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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屠格涅夫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第2页）

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晚年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作家从法国把散文诗这种体裁引进俄国文学中，积几十年人生经验之大全，积几十年创作之功力，首次在俄国文学中创作了83首炉火纯青的散文诗，厚积薄发，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哲理深邃，内容丰富，对人生的诸多方面（祖国和人民、自然与人、自然与艺术、生与死、爱与恨、痛苦与孤独……）有很深的感悟和思考，而且写得言简意赅，既朴实生动又优美形象，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深沉，有许多名篇佳作，《乡村》《对话》《麻雀》《玫瑰》《门槛》《仇敌和朋友》《俄罗斯语言》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如《乡村》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乡村风景画:时间，凝聚在“六月的最后一天”，这是俄罗斯刚刚辞别春天的初夏时节，自然风光正是十分美丽的时候;空间，则从远到近，从漫漫一千俄里之内的俄罗斯大地，到一个美丽的小乡村。在如此清新动人、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的背景中，诗人扣住乡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乡村的人，着力描绘了一幅俄罗斯乡村的风情画。这优美清新的自然风景画和淳朴宁静的乡村风情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宁静的俄罗斯乡村风景风情画，不仅表现了诗人心中汹涌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而且也体现了诗人对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人民的细致入微的了解，更显示了诗人把深厚的爱国之情形诸文字的出色的艺术才华。[2]

当然，由于晚年多病且孤零零地住在法国，作家思想比较消沉，对死亡思考较多，对人生的消极面注意较多，写梦幻较多，显得比较沉重，尤其是通过大量大自然永恒、冷漠、无情与人的短暂、追求、热情的对比，相当凝重、深刻地写出了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类作品为数甚多，相当有名的有:《对话》《老太婆》《世界的末日》《昆虫》《大自然》。《对话》通过两座山峰——少女峰和黑鹰峰的对话，简洁、含蓄地表达了作家颇具超前意识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首先，极力渲染大自然的宁静、纯净和庞大、冷漠，并通过时间的无始无终，表现了大自然的永恒。其次，通过两座山峰的对话，写出了人的渺小、短暂，及其对大自然的破坏。作家以此明确向世界宣布:自然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而人不过是匆匆过客!这是一种相当鲜明的反人类中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较强的超前意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突出的现代意识。[3]

&as，Vis，Libertas中，作家相当集中、简练而形象地写出了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一个高条条、瘦棱棱的老太婆，面色僵硬如泥塑木雕，目光迟钝呆滞，正大步如飞地往前走，并且，伸出一只像棍子一样干剥剥的手，推着自己前面的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材魁梧，腰圆体胖，孔武有力，肌肉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发达，细尖尖的脑袋，长在公牛一般圆粗粗的脖子上——而且双目失明——她也推着一个瘦精精的女孩子。只有这个小姑娘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她顽强抵抗，一再转过身来，高举起一双纤细美丽的小手;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露出怒火中烧、无所畏惧的神色……她不愿俯仰由人，不想去她们推她去的地方……然而，她仍然得身不由己地听命于人，并且一步步走向前。as，Vis，Libertas。谁愿意翻译——就让他把这三个词翻译出来吧。（曾思艺译）

小姑娘就是人类的象征，尽管她生气勃勃、顽强抵抗，但仍然不得不受着神秘的命运力量的摆布，身不由己地被推着走向自己不愿去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从法国引进的散文诗这种新体裁对后来的俄国作家有很大的影响，柯罗连科、高尔基（1868—1936）、布宁（1870—1953）、普里什文（1873—1954）、索洛乌欣（1924—1997）这些大家都创作过出色的散文诗。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有所不同。他在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序言中宣称，这六部小说，使尽了最大的力量和本领，把莎士比亚称为“形象本身和时代印记”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人物迅速变化着的面貌认真地和公正地描绘出来，并将其体现在适当的形象之中”。的确，这六部小说都敏捷捕捉生活的细微变化，迅速反映当代社会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并且在这方面享有盛名，同时它们更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体现了作家“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一贯主题。

《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塑造了带有时代新特点的“多余人”形象，也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聪明、热情而又善辩的人，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敏捷的才思、出众的口才，富于追求理想的热情和醉心于公益事业的探索精神。他在三等文官夫人拉松斯卡娅家以雄辩的口才，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唤醒其崇高的感情，引起他们对行动和斗争的渴望。他在拉松斯卡娅十七岁的女儿娜塔莎身上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也点燃了沉睡在她心中的爱情之火。娜塔莎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心抛弃家庭跟他出走，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罗亭竟拒绝了她，并让她“服从命运”，回到母亲的身边去，娜塔莎深感失望。罗亭具有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沉溺于抽象思辨和空洞幻想的致命弱点，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因而一事无成，既不能改变周围现实，也不能获取个人幸福，只能一生孤独漂泊，成为又一个“聪明而不中用的人”或“多余人”。

