珍藏在香囊里，佩在胸前，我们也不声嘶力竭的为它编写诗篇，它不扰乱我们心酸的梦境，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天国一般。我们的心里不把它变成可买可卖的物体，我们在它的身上患病、吃苦、受难也从来不把它挂念。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套鞋上的土，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牙齿间的沙，我们踩它，嚼它，践踏它，什么东西又不能把它混杂。可是，当我们躺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就变成了它，因此，我们才如此自然的把它称为自己的家。（乌兰汗译）

因此，当1941年8月下旬，希特勒调集32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重兵围困列宁格勒时，阿赫玛托娃的民族正义感油然升起，并燃烧成炽烈的爱国热情。她勇敢地加入了列宁格勒保卫者的行列，以满腔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撰写文章并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鼓舞人民顽强抵抗英勇战斗，誓死捍卫英雄的城市。并且，创作了一系列真实地反映列宁格勒战争时期情况的诗歌。如《死亡之鸟伫立在天顶》:

死亡之鸟伫立在天顶。谁能来拯救列宁格勒?不要在周围喧嚷——它在呼吸，它还活着，它依然在谛听:在波罗的海潮湿的海底，它的儿孙们在梦中呻吟，仿佛自地心发出哀号:“面包!”声音直抵九霄云外……但是，这苍天真是冷酷无情。透过所有窗口看到的——都是死神。（汪剑钊译）

包围列宁格勒之后，德军对该市实施了骇人听闻的野蛮轰炸和炮击，投掷了10多万枚航空燃烧弹和航空爆破炸弹，妄图用恐怖轰炸和饥饿困死守城军民。据记载，为期872天的围城战破坏了公共设施、饮水、能源及粮食供应，导致列宁格勒地区空前的大饥荒，造成最多150万人死亡，140万以上的平民及士兵撤离，其中很多在撤离时死于轰炸及饥荒。列宁格勒其中一个墓地就埋葬了50万名围城战的遇难者。历史学家认为，在列宁格勒，经济上的破坏及人命损失超过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岛市原子弹爆炸或长崎市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列宁格勒围城战因此被列入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一些历史学家更称围城行动为种族灭绝，是纳粹德国灭绝苏联人民的战争的一部分。其中，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冬季，由于苏联方面准备不足，德军势头正盛，饥饿十分严重，当所有雀鸟、老鼠及宠物被生还者吃光后，城内甚至一度出现过人类同类相食的情况，列宁格勒警察因而组成一个特别师以阻止人类同类相食的情况发生。阿赫玛托娃这首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悲惨情景:天上有飞机在轰炸，地面有德军在围困，饥饿蔓延整个列宁格勒。然而，人们喊天不应求地不灵，透过所有窗口看到的都是死神。死神无处不在，死神无时不在!但诗人并未因此丧失信心，她同时也写下了高亢的鼓励人们英勇奋战的诗歌，如《誓言》:

今天与心上人诀别的女人，愿她把痛苦转化成力量。我们向孩子们起誓，向坟墓起誓，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我们投降!（汪剑钊译）

诗人巧妙地通过鼓励送爱人或丈夫上战场的女性，来激励全国的人民，尤其是参加战斗的男性，并且豪迈地宣称: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我们投降!又如《与姑娘们郑重地道别》:

与姑娘们郑重地道别，在行军中吻过母亲，全身上下是崭新的军装，仿佛是玩打仗游戏。没有好与坏，也没有中间分子……他们全体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第一个，也没有最后一个……他们全体在那里安眠。（汪剑钊译）

战士们告别女友，告别母亲，穿上新军装，轻松愉快地走上战场（仿佛是玩打仗游戏），他们全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都坚守自己的岗位，都能为祖国英勇作战，抛洒热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诗歌既是歌颂，也是激励。再如《勇气》:

我们知道，天平上躺着什么，而今有什么东西正在完成。我们的钟表已敲响英勇的时辰，勇气不会离开我们。冒着死亡的子弹躺下并不可怕，流离失所也没什么痛苦，我们守护你，俄罗斯语言，伟大的俄罗斯词语。我们将带给你自由与纯洁，交给儿孙，我们将摆脱奴役永远!（汪剑钊译）

这首诗更是站在保卫俄罗斯语言的自由与纯洁以交给儿孙的高度，来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战斗，哪怕牺牲生命也要为永远摆脱奴役而奋战。诗人的这些诗歌受到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他们把它们刻在碉堡上，写在坦克上，激励自己的斗志。

