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屠格涅夫: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简洁、朴素、细腻、清新、抒情味浓的艺术风格,对俄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地位崇高,而且在西方享有盛誉,贝灵指出:“假如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的莫扎特,屠格涅夫便要算是舒曼;虽则他不是最伟大的一个,但他不失为一个具有充分的抒情的灵感与情绪的诗人;他是伟大不朽的艺术家,俄罗斯文学史上散文的维吉尔。”莫泊桑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里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勃兰兑斯认为他是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丹纳宣称:“艺术家屠格涅夫是古希腊之后最完美的作者之一”,亨利·詹姆斯更称赞他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时至今日,他依旧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国19世纪文学的三巨头。
一、深知悲剧况味的西欧派作家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1818年10月28日出生于俄国奥廖尔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是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军官,婚前很穷,但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敏感多情;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娃比丈夫年长六岁,她不漂亮,性格专横,说一不二,然而她拥有几处地产,还有良田千顷,农奴数千。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不幸,用屠格涅夫自己的话说:“我父亲,一个还很年轻英俊的男子,出于私利而娶了我母亲。”在这个家庭里,母亲不仅是一家之主,而且亲自担负起管理庄园的全部工作,父亲反倒不怎么过问家事。屠格涅夫从血缘上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性格,英俊潇洒,堪称美男子,且敏感而富于温情,并且从小就对母亲的粗暴和专横怀有敌意。他的家庭虽然不幸,但他在自己的庄园斯巴斯科耶度过的童年生活是美好的,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美景,是他后半生一种深挚而怅惋的美的象征。这种童年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巨大影响。他生活在斯巴斯科耶庄园,但母亲对农奴和家仆的残酷刑罚,使他从小就发过“汉尼拔誓言”,决心与农奴制斗争到底,绝不妥协。
1827年,为了孩子们更好地受教育,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屠格涅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莫斯科大学是当时俄国教育的中心和自由理想的温床,俄国许多卓越的人物,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冈察洛夫都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1834年,由于再一次全家迁居,屠格涅夫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班,果戈理曾当过他的教师。1837年从彼得堡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对哲学兴趣浓厚,1838年来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直到1841年学完回国。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主张俄国全力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这段经历,一方面强化了屠格涅夫原来贵族教育中的西欧成分,使他后来形成了“西欧派”思想,成为“西欧派”作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另一方面也使他具有独特的哲学眼光,并且在此后的创作中深刻形象地体现出来。1838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首抒情诗《傍晚》,这是他的处女作。
有突出成就的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期。对于屠格涅夫来说,1843年就是如此。这一年,有两个人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或者说生活历程。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长诗《巴拉莎》,然而,据特罗亚考证,大多数文章“对屠格涅夫的评价很勉强,甚至有些轻视”,以致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的屠格涅夫一度打算放弃文学创作,而努力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师。恰在此时,当时大名鼎鼎而又令人生畏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刊物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从思想、风格甚至立意、取材等方面热情洋溢地高度评价了这首长诗,并认为其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从俄罗斯生活的细微处提取深邃的思想,优雅而细腻的讽刺隐含着强烈的同情心”。从此两人交往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屠格涅夫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并终生把别林斯基视为自己的良师。这一年的11月1日,屠格涅夫认识了到彼得堡来巡回演出的法国女歌唱家波丽娜·维亚尔多,并且对她一见钟情,但她已有丈夫和孩子,而且夫妇感情甚笃,家庭生活幸福,不可能和屠格涅夫结合。而屠格涅夫多情而深情,且深情得痴情,为她长期侨居国外直至病死,为的是守在她的身边,每天见到她,哪怕他在“别人的安乐窝旁”凄凉寂寞甚至痛苦,他也不改初衷,只因为“她是我唯一爱过的,而且将永远热爱的女人”(特罗亚语)。这份情感经历,使屠格涅夫几乎终生深知悲剧况味,在生活中终身不娶,晚年寂寞凄凉,在创作中则既决定了其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理想、纯洁、迷人,又使得几乎所有作品中的爱情都以悲剧收场。
