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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高尔基 自学成才的伟大作家02（第2页）

一是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俄罗斯人的国民性，其具体表现有二。

第一，下层社会的普遍的愚昧。在三部曲中，整个下层社会都笼罩在愚昧之中。愚昧的突出表现有二。

其一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对文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排斥。《在人间》里的那个圣像作坊掌柜，常常故意把阿辽沙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故事改头换面，变成猥亵的东西，告诉圣像鉴定家老头;后者又从中提出些无聊的问题，帮他添油加醋，“把一些不要脸的东西，跟垃圾一样，扔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在他们对美的事物的这种恣意玷污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反文化的心理特征。《我的大学》中的一位“政治上的老油子”，断言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农民们仇恨给他们带来诸多改善和利益、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革命者，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甚至杀死他们的同伴。

其二是道德观念淡薄，习惯于彼此仇恨，暴力相向。鄙陋的文化状态和低水平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人们在情感方式和相互关系方面互相仇恨、彼此敌对。三部曲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彼此连缀的动态风俗画，作品凸现了充斥着愚陋、污秽、仇恨和无耻的旧时代俄罗斯生活的特点。整个童年生活在阿辽沙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阴冷、悲惨的童话，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街头巷尾出现的尽是各种**行为、“强者”恬不知耻的夸耀和各种各样幸灾乐祸的下流议论。而阿辽沙所寄身的外祖父家庭，“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大人都中了仇恨的毒，连小孩也热烈地参加一份”。他的两个舅母先后被两个舅舅毒打摧残致死;他的继父也经常毒打她的母亲，就连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继父都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即便年迈的受人尊敬的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难逃祖父的拳打脚踢;孩子们自然更不能幸免。两个舅舅更是粗野不堪，贪得无厌，自私至极，也狠毒至极。他们不断要求分家，为了得到家产，甚至不惜父子、兄弟吵架斗殴，动辄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还在寒冷的冬天居心不良地把阿辽沙的父亲推进冰窟窿里，戕害年轻的茨冈学徒伊凡。巴辛斯基指出:“家庭纠纷导致父子分家。由于他们分割了‘家业’，彼此都成了各自的竞争对手，最后惨遭破产，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在这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中，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幼小的阿辽沙喘不过气来。彼此仇恨，暴力相向，恃强凌弱，尔虞我诈，为争夺财产而争吵打架是生活的常态。《在人间》中那个毫无人性地折磨着一个不幸妇女的妓院看门人，更是恶毒凶残地欺侮女性的代表。以上这一切，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将由愚昧生活培养的“人对人的无法理解的仇恨”以及下层人民的反人道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的大学》中的农民们更是“最爱记仇，除了仇恨，什么都不懂”，他们经常“突然露出一股野狼似的凶劲儿，背毛直竖，咬牙切齿，粗暴地互相叫骂，为了一点小事就准备厮打，或者真的打了起来”。

下层人们的日常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人们之间习惯于互相折磨，尤其是精心炮制各种各样无聊透顶、可恶至极的恶作剧、“娱乐”和“消遣”乃至残酷行为，以别人的痛苦为乐，如一群肥胖的买卖人打赌叫一个店伙在两个小时内吃掉10磅火腿，一直让他吃得脸色发青，他们却在一旁围观哄笑;又如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人格里戈里;还有，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富裕亲戚搞得倾家**产的无赖汉，等等。

第二，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愚昧的生活内容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是消极的人生态度。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以饱含忧虑的笔触，描写了“铅样沉重的生活”怎样在俄罗斯民族中造就了无数听天由命的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人，不幸沦落的人，以及一些曾经有过些许热情，不久即心灰意懒的颓废的人。在《我的大学》中作家写道:甚至在工人中间，也滋长着一种顺从和忍辱精神，一种顽强的耐性，“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有人将生活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这种观念却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作家慨叹道:“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在人间》中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精力旺盛，性格开朗，从不怨天尤人，然而他也同样否定生活的意义，认为“活着就是活着”，对一切都很冷漠。高尔基通过描绘这些众生相，表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一的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怎样有力地影响着、制约着俄罗斯人，包括某些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们。

阿辽沙每天看到的都是这类令人作呕的丑事:争夺财产、打架斗殴、愚弄毒打儿童、**下流以及种种消极的人等。其实，表现人们的彼此仇恨或者说生活的恶，是高尔基创作的一贯主题。巴辛斯基甚至宣称:“在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俄国作家再没有一个人像高尔基那样展示过如此广阔的恶的全景图。在他的作品文本的单位篇幅中恶的密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这恶似乎已经物质化了，并取得了‘具象的’性质，例如面包房（在《科诺瓦诺夫》与《二十六个和一个》中）、夜店（在《过气的人们》与《底层》中）、妓院（在《红色的瓦西卡》中）、监狱（在《监狱》《布科耶莫夫，卡尔普·伊凡诺维奇》中）、商人会议（在《福马·高尔杰耶夫》中）、整个村庄（在《结论》《阿尔希普爷爷和连卡》中）、整个城市（在《黄色恶魔的城市》中），甚至整个国家（在《美好的法兰西》中）等。”这和高尔基自身的经历有关，更是他借此揭露、反思俄罗斯人的国民性的突出表现。因此，三部曲通过主人公阿辽沙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俄国小市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特征，鞭挞了小市民的卑鄙灵魂，全面、深入地揭露了几乎覆盖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国民愚昧。作家多次指出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愚昧”，也就是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之一。

