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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高尔基 自学成才的伟大作家02（第1页）

第三讲高尔基:自学成才的伟大作家02

《没用人的一生》是一部揭露沙皇专制警察机构的某些黑幕的作品，以1905年革命前后的彼得堡为背景，描写了专制警察和密探的监视、跟踪、逮捕、煽动、镇压等一系列罪恶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包括“流血星期日”和全俄政治罢工期间沙皇鹰犬的蠢动。主人公“没用的人”克林科夫面对周围无所不在的恶，从胆怯、恐惧到屈服、顺从，最终变成了警察的密探。小说透过卑顺者走向反动的生活史，首次描绘了在1905年革命中堕落为绞杀革命的帮凶的小市民形象，触及了民族劣根性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要课题。

《忏悔》的主人公马特维，是一个弃子，善良而纯洁，被教堂里的助祭拉里翁收养。在他十岁时，善良的拉里翁因落水而死，马特维又被无比贪婪的地主管家季托夫收养。自此，他的人生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打击。为了娶到季托夫的女儿，他开始昧着良心在农场敛钱。结婚几年之后，他的妻子在一次难产中去世，不久他三岁的儿子又因为把砒霜误当作白糖食用也死了。马特维此时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我不是怀疑你的存在，只是怀疑你的慈悲心肠。因为我觉得，你抛弃了所有的人，使他们得不到拯救，走投无路。”然而，对于纯洁善良的马特维来说，没有上帝，人又该怎么办呢?他只好自杀。自杀未遂之后，他明白了“死也是个谜，而我一直寻找的却是对人生的答案”，于是，他外出四处寻找“人生的答案”，却在教会人士那里一再受骗受挫，最后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人民是“大地的主宰和奇迹的创造者”，民众就是“我的上帝，诸神的创造者”。

以往学术界由于列宁对于造神论的批判，认为《忏悔》是一部宣扬造神论的作品，因而是一部失败之作，汪介之对此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反驳。[3]汪介之指出，在高尔基看来，造神论是反对个人主义、宣扬集体主义崇拜人民的学说，因此，《忏悔》所张扬的造神论思想的中心内容是:神（上帝）是人民精神的产物，人民群众是上帝（神）的创造者;当人民的全部意志汇合在一起，就会从中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它不是任何英雄或圣人，而是民众自身的统一力量: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找到永生。作家认为，通过这种思想的宣扬，可以树立集体主义的道德伦理观，破除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其实，对此高尔基本人早有解释:“我是无神论者，在《忏悔》中我要表现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从个人主义达到对世界的集体主义的理解……《忏悔》中的主人公马特维所理解的‘造神’就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使人摆脱内在的和外界的奴役这个一致的目标而团结一切人的精神去建设人民的生活。”

汪介之进而指出，从艺术上看，《忏悔》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对教会的黑暗和虚伪所作的入木三分的揭露，随着主人公马特维足迹所到之处而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都表明成型的作品早已突破“宣扬造神论”的框架，成为一部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角度展开叙述，无论人物刻画、场面铺排、景色描写、情节交代，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并始终伴有“我”的忧郁与思索，开始显露出自传体三部曲那种优美的风格。因此，无论是就作家的思想在作品中的渗透程度而言，还是就这部作品在高尔基所有小说中的传承作用而言，《忏悔》都应该被视为高尔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夏天》描写1905年革命后，职业革命家叶戈尔从城市来到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开始觉醒，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革命小组，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富农的斗争，堪称《母亲》的续篇。

“奥库罗夫三部曲”包括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和《崇高的爱》（1912）。其中，《奥库罗夫镇》以1905年革命事件为背景，通过小镇居民在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的种种反应，勾画出参加“闹事”和反对“闹事”的两部分人所共有的昏聩、愚昧和凶残，从而提供了俄国小市民生活和精神心理特点的一个横剖面。《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则以同名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在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致力于对奥库罗夫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作一番历史的追寻，完成了对于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纵向剖析，像《奥库罗夫镇》一样，批判了顽固、落后、保守、自私的小市民习气，揭露了小市民反对革命、阻碍社会进步的本质，挖掘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意大利童话》是一部以童话形式反映现实的短篇故事集，由27篇美丽的故事组成，在美妙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的背景上描述意大利人民的多方面生活，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受到俄国和意大利作家的一致好评。

《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讽刺性写照。鲁迅指出:“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短短的16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

《罗斯记游》（1912—1917）包含29个短篇。作品的主人公有小市民、手工业者、小铺老板、教堂执事、退役军官、破产商人、外省知识分子、破落贵族、菜园主各色人等，涉及社会各阶层。高尔基曾谈道:“我想用它们勾画出我所理解的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