从1847年开始,屠格涅夫经常住在国外。1850年11月,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巨额遗产,立刻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用一切办法来促进全面解放的成功”。1852年果戈理逝世后,他因发表悼念文章触犯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禁令而被捕,关押一个月后被判处遣送原籍流放一年半。在流放期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从19世纪60年代起尤其是从70年代到逝世,屠格涅夫追随维亚尔多夫人一家长住巴黎,并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莫泊桑等成为好友,同时主动充当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沟通交流的桥梁,把许多优秀的法国文学介绍给俄国,又把俄国最优秀的作品介绍到法国,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后,他当即向福楼拜等人大加介绍,从而为法俄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878年在巴黎国际文学大会上,他被选为大会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1883年8月22日,屠格涅夫因病在法国去世。9月,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按照他的遗嘱,安葬在伏尔科沃墓地他的导师和朋友别林斯基的墓旁。
早在国内读大学期间,屠格涅夫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最初,创作的是一些抒情诗,后来慢慢转向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散文、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主要作品有:42首抒情诗、4首叙事长诗、83首散文诗;戏剧10部;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回忆录《文学和生活回忆录》12篇(1883)、《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等,以及27部中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其创作按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34—1846):学习、探索时期,作品带有明显模仿痕迹,在诗歌、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翻译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尝试,主要模仿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接受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思潮的影响,作品内容涉及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迷人而伤感的爱情,外省贵族的腐朽生活,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象,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矛盾等,基本上涵盖了日后所有作品的主题。
此时的抒情诗主要是自然诗和爱情诗,大多模仿痕迹较重,缺乏自己独特的个性。不过,也有部分诗歌远离浪漫的幻想、夸张,而转向对大自然和人的仔细观察和准确描写,走向了现实主义,体现了其创作的主要特点:观察细致,富于诗意,简洁洗练,如《秋》《秋日黄昏》《春日黄昏》《变奏曲》之三《途中》《小花》等。而组诗《乡村》9首更是与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有着共通之处——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精确描绘,其中的《夏日打猎》《雷雨》《秋》《打猎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后来问世的《猎人笔记》某些篇章的草图。
《巴拉莎》(一译《帕拉莎》,1843)、《交谈》(1845)、《地主》(1846)、《安德烈》(1846)4首叙事长诗初步展示了屠格涅夫作为作家的才华。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从抒情诗的主观抒情转向叙说故事、塑造人物、描绘现实,并且开始表现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巴拉莎》是此时期的代表作,描写了地主女儿巴拉莎与青年地主维克多结识、恋爱和结婚的过程,表现了俄国乡村的生活与风俗,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诗成功地塑造了热情、纯洁、既温顺又刚强的少女巴拉莎的动人形象,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中的第一位,以后的一系列形象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深化。《交谈》通过老人与青年的对话,表现了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代沟”,也敏锐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特点,是长篇小说《父与子》的雏形。《地主》接受了果戈理的影响,以讽刺性的笔调描写俄国当代地主及其庸俗的乡村生活,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屠格涅夫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这部作品奠定了作家此后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温和的讽刺(从描绘的场景中自然地流露出讽刺)。别林斯基称赞屠格涅夫的天才在这个作品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中期(1847—1862):创作成熟和繁荣期,从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模仿到独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走向繁荣,创作体裁有中短篇小说、特写故事和戏剧,主要作品有: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中篇小说《木木》(1852)、《阿霞》(1858)、《浮士德》(1859)、《初恋》(1860)等,具有思想深刻、画面广阔、笔法精致等特点。