二是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也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俄罗斯人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健全理性及蕴藏的生命活力。高尔基在三部曲中反复强调:“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他后来更是谈道:“当我批评我们的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热爱劳动以及各式各样的野蛮无知的时候，我没有忘记:他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种种条件，既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培养起对个性的尊重，也不可能培养起公民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这是些充满着无权、对人的压迫、最无耻的诺言和野兽般残酷的条件。应当惊奇的倒是，在所有这些条件下，人民仍然在自己身上保留着不少人类感情和一部分健全理性。”因此，巴辛斯基指出:“高尔基对俄国人民一直持双重态度。一方面，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令人惊奇的’、‘幻想般的’天才;另一方面，他不能接受他们在生活面前表现出来的恭顺，不能接受他们的社会消极态度。”

这样，表现俄罗斯人民身上保存的美好品质、健全理性及蕴藏的生命活力，就贯穿于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始终。高尔基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性，特别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他们对文明的向往及蕴藏的生命活力，从而显示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心理基础，或者说表达出作家本人对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种深深的期望。

与此同时，三部曲还写到，俄罗斯民众中也还有着对知识和文化的热爱与追求。从执拗地进行着化学试验的房客“好事情”身上（《童年》），从单纯爽直、热情好学的农民伊佐特身上（《我的大学》），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通俄罗斯人对知识的肯定与崇尚，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在人间》中有一个场面: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有力地感染了圣像作坊中的人们，使得“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作家显然是要表明:人们向往着可以使心灵变得美好的东西;他们心灵深处存留的文明的因子，正是民族精神觉醒和文化复兴的基石。善于“在每个现象里探求它的肯定的品质，在每个人身上寻求他的美德”，即使在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考察时，也没有忘却显示出人们灵魂中的美点和亮色，这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作品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部曲还写到俄罗斯人民中蕴藏的生命活力。高尔基自己宣称:“促使我提笔描写这些丑事的还有另一个较为正面的原因……俄罗斯人依旧表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足以抗拒并战胜它们。”巴辛斯基指出，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一方面把俄罗斯愚昧、落后的现状归咎于俄罗斯人的“奴性”，“另一方面也对民族的蓬勃朝气及其未来寄予了希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集体劳动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力与人的身体的美丽，创造一种团结、友爱、和谐的气氛，因而是一种能够真正创造奇迹的力量，这突出地表现在《我的大学》暴风雨夜集体搬运驳船货物的一大段描写中。

卢梭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忏悔录》（1782—1789）宣称:“人生来是善的，但罪恶的社会制度把人变坏。”他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本善，但是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讲述了自己的“善良本性”: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继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污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腐蚀:他撒过谎，偷过东西，诬陷过好人，调戏过妇女。卢梭通过一生的坎坷遭遇，无情地控诉了专制社会对人的腐蚀和迫害。但后来通过许多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他终于改正了缺点，并且成了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从而，向世人表明:只要一心向上，热爱学习，刻苦学习，不断追求，人终究能提升自己，并且获得成功。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与此一脉相承，以更为具体、生动的情节证明了这一点。

阿辽沙性格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自由的生活追求，特别是他那锲而不舍的热爱书籍、追求知识的精神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这也是高尔基本人的真实写照，列米佐夫指出:“高尔基从来都手不释卷”，布宁宣称:“他尊崇文化和文学，讨论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真正时尚。”阿辽沙那极其强烈的读书热情，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难堪、屈辱甚至毒打和陷害，但这一切从未压抑住阿辽沙读书、追求知识的热情。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优秀的书籍不仅使阿辽沙“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传染的人”，而且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由和真善美的大门，在污浊不堪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扇通往美好精神世界的大门，他开始渴望新的生活，厌弃这个污浊的世界。好的书籍促进了阿辽沙的精神自觉，使他得以彻底摆脱愚昧和庸俗的泥潭而迅速成长起来，改变他的是知识、是书籍。因此，他后来说出了至今仍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阿辽沙在艰苦的环境中有着不断奋进的自我意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人格，以及刻苦好学的品格，喜欢思考的习惯，不断积累知识的欲望，积极从周围大量平凡的人物事件中发现美与价值、汲取精神养分的努力，等等，使之成为从苦难中崛起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强不息者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活道路坎坷的青年读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至今仍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列米佐夫认为:“高尔基的魅力实质正是在于，他在骗子、无人性和伪人性的包围下，大声地、用新的形象述说了人生最不可或缺的人的尊严。”

一是真实的社会揭露。三部曲以最真实的、朴素的手法描述了革命前夕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过的非人的生活，他们从精神到肉体受到的无情的摧残。尤其是揭露了俄罗斯民族的小市民习气，以及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愚昧落后，自私野蛮，目光短浅，因循守旧，人性泯灭，乖戾贪婪。对此，前面已有较多分析，兹不赘述。