创作于十月革命后的《日记片断》（1924）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或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现实生活，或向记忆、向不堪回首的往事汲取诗情，均成为对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

汪介之对此时期的总结是: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失败后，当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忙于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图从政治上、组织上鼓舞人民再度奋起时，高尔基却以对革命失败的痛苦思考为起点，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他着意以一种历史、土地和人民相统一的文化观念来考察他所挚爱着的俄罗斯民族，力图发现民族性格中的强弱两个方面及其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并没有中断高尔基的追寻，反而又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加入他的思考中。这一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1924年。前一阶段创作中改造社会环境的呐喊，已开始被改造“人”自身的呼唤所替代。经由揭示民族灵魂的面貌，促进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成为贯穿这个时期作家全部创作的鲜明意向。如果说，《没用人的一生》和《夏天》还只是第一次革命的独特回音，《忏悔》还表明作家试图通过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信心;那么，从《奥库罗夫镇》开始，高尔基便以“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等一系列作品，绘制了一长幅俄罗斯民族风情画、民族心理解剖图。这些作品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俄罗斯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何以如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它们共同记录了高尔基在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这个时期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叙述语调，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一起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作品故事性的弱化，情节结构上的开放性、剪辑性特点，洗练、平易、恬淡、冷峻的语言风格，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晚期创作（1925—1936）:高尔基在国外期间，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文学与社会生活。1924年列宁的逝世，曾给他以强烈的思想震动。1928年5月，他曾回到阔别七年的国内小住，10月返意大利，以后每年（除1930年未回国外）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往返一次，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面对国内的现实，他既为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伸张正义，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力不从心。晚年除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外，还著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和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因此，这个时期主要作品就是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一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亡史，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五十多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阿尔塔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出身农奴，利用农奴改革时得到的一笔酬金，买土地，开工厂，发财致富，成为纺织界的暴发户。老伊里亚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残暴贪婪，他挤垮了封建贵族，残酷压榨工人，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特点。他死后，长子彼得继承父业，但他思想保守，贪图安逸，缺乏父亲的魄力和能力。对他来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个沉重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精神苦闷，道德堕落，沉溺于**的生活之中，无所作为。次子尼基达身患残疾，心理变态，对彼得的妻子怀有异常的感情，失恋后自杀未遂，从此失去生活的勇气，逃进了修道院。到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第三代，更是每况愈下。彼得的次子雅科夫贪吃贪睡，满身肥肉，百无聊赖，一事无成，在十月革命后仓皇出逃。半路上被人像废物一样从前进的火车上扔了出去，成了一堆历史的垃圾。

小说以农奴出身的麻纺厂主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和心理的变化为基本线索，以及这一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演变过程，指出空虚、无聊、平庸是阿尔塔莫诺夫家族后两代乃至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发育不全而且精神品质日益蜕化的特点，勾画出俄国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兴盛时期后很快就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命运。作品同时还使人们注意到:这一切既是俄罗斯的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又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历史行程。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花了十多年心血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其中心人物萨姆金出身于外省某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在家乡读完中学后，先后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学习，毕业后给一名律师当助手，但却渐渐地几乎断绝了自己同法律的一切职业联系。1905年革命中，他起初对革命运动持旁观态度，站在超党派的立场，继而为革命潮流所裹挟，一度“被推进”起义行列，后来“无意中”当过告密者。革命失败后，他来往于外省与首都之间，并短期旅居德国、瑞士、法国，似乎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时期，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彼得堡时，他被密集的人群挤倒，活活踩死，并像一袋骨头那样被抛弃在路旁。

主人公萨姆金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自愿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最独立不羁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却对他最相宜”。他在革命浪潮高涨时加入了革命阵营;而在低潮时，即表现出敌视革命的面孔。他是个人主义者，崇拜“个人英雄”，轻视人民;对待爱情，也是为我所用，和许多女人同居，而无爱情可言;他的政治立场多变，十分善于伪装，他参加了革命，却又与宪兵、暗探等反动分子混在一起。1905年12月起义时，他逃到外省，离开革命。起义失败后，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当革命再次高涨起来时，他公然阻拦迎接列宁的群众，“像一个充满了卑贱拙劣物品的脏口袋一样”被历史抛弃了。萨姆金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他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真诚坦率，大公无私，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关于这一作品，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彻底否定。俄国的高尔基专家巴拉诺夫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本相当枯燥无味的书，是作家精神危机的反映，是作家痛苦、自相矛盾的反映，也是作家试图解决其困惑的尝试。尤利娅·丹扎斯更具体地谈道:“高尔基想创作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打算用这部巨著来结束他的创作生涯。这部巨著他写了好几年，写得很艰辛，然而徒劳无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语言冗长、结构松散、枯燥乏味的作品。高尔基深感自己在创作上无能无力。”