《猎人笔记》包括25篇作品,从1847年开始陆续发表,1852年出版单行本。它以猎人“我”的见闻、经历为线索,将25篇作品串联为一个主题一致、色调和谐的完美艺术整体。这部作品在当时有很大的创新。几乎与此同时,谢·季·阿克萨科夫创作了《钓鱼笔记》等渔猎笔记三部曲,专门描写钓鱼和打猎等比较专业的知识,也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致。屠格涅夫则除打猎之外,还深入地写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描写黑暗、残暴的俄罗斯农村现实,揭露、讽刺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如《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奥夫谢尼科夫的专横残暴、《两地主》中斯捷古诺夫的贪婪残忍、《总管》中宾诺奇金外表文质彬彬实际上凶残冷酷……
二是写出了作为当时被人无视的下等人——农民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他们美好的心灵、纯洁的精神、善良的灵魂,以及他们出众的才干、卓越的才华,为他们唱赞歌和挽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表现了深刻而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霍尔与卡里内奇》《美丽的美恰河畔的卡西扬》《歌手》《别任草地》。
三是准确细腻、更富诗意、**满怀地描绘了俄国中部的大自然。那千姿百态的森林、辽阔富饶的草原、繁星闪烁的静夜、露珠晶莹的清晨、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以及悠闲自在的蓝天白云……大自然的一切,在作家笔下都得到了生动优美的描绘,从而成为描绘大自然的圣手。如《树林和草原》通过美妙的写景(在一年四季中,作家精心挑选了最富于诗意的时段,用细腻、优美的笔调进行描写:春天,是黎明前后;夏天,是早晨和黄昏;秋天和冬天,则是白天)、饱含感情的优美生动的语言、跳跃的结构(一方面按照标题的树林和草原两部分顺序展开描写,另一方面又以春夏秋冬四季作为内在结构,从而形成一个“春—夏—秋—冬—春”的回环式跳跃结构),使整篇文章既严谨又灵活,既写景又抒情,成为一篇诗意浓厚的美文,[1]充分体现了作家作为风景画大师的艺术魅力。
以上几方面的结合,使作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使作家展示了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风采。在这25篇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是《霍尔与卡利内奇》《别任草地》《孤狼》《死》《幽会》《歌手》《西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树林和草原》等。
《木木》中的女地主是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写成的。格拉西姆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农奴,他爱上了女奴达吉亚娜,可女地主却专横、乖张,凭一时的怪念头就把达吉亚娜送给酒鬼卡皮通为妻,断送了达吉亚娜和格拉西姆的幸福;可怜的格拉西姆把全部爱心倾注在小狗木木身上,不料有次小狗吠叫惊动了午睡的女地主,于是她执意命令杀死小狗木木,从而剥夺了格拉西姆最后一点安慰。作家细腻、传神地写出格拉西姆丰富的内心世界,赞颂了他美好的感情与品质,控诉了农奴制的惨无人道和女地主的专横霸道。
四部长篇小说关心社会重大问题,集中深入地描写了知识分子,揭示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精神状态、性格矛盾和悲剧命运(详后)。
此时期的戏剧则主要有《哪里薄,哪里破》(1848)、《食客》(1848)、《单身汉》(1849)、《首席贵族的早餐》(1849)、《村居一月》(1850)、《外省女人》(1850)、《大路上的闲话》(1850)、《索伦托的傍晚》(1852)。这些作品承续了果戈理《钦差大臣》《婚事》的传统,主要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和平凡的爱情,揭露和讽刺贵族地主的愚蠢、空虚、猥琐、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如《缺钱苦》《食客》《首席贵族的早餐》;也对小人物的不幸表示了同情,并写出了他们的美好心灵,如《单身汉》。这些作品中,最为出色的是表现爱情的《哪里薄,哪里破》和《村居一月》。前者写戈尔斯基把爱着自己的少女维拉介绍给朋友斯塔尼增,而当他们就要成功时,他又后悔起来,试图破坏他们的感情,但维拉已经看穿他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优柔寡断者,毅然接受了斯塔尼增。后者写贵族夫人娜塔莉娅爱上了青年大学生别利亚耶夫,因而十分嫉妒深爱大学生的养女韦拉,两人展开一场心理较量,最后母亲获胜,但村居一月的大学生也离开了庄园。戏剧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展开人物的心理较量,开创了俄罗斯戏剧史上的抒情心理剧,为契诃夫戏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晚期(1862—1883),悲观、沉郁时期。屠格涅夫进入暮年,身体有病,爱情无望,心情抑郁,思想日趋保守和悲观,在创作内容上强化了命运的主题和愤世嫉俗的嘲讽,在艺术上则走向了结构松散和风格沉郁,唯美倾向、幻想色彩、哲理意味加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短篇小说《幻影》(1864)、《够了》(1865)、《死》(1883)、《草原上的李尔王》(1869)、《春潮》(1872)、《蒲宁与巴布林》(1874)、《爱的凯歌》(1881);散文诗83首(1878—1883)。