二是出色的风景描写。俄罗斯文学有描绘自然风景的优良传统，诗人中著名的有丘特切夫、费特等人，小说家中有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高尔基曾在林中长期捕鸟，后来又漫游俄罗斯大地，对俄国自然风景有较之一般人更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了解，这样风景描写必然在其创作中占据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在三部曲中，他的风景描写不少，而且颇为出色，往往情景交融。

例如:“花园里小草已经钻出鲜嫩的绿针，苹果树发出嫩芽，花骨朵咧开了嘴，彼得罗芙娜小屋子顶盖上青苔愉快地发着绿光，到处都是很多的鸟，快乐的响声，清新芬芳的空气，令人感到一种挺舒服的晕眩。”（《童年》）这是小阿辽沙因出天花在**躺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走进春日的花园的感觉，病后的阿辽沙恢复了健康，恢复了生命活力，这时他眼中的大自然也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美丽而富于活力的大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心情的外化，“挺舒服的晕眩”尤为出色:既说明这春天的自然景致对自己的冲击之大，又解释了久病卧床后面对自然活力的冲击必然会产生晕眩。

又如:“渐渐的，从远处草场尽头的树林后边，忽然升起了白洋洋的太阳;黑色马鬃毛般的林子上面，闪烁着光波，展开了一种奇异的，动人心魄的场面:雾从草地上渐渐升腾起来，愈升愈快，被阳光映成银色。接着，地面上显出了灌木丛、树木、干草堆。草场好像融化在阳光中，变成一种赤金色，向四面八方洒开来。现在，太阳已照到河边静寂的流水上，好像整条大河，都已经向太阳沐浴的地方涌过来了。太阳笑嘻嘻的，渐渐升高，祝福着，温暖着这**的寒颤的大地。地上散溢着秋天的浓香。天空一碧无瑕，地面显得更加辽阔无边。一切东西统统向远方流去，好像有人在**着:‘到那青青的地平线去吧。’”（《在人间》）这是少年阿辽沙黎明时期在靠近草场的林中捕鸟时，所见到的自然美景:太阳从初升到升入高空，草场、河流等在阳光映照下的种种变化，以及这种新奇的美景所带来的新奇的**，写得细致、生动、优美，同时也借此形象地写出了少年阿辽沙爱美、爱新奇、对神奇的远方（未来的象征）充满向往的心理。

三是成功地运用了三部曲的形式。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是以传记形式写成的自传体连续作品，它既是作者童年至青年时期的生活自述，也是举世惊叹的文学艺术珍品，它们独自成篇，又前后相连，艺术性地再现了主人公阿辽沙坎坷成长的三个历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民众生活，刻画了小市民阶层庸俗自私的心理表现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揭露了沙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被视为俄苏自传体小说的里程碑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三部曲的艺术形式。

三部曲源自古希腊，原指情节连贯的三部悲剧，又称三联剧，现存最早的三部曲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现指三部内容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作品，它们或讲述一段绵长的故事，或是用相同的人物并表现其成长来连接。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主要通过自传性形象阿辽沙的童年、少年、青年的经历及其成长过程把三部曲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童年》因为主人公年龄幼小，再加上外祖父尚未完全破产，此时还有家庭的温馨，所以主要描写了家庭生活，以及儿童眼中的三类人:一类是以两个舅舅等为代表的贪婪残忍、六亲不认的极其自私自利之徒;一类是以外祖母为代表的善良慈祥、富于爱心、关爱别人、乐于助人的好人;还有一类就是外祖父这样表面凶狠实际并不可怕、既自私也不乏温情的中间人物。因此，尽管阿辽沙体会得更多的是生活的苦涩，但还有人间慈爱和童年的某些欢乐（包括外祖父细心教他读书）。《在人间》则因为已进入少年，同时被迫走向社会，因而更多看到的是社会底层方方面面的黑暗、愚昧以及人性之恶。《我的大学》则进入青年，且来到城市喀山，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接触的人层次也更高，所以不仅有导致自杀的精神危机，而且有各种知识青年和革命者的教育和影响，最终走出了精神危机。

自传体三部曲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童年》的成就更高，好评如潮，丘科夫斯基宣称，《童年》“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说:“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才能正确地评价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相当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罗曼·罗兰致信高尔基:“在俄国文学中，我们（指罗曼·罗兰和茨威格——引者）从来没有读过比您的《童年》……更美的作品，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显示您的写作才能。”特罗亚更是认为，《童年》无疑是高尔基“最完美、最独特、最感动人的作品”，进而认为，“三部曲真实而震撼人心，作者单凭它，就能流芳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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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辛斯基:《另一个高尔基》，余一中、王加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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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短篇小说选》，李辉凡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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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建国:《高尔基再认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一译卡碧岛、卡布利岛，在那不勒斯湾南部入海口附近，面积10平方千米，海水湛蓝，岩石银白，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森林密布，别墅成群，是著名的蜜月之乡。

[2]参见[俄]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余一中、董晓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3]参见汪介之:《高尔基研究——作家的思想探索与艺术成就》，57~60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