表现对世界文化的眷恋的诗歌，则主要体现在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这首诗包括三部，第一部《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故事》;第二部《硬币的背面》;第三部《尾声》。全诗没有连贯的情节，跳跃性地表现了从1914年到1942年前后的历史、文化事件，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和文化的思索。在这首诗里，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个人命运，她的同辈人的共同命运，甚至她祖国的命运，也都得到了生动的艺术阐释，但更重要的主题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2]阿纳托利·耐曼指出:“《叙事诗》是一部20世纪大事件的编年史，是‘白银时代’审美原则的体现，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整体。《叙事诗》还是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本身的题材、情节和手法的汇编。这里如同目录，她的某些诗集、《安魂曲》、所有大型组诗、某些独立的作品、研究普希金的作品和生平的文献，都以相应的方式重新编码，并且《叙事诗》还为格谢夫式的‘穿珠游戏’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场地。”受此启发，张冰对这首诗进行了颇为深入而详细的论述:

正如阿赫玛托娃的所有诗作一样，她的诗，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性、故事性，语体多为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而在长诗中，就连“心灵独白”也很少见到，全诗几乎都是由一帮说不出姓名的死者和将死未亡之人组成的一个化装舞会、一出闹剧、宛如白银时代艺术界布尔乔亚们的一次欢会:人们来来去去，场景不断变幻，这就给解读这首诗造成了一定难度。其实，这首长诗最重要的主题是回忆。而且回忆的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当年曾经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长诗的两个真正的主人公，是“时代”和“记忆”。长诗实际上不是“没有主人公”，而是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如有，则这个“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阿赫玛托娃的同时代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彼得堡文化。阿赫玛托娃自述:她的这首诗，“通篇都是以合唱的方式写成的，是在别人的提示下写成的”。长诗第一部一开始，诗人站在1914年的时间坐标点上，“邀请”“未来”的“未到场的客人”和她一起欢度1914年新年。于是，那些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幽灵们”，便穿着化装舞会的服装，纷纷到场。诗歌展现出一个悼亡狂欢节:追悼自己和同时代人。“他们的身影”犹如一个“隐蔽的合唱队”伴随着长诗的诞生过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那么多人中只有我一个活着?”“未来在过去中成熟，过去在未来中腐烂。啊，这可怕的枯叶的节日。”如果我们联系阿赫玛托娃的另外几句诗，则这里的“枯叶”意象，所指显然就是一个个“亡灵”（“生命就像风中的枯叶飘零!”）但什么是“白银时代”呢，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话说，那就是对“世界文化”的怀乡病、是“感伤的情感之旅”，是“针对全欧洲的安魂曲”。

长诗的主旨不在于刻画特定人物，而在于表现一个时代，即用艺术手法，再现一个早已不再的文化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是文化的“访古”和“怀旧”，是一声叹惋和一声悠长的叹息。“过去”，当它以群体形象，以纷繁复杂的形式，挟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一泻如注般涌现于诗人笔端时，它所标识的，不仅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理想。这部长诗具有交响乐般的宏大结构。在它的总谱里，由作者的独白话语和“隐蔽的合唱队”组成的多声部，以对位化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组成“隐蔽的合唱队”的，有献词一（写于1940年12月27日）中的“你”;长诗的第一批听众、献词二中的斯列兹金斯卡娅;献词三（写于1956年1月5日）中的“他”;等等。献词和题记中所有人称代词——你、他、他们——其实和作者笔下的年代（1913年）、地点（彼得堡、喷泉宫）一样，是作者再现过去的符号手段。可以把它们视为一座座隐蔽的路标，一步步通过“时间隧道”，将我们引到意气风发的过去。长诗中叙事开始的时间有其标志——1940年新年之夜。1940年对于阿赫玛托娃究竟有何意义呢?这点已见前述，不赘。