《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敏锐地捕捉并成功地塑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形象——长于宣传而短于行动的“多余人”，并且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而且成为每一时代都可能有的一种典型:沉迷于理论、思想，总是充满热情与幻想，总是不断寻求新的东西，因而往往失去真正的行动能力，也难以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作品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时代需要热情的宣传家，但语言和行动应该统一起来，否则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悲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罗亭是一个精神上的“浮士德”，正因为过度的精神追求和理论色彩，使他在现实世界中反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同时也使他总是无法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待在某一个地方，也无法接受任何女孩子的爱情，因为一旦接受了这种爱情，就有了束缚，有了家庭，就无法再无休无止地进行精神和幻想追求了。因此，作家后来增加的尾声，尤其是写罗亭战死在1848年巴黎革命的街头，削弱了这一形象的普遍意义。当然，这既与社会的影响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那人的命运无定、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一哲学观念的体现。

《贵族之家》写贵族拉夫列茨基原来有个妻子侨居国外多年，讹传已去世;后来他爱上了远房外甥女丽莎·卡里金娜，一个严肃而善良的姑娘。然而，不久后他妻子突然归来，他和丽莎接受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决然分手。丽莎凄然遁入修道院。这部小说是屠格涅夫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以致作家自己不无自得地说:“自从这部小说问世之时起，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引起公众重视的作家。”小说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继续塑造了拉夫列茨基这个缺少积极行动的“多余人”形象，思考了俄国贵族之家如何在时代发展中生存的问题;另一方面比较超前地提出了当时俄国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婚姻问题:旧的婚姻观念乃至宗教观念（受东正教婚姻是上帝的旨意、婚姻关系不可解除观念的影响，当时俄国社会反对离婚，甚至，根据米罗诺夫的观点，“在19世纪下半叶，农民认为离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扼杀正常的人情人性，导致人生的悲剧。同时，瓦尔瓦拉的突然逝世和突然归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作家那在命运无常、一切无定的生存中，人只能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的哲理观念。

《前夜》写俄国贵族小姐叶琳娜爱上了在莫斯科留学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洛夫，她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挠，毅然随同他回保加利亚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途中英沙洛夫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叶琳娜矢志不移，带着爱人的遗体坚持到保加利亚起义军中服务，以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小说塑造了优秀的平民青年——性格坚强、目标坚定、富有行动力量和牺牲精神的保加利亚留学生英沙洛夫形象和追随丈夫走向革命的坚强、热情、精神高尚、一往情深的贵族女子叶琳娜形象，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新人”形象和新型俄罗斯妇女的形象，把民族解放这一社会紧迫问题引进了小说之中。小说问世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同年在《现代人》发表评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很有眼光地指出:“屠格涅夫君在他的小说中，只要已经接触到了什么问题，只要他描绘了社会关系的什么新的方面，——这就证明，这个问题已经在有教养人们的意识中真正出现，或者快要出现了，这个生活的新的一面已经开始露脸，很快就会深刻而鲜明地呈现在大家眼前了。”但他接着对作品的内涵进行了过于政治化的解读，引起作家的愤怒，导致他们的断交。作品中叶琳娜对英沙洛夫的爱情，表现了爱情的突然性，而英沙洛夫的英年早逝，也体现了作家生命无定的悲剧性哲学观念。

《父与子》叙述的是年轻的贵族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田庄，同时带来了同学、平民出身的巴扎罗夫。巴扎罗夫的到来搅乱了一向平静的基尔沙诺夫庄园。他冷漠的性格、粗鲁的举动和蔑视一切的思想几乎使庄园的每一个老贵族都无法忍受。阿尔卡狄的大伯巴威尔挑起了与巴扎罗夫的决斗，结果自己却受了伤。后来在一次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并强烈地爱上了富有的贵族遗孀阿金左娃，但遭到对方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在解剖死于伤寒病的尸体时割破手指，感染而死。小说描写了子辈平民知识分子、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对父辈巴维尔兄弟等贵族的胜利，他对女地主阿金左娃的爱情，以及他后来染上破伤风意外的死亡，情节结构虽然简明清晰，但作品主旨却颇为模糊或者说复杂。

一方面，作家明确表示，小说的主题是“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的胜利”，并且在后来出版的小说单行本上增加了卷首题词:“纪念维萨利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特别表明其主旨是颂扬别林斯基所期望的一代新人;另一方面，他又把巴扎罗夫塑造成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甚至艺术，并且写他出尔反尔，一面把爱情贬得一文不值，一面又情不自禁地爱上并追求阿金佐娃，最后让他莫名其妙地在解剖尸体时割破手指染上破伤风而英年早逝。因此，出版后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激进派评论家认为，作品恶毒攻击了子辈且毫无道理地赞扬了父辈，是对民主主义阵营的背叛。保守派评论家则认为，作者讥笑了在俄国进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的父辈，而又盲目赞扬了默默无闻、毫无建树的子辈。实际上，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社会思想与哲学观念之矛盾的深层体现。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确力图准确有力地再现真实和社会生活，因此他相当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先兆，用剪影的方式创作出来，让巴扎罗夫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皮萨列夫这类人物的特点;另一方面，他的爱情神秘、命运无常、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的哲理观念，又使他让巴扎罗夫突然爱上阿金左娃并且意外地英年早逝。