我国的汪介之则认为萨姆金绝不只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40年间变动着的俄国现实既是他的观察对象，又是他的性格和心理赖以生成的环境。他在各方面都是中等水平，却要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平凡;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却不愿受任何拘束，不愿尽任何义务;他对什么都不相信、不入迷，总是给自己披上一件超越于一切思想之上的“怀疑论者”的服装，他本身的思想其实有着明显的破碎性、庞杂性;他缺乏对人的信任、尊重和爱，对人冷漠，常隐含敌意。他曾标榜自己对革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他始终是从能否显得与众不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角度来看待革命的。他始终没有任何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社会理想，更不会为任何一种革命而奋斗或献身。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对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的灵魂有意义。他的精神文化性格，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消极特征，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既表现出横跨两个世纪的俄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又显示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高尔基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市侩化的历史真实，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此外，从作品中还可品味出作家关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发挥等几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思考，聆听到一代忧国忧民的真诚知识分子的心声。因此，这部作品既是一部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史诗性巨著，又是作家长期进行民族文化心态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小说沿着主人公萨姆金的生活轨迹，生动地记录了十月革命前40年间俄罗斯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众生相，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国内到国外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多方位、多层次地表现出俄罗斯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

总之，《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主要表现的是:经由主人公的眼光所观察到的、由他所感受到的社会精神生活史以及主人公的“灵魂史”，即他的性格、心理、精神特点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小说生动地再现了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众生相，并且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所以被称为那一时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主人公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意义。通过这一形象，作家力求在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促进民族精神文化的革命性转换。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在艺术技巧方面，作家广泛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成功经验，如描写人物的梦境、幻境、联想、潜意识，以象征、隐喻、荒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和意识流程，显示出20世纪现实主义的新动向。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双重的总结性:一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全面总结;一是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总结。小说的情节从1877年开始，直到1917年，历时40年。小说对这期间的风云变幻、历史事件囊括无遗。小说中活动着的“所有阶级的代表人物”总共约有800个之多。小说的主人公是克里姆·萨姆金，他40年的生活历程构成小说的主线，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的故事》。

韦建国认为，高尔基晚期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特色，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与稳健。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作家还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某些新鲜经验，如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联想、潜意识，或以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危机和意识流程。这既表明高尔基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是不拘一格的，又显示出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色。但其作品也有明显的缺点，丘科夫斯基指出:“高尔基笔下的所有主人公都喜欢高谈阔论。每个人都是刚一出场，就开始阐述自己的哲学。每个人都是满口箴言;没有人独立自主地生活，而只是为了箴言。人们活着、动着，不是为了行进，不是为了生命，而是为了高谈阔论。”

关于高尔基晚期创作，汪介之也有颇为全面、精彩的总结:导致此时期艺术道路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原因是列宁的逝世。高尔基在受到强烈的精神震**之余，觉得有必要认真回溯一下自己的思想历程。十月革命以后八年来的现实所给予他的各种印象，又触发了他早就打算给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以艺术性总结的念头;对于俄罗斯人的灵魂的关注，对于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思考，更成为作家晚年的思维热点。于是，就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回忆录《列宁》和史诗性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著作的问世。它们既是对于近代俄国历史特别是社会精神生活史的艺术概括，也是作家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和清理的精神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高尔基以艺术家兼史家之笔绘制的俄国生活动态全景图中，可以窥见他对整个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命运与未来的忧虑和思索。作家对自己与列宁的交往史的回顾，伴有一种沉重的自省意识。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的独特面貌和历史命运的形象勾勒，蕴含着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沉思，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批判。他对十月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演变特别是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艺术展示，则交会着对自己关于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长期思考所做的一次全面梳理，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再考察，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探测。所有他的这些作品都围绕着“认识俄罗斯，认识俄罗斯人的灵魂”这一中心而展开。透过这一时期的创作，不难发现作家既在总结和反思历史，又有意让历史对自我（作为知识者）作一番审视:既欲唤起全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识，又希望人们都能更多地关注民族的未来。高尔基留给我们的这最后一部分文学遗产，共同显示出回眸历史、探测未来的基本思想指向。和这种丰厚深刻的内容相适应，呈现于作家晚期作品中的基本特色，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和稳健。