长诗的回忆时间有三种，它们也是三个时代，分别都有隶属其下的各类符号。先谈第一个时代——白银时代。这是“幽灵”们参加化装舞会时共同召唤到诗人意识中的时代。其标志和暗示符号有梅耶荷德（“那些不复存在的人们，在明亮的镶木地板上面响起脚步的声音”）、他（“所有的镜子里面映照出一个没有出现的人他没有进入大厅”）。这里面有克尼亚泽夫的身影（“我听见了一声低语:到时候了，再见!你，我的妹妹，我的小鸽子，我的太阳，我让你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过，你将是我的遗物!……而远处传来一个纯洁的声音:我准备死去了”）。而在“经过广场”“幕间曲”中，则出现了阿赫玛托娃所熟悉并与之结为密友的另外一个人——她的“另一个自我”——她的影子。和阿赫玛托娃本人一样，她也是当时的美女之一，甚至是文艺知识分子圈里的第一号美人。作者不惮把她比作阿佛洛狄忒、海伦，说她“无比漂亮，是绝代佳人”（“我金发的绝对的美姬”，“彼得堡的洋娃娃”，“舞台上的明星”，“你同我是一胎双生”，“诗人们的女友”）。这就是1924年出国的格列勃娃-苏杰伊金娜。诗表现的是情感的真实，它不要求以历史事实来对之加以检验，因为诗不是历史的严格再现，不是历史叙事，而是对过去情感的再体验。但长诗还是为我们勾画了阿赫玛托娃这位女友的形迹。而以“真正的二十世纪”为主题词，长诗为我们勾画了“白银时代”的时代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充满骚乱不安的）时代的彼得堡、“对于皇村的最后回忆”。第二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乡愁理念。具现这一时代的符号散见于全诗:浮士德、唐璜、狄安娜、哈姆雷特、铁面具、戈雅、约萨法特山谷、利齐斯卡、马姆夫里亚橡树、梭伦、所多玛的罗得、桑丘·庞沙、卡尔纳瓦王子、科伦宾娜、唐安娜、《骑士的脚步》《彼得鲁什卡》、对马地狱、加百列、靡菲斯特、塔玛拉、马尔他小教堂、波提切利、卡麦农游廊、玛斯广场等。长诗第三种时间是现在——即阿赫玛托娃开始执笔写作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寂静”为主题词的“第四章——最后一章”，其主人公便是“寂静的现在”。此时，欧洲上空已经笼罩了浓重的战争阴云，隆隆炮声似已隐隐在耳，为什么阿赫玛托娃偏偏要说它为“寂静”所辖制呢?什么声音到此归于“寂静”了呢?是文化。而且可以断言是“世界文化的余脉”归于“寂静”了。然而如诗中所说，“正像未来成熟于过去，过去也在未来中消融。”这是1941年1月初（“第二篇——硬币的背面”），回文式的谶语——“我的结局在于我的开始”——再次提醒人们应当到意识的起点寻找答案。“现在”是怎样一番情景呢?是“伟大的沉默”（与“寂静”相对）;是“过节的”和“送殡的”烟尘和花;是安魂曲和幻觉的时代。“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作用?”与“寂静”相互文的，是“孤独”的主题——诗人与社会。诗人不为社会所理解。（“他，不知道什么叫作良知，不知道良知为什么存在人间。”“谁也没有把我的门扉叩击，只有明镜梦着明镜，寂静守卫着寂静。”“我是否会在钦定的颂歌里销蚀?”）有作者对命运的反思（“命运正在门口，命运已经在临。”）有对时代的映射:废墟、经久不熄的大火、重炮的轰隆声;有评价:“黎明前杀了许多人的空**无言的广场”，“大地在脚下悲嘶”。长诗是文化的悼亡曲，是白银时代的一曲挽歌，是文化的怀乡曲，也是自由的挽歌!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写下的文化悼亡曲;也是万籁俱寂中的一声浅浅的低吟。