《烟》（1867）在俄国文学中较早地描写了俄国侨民的生活，为俄国文学引进了新题材。作品否定性地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出国游山玩水的俄国官僚、将军;一类是流亡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全都一天到晚沉溺于空谈之中，无所事事，把时光和生命消磨在无聊的琐事中。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是李维特诺夫与伊琳娜的两次恋爱悲剧——青年时代因伊琳娜贪图富贵而失败;在巴登见面后旧情复燃，但到关键时候虽然李维特诺夫毅然放弃与未婚妻塔妮娅的婚约，伊琳娜却再次难舍富贵而逃出了爱情。李维特诺夫遭此打击，再加上目睹俄国社会和俄国在国外的形形色色各类人等的丑态，深感一切如烟，昏朦朦来又轻飘飘去，才聚即散，毫无意义。对人生的感觉如此深切、真诚，写得又如此厚重朴实，真是一部富于悲剧色彩和人生哲理反思的好作品。这应该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其成就应该在《罗亭》《父与子》之上，其深度还超过《贵族之家》。小说特别生动、深刻地写出了爱情的神秘性和不可抗拒性，也写出了人生如烟如梦的悲剧性存在感。可惜的是，囿于传统，小说本应在李维特诺夫在火车上深感人生如烟的时候结束，但作家却写了他三年后怎样从颓丧中振作起来，并且再去找塔妮娅，而她也再次敞开怀抱迎接他，从而落入俗套，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震撼力。

《处女地》（1877）较早描写俄国“革命者”形象。小说主要写贵族私生子、大学生涅日达诺夫由于青春和理想，向往革命并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和同样向往革命的贵族之女玛丽安娜相爱，在私奔之中试图参与革命工作并尽可能平民化，然而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平民化，而且连革命的短期目标都无法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不理解也并不需要他们，涅日达诺夫在绝望中自杀。小说还塑造了索洛明这样稳重、冷静的革命者，和马凯洛夫这样莽撞而忠贞的革命者。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一些接近革命试图革命的自发革命人士，对职业革命者作家根本就没打算去写，因此不存在否定者们所说的不了解革命者和歪曲革命者的问题。我们认为，作家相当超前而真实地写出了知识分子渴望革命然而又无法融入革命的困境，20世纪阿·托尔斯泰（1883—1945）在其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1919—1941）中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描写知识分子如何经过迷惑乃至错误，经过锻炼和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三是心理性与简洁性并存。屠格涅夫是心理描写大师，他的小说和戏剧有着独特的心理描写。他不像司汤达那样通过心理分析、内心独白揭示人物心理，也不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心灵的辩证法”展示心理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善恶交战描写双重人格，并通过梦幻、梦境、梦呓等潜意识解释人的深层心理，而是善于通过心理活动在一定阶段外化出来的行为或行动，即心理活动的结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且往往与自然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情景交融，诗意盎然。19世纪俄国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屠格涅夫是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在果戈理转向外部转向平庸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既适当关注外部，又转向心理，并且使此后的俄国文学更多地转向心理刻画。简洁性具体表现为情节结构紧凑、凝练，即使长篇小说在结构和规模上也颇接近中篇小说;性格刻画简洁、经济，往往在动态中描写人物，人物心理也往往通过动作表现出来;语言也极为简洁、准确、生动，贝灵认为:“他继续进行普希金的工作，普希金曾致力于俄国的诗歌，他却致力于俄国的散文;在散文的风格上，他创造了不朽的样本。他的文章和普希金一般清澈无瑕，一样的丝毫不苟。”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的简洁性主要源于普希金，从童年起，他就最喜欢普希金的作品，而且，“对普希金的热爱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纳乌莫娃语）。

[英]贝灵:《俄罗斯文学》，梁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任钧译，台北，正中书局，1947。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法]莫洛亚:《屠格涅夫传》，谭立德、郑其行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俄]纳乌莫娃:《屠格涅夫传》，刘石丘、史宪忠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美]史朗宁:《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一九一七年以前）》，张伯权译，台北，台湾枫城出版社，1977。

[法]特罗亚:《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张文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俄]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陆蠡、丽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俄]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丽尼、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多种版次）。

《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张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屠格涅夫散文精选》，曾思艺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沈念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1]参见曾思艺:《略有瑕疵的诗意散文——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赏析》，载《名作欣赏》，2010（8）。

[2]详见曾思艺:《和谐宁静的俄罗斯乡村风景风情画——屠格涅夫散文诗〈乡村〉赏析》，载《名作欣赏》，2008（6）。

[3]详见曾思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前否定——读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载《名作欣赏》，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