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一生写过30多篇回忆录，大部分写于20年代，其中最著名的有:《回忆列夫·托尔斯泰》（1919—1923）、《列宁》（1924—1931）、《回忆契诃夫》（1930）。

三、自传体三部曲:借自传揭露国民性表达理想

《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三部中篇小说，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自传体三部曲，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是自传主人公阿辽沙，这是高尔基的一个自传性形象。自三部曲陆续问世以来，已将近百年，岁月悠悠，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大浪淘沙，而这三部曲却始终保持着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高尔基创作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童年》主要描写“我”（阿辽沙）1871年3岁时父亲去世跟随母亲离开阿斯特拉罕去下诺夫哥罗德投奔外祖父，到1879年11岁时母亲去世外祖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这8年间的童年生活，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1878年秋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小说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外祖父家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总体来说自私、贪婪、市侩、腐朽、没落的家庭中，阿辽沙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外祖母的疼爱和呵护，他体会到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这成为他出淤泥而不染、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来源。小说也刻画了外祖父一家人（外祖父、外祖母、两个舅舅及其孩子），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

《在人间》以阿辽沙1879年秋11岁至1884年夏16岁这5年间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描写他做过各种工役，先后在下诺夫哥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备受生活煎熬，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小说描写了阿辽沙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罗斯外省市民下层生活的广泛而生动的图景，他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在这样的社会中，被欺凌者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比欺凌者更加高尚。他们按照欺凌者的意愿堕落着，愚蠢、无知、伪善、市侩、**、自私。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匠等人的交往更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我的大学》则是阿辽沙1884年秋16岁至1888年20岁这四年间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其中展示了伏尔加河的码头、“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在附近村庄上开的小杂货铺及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卡尔梅克人一个肮脏的渔场结束全篇，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小说主要描写阿辽沙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16岁时，他抱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伏尔加河畔的另一座城市——喀山，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印刷厂校对员古里共用一张床板，两人轮流各自在白天和夜晚睡觉。他到码头找工作、劈木柴、搬运货物，什么都干。后来到面包房当帮工，在阴湿的地窖里，窗户给铁网钉死，像座监狱。每天工作14小时，还要受冷酷无情的老板的虐待。生活的压迫使他痛不欲生，曾一度想要开枪自杀。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巴辛斯基指出:“高尔基的这篇小说似乎在提醒千百万渴望得到教育的青年们: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没有围墙，没有讲台，也没有教授。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再加上如饥似渴的阅读，就可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炼就成一个‘大写的人’。”

因此，总体来看，高尔基的学校应该包括书本智慧和生活阅历两个方面，对此巴辛斯基有精彩的论述:“彼什科夫从书本所汲取的智慧，并不亚于他从下城街道上的尘土、伏尔加河绵延辽阔的沿岸、雅科夫舅舅的歌声、米哈伊尔舅舅的骂人话、外祖母的童话和外祖父的故事中所获得的。从垃圾坑里捡到的第一块牛骨头，到他读过的第一本哲学书——所有这些汇总在一起，称为‘高尔基的学校’。”

三部曲中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形象都塑造得颇为成功。外祖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西林（1807—1887）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起初，他不乏同情之心和对家人的爱，尽管恨女儿不曾按父亲的意志找一个贵族，而私自找了一个没有家产的平民，一度断绝往来，但在女婿死后，还是收留了女儿和外孙，并且在大风雪呼啸的夜晚，担心女儿的生活;女儿再嫁时，他甚至愿意卖掉房子给她置办嫁妆，只是这种美好的情感并未对女儿表露出来。他精明、能干、勤劳，但又吝啬、野蛮、粗暴、凶狠、俗气、自私、残忍，唯利是图，寡情薄义，斤斤计较，动辄就打人骂人，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地发作。破产后更是变得贪婪吝啬，极其自私，品格低下，不仅在物质上破了产，精神上也完全垮掉了:与老伴一起煮茶时，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生怕自己吃了亏，甚至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让他们自谋生路。有人认为，作为染坊主的他吝啬又勤劳，作为外祖父的他凶残又和蔼，身为父亲的他则是可怜又可悲的，这样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立体感和复杂性。外祖母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卡西林娜（1817—1887）则勤劳乐观，心地善良，感情细腻，性格温柔，聪明能干，慈祥仁爱——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乐于助人，坚强勇敢，且富于诗意，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她能歌善舞，懂得许多民间传说和民歌，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她讲述的动听童话故事和民间歌谣使阿辽沙从小就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肩负起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忤逆……都不能熄灭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她是小阿辽沙的保护神，是千千万万俄罗斯女性的优秀代表。她出身贫贱，是一个女仆的女儿，童年时靠乞讨为生。9岁时，为了帮助母亲养家糊口，学会了织花边，并且技艺精湛，誉满全城，以此养活自己和母亲。她把劳动看作本分，在家中终日像陀螺一样忙碌着。当外祖父宣布不再养活她时，她重操旧业，自食其力，并且供养着外孙。对阿辽沙，对弃儿茨冈，对穷人和弱者，她都以仁慈博大的胸怀帮助庇佑。高尔基用充满诗意的美好语言描写了外祖母的肖像和人品，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形象。巴辛斯基指出:“在小说《童年》的所有人物中，她最具柔情和诗意，在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中，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形象。”