长诗的一个重要的诗学特征，是文本间的暗示。阿赫玛托娃承认，她是彼得堡诗派的传人，晚年更强调她始终都是一个阿克梅派。她的诗歌如考古发掘一样，包含着许多层次。诗中“没有什么是直截了当说出来的”。长诗以许多暗示手法揭示其与古希腊罗马悲剧之间的联系。这种手法首先是“陌生化”手法，它具体入微地展示了彼得堡及其城市文化的灭亡和濒临灭亡前的阵痛。长诗以丰富的戏剧术语——听众、朗诵、合唱队、哀乐、舞曲、化装舞会、台词、幕间曲、舞台、山羊腿女人、乐队、第五幕、跳舞——暗示其与戏剧、芭蕾、古希腊悲剧的亲缘性。长诗的所有动作，都仿佛是在一出由梅耶荷德执导的现代剧中的演出。可以说此诗是一部模仿和戏拟诗人所度过的白银时代——彼得堡和俄罗斯文化——的舞台剧。长诗的诗句——“我需要的倒竖琴，不是莎士比亚而是索福克勒斯的竖琴。命运正在门口，命运已经在临。”在这里，阿赫玛托娃和古希腊悲剧大师一样相信人都受命运的拨弄。悲剧一词的希腊文原意即指“羊人歌”。古希腊人在向狄奥尼索斯祭台上献祭的羊前，歌唱的抒情赞美诗即悲剧的前身。古希腊悲剧多表现神话题材。特洛亚城及其文化的毁灭，即长诗中用以暗示彼得堡及其文化命运的语意载体。阿赫玛托娃又说过:“对于那些对彼得堡环境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部长诗既不可解也毫无意趣。”表明时间运行之轨迹的，是象征未来（历史过去时之未来）的“新年的客人”的出现，他注定将取代白银时代诗歌的英雄——亚历山大·勃洛克（“这个人站在那里，是一座本世纪之初的丰碑”）。由于作者的意图不是塑造特定主人公或人物，而是再现整整一个历史和时代精神氛围，所以把狂欢化与节庆剧结合起来的萨堤尔剧形式，成为作者革新旧的长篇叙事诗体裁而采取的方向。巴赫金所说梅尼普体的诸要素在此都有所显现——化装舞会、哑剧、狂欢庆典、阴阳对话，等等。“作为回答的，一声嚎啕，妹妹，我的小鸽子，我的太阳!让你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过，将是我的遗婿，在……是分离的时光!”（与死者的阴间对话）;女主人公自始至终处于阴阳两界的交界线和门槛之上（“为了片刻的宁静，我要把死后的宁静牺牲”）;女主人公与自己（旧我）的对话关系（“我，一个最安静而纯朴的女人……可以做证……朋友们，是吗?”）;以及女主人公对死者的批评态度（“我倒不是害怕张扬……对于我哈姆雷特的袜带勋章算得什么…………我比他们坚强……”）。文本的自我关涉性，即作者引用文本和文本间的相互呼应。这其中还包括:一、文本间性，包括作者的自我引用。二、他者话语。三、公众性引文，即一段话语多种出处，但有一种是最主要的，其目的在于提醒读者关注诗的某种背景或氛围，从而走向“潜文本”或“潜台词”。他者话语和人物原型，引导读者深入诗歌文本的“元诗层面”。四、故留空白的写法。为了强化诗的隐喻性、象征性，阿赫玛托娃在诗中故意采用了留空白的写法;五、抒情插笔和离题反溯。长诗中核心情节所占篇幅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可以说，全诗都是采用“迂回”笔法写成，仅从其主要“部件”，即可见出。如构成全诗的，有“两封信”“代前言”“三则题词”“引言”“过场”“抒情插笔”“后记”“皇村回忆”“尾声”“注释”“题铭”、省略的情节、日期、散文体独白、地名、历史文化名词，等等。在多处地方，直接描写被零位描写所取代。阿赫玛托娃力求加大历史的信息量，在一块很小的地上，收获尽可能多的粮食。长诗通篇洋溢着浓烈的对过去的怀乡病气息，是一次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神游，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那就是记忆和良心的主题。长诗多数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盛行时代写下的，是一个诗人对自由的向往。长诗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似在告诫人们文化传统的中断。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一声吁求，是人之为人的一个保障。“这就是我，你古老的良心，在寻找一段故事——它已然烧成灰烬。”这才是构成全诗的核心和促使作者不倦追求的创作内驱力。

此外，阿赫玛托娃晚期还创作了一些关于爱情、友谊、诗歌、艺术及其他方面的诗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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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诗选》，王守仁、黎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马海甸、徐振亚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爱——阿赫玛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

[美]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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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莱因·范斯坦:《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马海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金洁:《阿赫玛托娃组诗〈安魂曲〉中的东正教思想》，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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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阿纳托利·耐曼:《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夏忠宪、唐逸红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俄]帕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守魁、辛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俄]日尔蒙斯基:《文学理论·诗学·文体学》，列宁格勒，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俄]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三女诗人选集》，陈耀球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王加兴:《阿赫玛托娃诗艺术风格探幽》，载《当代外国文学》，1995（1）。

汪剑钊:《阿赫玛托娃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辛守魁:《阿赫玛托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参见曾思艺:《爱情诗艺术手法的创新——试论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歌》，载《邵阳师专学报》，2001（4）。

[2]俄国学者帕甫洛夫斯基认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最主要的旋律之一，是重新审视时代的旋律，重新评价有价值的东西，揭露令人艳羡的美满生活的浮华外表的旋律。参见[俄]帕甫洛夫斯基:《安娜·阿赫玛托娃传》，守魁、辛冰译，20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汪剑钊也认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主题是时间，诗人自觉地以一个见证人兼审判者的身份，用冷静、理性和严厉的目光打量着消逝的时间和正在消逝的时间，叙述着人类因放纵、愚昧和疯狂造成的悲剧，瞩目未来，指向人性与良知。参见汪剑钊:《阿赫玛托娃传》，198~203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