巴辛斯基认为，“高尔基文学创作中的《童年》和他生活中的童年并不是一码事儿”，它“如同自传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一样，都是文学作品。其中的事实自然是经过创作加工的”，如外祖母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是一个酒鬼，一个心地善良、滑稽可笑、放浪形骸的酒鬼，一个轻佻的、鼻子因酗酒而红肿变大的女人，但在小说中却对此大加淡化，更突出她善良、柔情、诗意的特征;又如1884—1888年间的喀山这座城市，“不仅是地处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最美丽的老城之一，而且还是其科学和文化中心之一，工商业繁盛，各种传统习俗——包括神职人员、商贾和大学生的传统习俗，以及俄罗斯、鞑靼的民族传统——丰富有趣”，但《我的大学》为突出主人公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学习人间知识生活知识，对此几乎一字不提;而《在人间》中关爱小彼什科夫、引导帮助支持他读书的厨师斯穆雷，更是查无此人。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对生活的艺术加工，以此表达作家对生活、对社会、对民族乃至对人类诸多问题的感受与思考，因此即便是自传体作品也不例外。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尽管是以作家从童年到青年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也彼此衔接，但它们不只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主要的是作家试图通过它们表现丰富复杂的对俄国社会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思考，进而表达自己的某种理想，因此，它们不仅是俄罗斯民族风情的艺术长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而且具有相当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童年》不仅从艺术角度看是俄罗斯最优秀的永恒书籍之一，“而且从宗教角度看也是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关于普通俄罗斯人如何寻找上帝这个问题，高尔基的《童年》做出了包括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内的所有俄罗斯书籍都未曾做出的回答”，因为高尔基自己说过:“在那些（童年）时光里，关于上帝的想法和感情曾是我主要的心灵养料……上帝是我身边最美好、最光明的事物。”高尔基的上帝就是“外祖母的上帝”，而“外祖母就是具有最深厚的人民宗教本质的俄罗斯本身”，“‘对人世的爱’是外祖母的宗教，也是高尔基的宗教……外祖母爱人世也爱上帝……既爱大地，又爱天空……正是‘对大地的爱’、大地的秘密将他（高尔基——引者）和外祖母及其人民本质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民的秘密就是大地的秘密”。他进而指出，高尔基也洞察到俄罗斯有两个灵魂，一个是亚洲的、东方的，另一个是欧洲的、西方的，在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童年》中俄罗斯的一个灵魂是外祖母，另一个灵魂是外祖父。“外祖母是美好的，外祖父是丑陋的。外祖母的上帝是善良的，‘是一切生灵的如此亲爱的朋友’;外祖父的上帝是凶恶的……外祖母广袤无边、个性模糊。外祖父界限逼仄，却有自己的面目。尽管是半兽性的面目，但终究是面目，个性的萌芽。外祖母身上呈现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征’，外祖父身上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特征’。外祖母是醉着的，外祖父是清醒的。外祖母使俄罗斯大不可测;外祖父却计算着俄罗斯，将其积累、收敛到也许是可怕的拳头里;但是没有这个拳头，俄罗斯就会像发面桶里的发面一样散溢、流散。外祖母是古老的、面向东方的俄罗斯;外祖父是新的、面向西方的俄罗斯。外祖母的‘神圣罗斯’的真理容易理解，它闪耀着光芒，光芒四射;而外祖父的‘并非神圣罗斯’的真理不易理解，因为它透过野兽的形象发出微光。”巴辛斯基进而指出:“外祖母给他哺育爱的种子，教他以宽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外祖父则教他学宗教常识，狠狠地鞭打他，让他养成忍受疼痛的习惯，教他不要羞于把痛苦带给别人。如果说外祖母是诗，那么外祖父则是科学。”

除了上述内容外，自传体三部曲的深刻思想内容还表现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