二、人: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从小对俄罗斯大自然诗意而神秘的感受、父母婚姻的不幸、母亲对农奴们的残酷、自己对维亚尔多夫人没有结果的痴情、19世纪中后期欧洲动**的社会局势、德国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影响等,一方面,形成了屠格涅夫敏感、细腻的性格,对人的同情与关爱;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观念:人总是处于大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下,大自然是人的上帝,人的命运的主宰,人只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屠格涅夫以独特的个性气质把上述思想观念与西欧文学、果戈理、普希金的影响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方面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以擅长塑造女性形象而著称于世(贝灵宣称:“他书中的女人的性格写得如水晶般的透明,既单纯可爱,又亲切感人。”米川正夫指出:“屠格涅夫所描写的女性,其纯真无垢的灵魂,敏感的心灵,美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不为障碍所阻挠的毅然的意志力量,都胜于男性……屠格涅夫的女性描写,实在可以说是作者的优美而纯洁的充满了调和的诗的世界观之形象化。”米尔斯基认为,他的女主人公举世闻名,为俄国女性的良好名声贡献甚多。这些人物全都可以溯源至普希金的塔吉亚娜,但这丝毫无损于屠格涅夫之建树,诸如《僻静的角落》中的玛莎,《罗亭》中的娜塔莉娅、《阿霞》中的阿霞、《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等形象,不仅是俄国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是一切小说之最伟大荣光。道德力量和勇敢,是屠格涅夫笔下女主人公们的主要基调,即某种愿为**而牺牲时间一切的力量,如娜塔莉娅,或甘为责任而放弃一切幸福的力量,如丽莎。但是,这些女性让普通读者感动的与其说是她们高度的道德美,莫如说是由她们的创造者用精致完美的艺术在她们周身营造出的异乎寻常的诗意美)。另一方面探索人在冷漠的大自然和命运的支配下的悲剧性生存,具有颇为深广的哲学意蕴和浓厚的悲剧色彩。其小说主题鲜明,内蕴深邃,结构严谨,情节紧凑,语言简洁优美,人物形象生动,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善于刻画自然景物的瞬息万变,并赋以浓郁的诗意和深沉的哲理。此外,其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追随某种社会思潮,而致力于描绘和塑造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人情风俗、民族的伦理观念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俄罗斯民族风骨。这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屠格涅夫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迅速反映、独特的心理描写、浓厚的诗意、深刻的哲理和洗练简洁的艺术特色,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具体来看,其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有三个特点,也是他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一是客观性与抒情**织。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真实地描写社会和自然生活,以细致的观察、准确的细节,生动地把它们再现出来;抒情性主要表现为浓郁的诗意,具体表现为作家善于描写富于诗意的自然画面,构建富于诗意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因为其哲理观念,更是使得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一种忧郁乃至悲观的基调,从而构成其抒情性的底色。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因此称屠格涅夫是“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米尔斯基则认为,屠格涅夫身上永远流淌着诗意或浪漫的血液,这与其主要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氛围形成对峙。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始终是抒情的,他亦始终怀有一种隐秘的愿望,欲跨越现实主义教条为俄国小说家设置的樊篱。在屠格涅夫这里,抒情因素俯拾即是。即便他那些最为现实主义、最具公民色彩的长篇小说,其结构和氛围也主要是抒情性的。
二是时代性与哲理性融合。时代性指作家敏锐把握时代先兆(新动向、新人物),迅速反映社会重大问题;哲理性则指渗透绝大多数作品的爱情的神秘性、不可抗拒性,命运无常和人的悲剧性生存等哲理观念。对于其成因,米川正夫有颇为全面、透彻的论述:屠格涅夫是一个具有高深教养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对于支配着一般社会的时代潮流,不能够漠不关心,因此,他常常采取政治、社会的主题;但屠格涅夫的性格,却大部分还是属于诗人和艺术家,所以,表现在他作品当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缺乏那种好像在燃烧着似的热情,而带着冷静的客观的批评和解剖的性质,并且,因为整个作品的重心,都寄托在生活现象的艺术表现,以及各个人物的心理描写,那狭义的社会问题,也就作为悠久的人生现象之一,而融入于伟大的全体之中。
屠格涅夫的作品对人的存在有着独特的表现,具有颇为深刻的哲学内涵。简要说,这哲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人:宿命的悲剧性存在。其具体内容是:渗透绝大多数作品的爱情的神秘性、不可抗拒性,命运无常,人身不由己,人只有悲剧性的结局等哲理观念。在屠格涅夫看来,人总是处于大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下,大自然是人的上帝,人的命运的主宰,人只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1849年7月他在致维亚尔多夫人的一封信中指出:“谁说人命中注定应该是自由的呢?历史向我们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歌德当然不是出于想当个宫廷的阿谀者而写下自己著名的诗句:‘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他是作为一个准确的自然的观察者而导出了这一简单的事实和真理的。”莫洛亚指出,在屠格涅夫看来,大自然就是命运,而命运不仅是盲目的,而且不分善恶,任性乖戾,为所欲为:“他觉得,宇宙好像是受一些无穷而又无形的力量主宰的,这股势力对我们凡夫俗子所注重的善恶、正义、幸福根本不屑一顾。”即使为人们所赞美的爱情,也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自然本性和自然力,甚至是一种疾病,往往神秘莫测、出人意外地降临,具有不可抗拒的左右人的力量,而且“爱情中决没有平等。爱情中只有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偶然的机缘威力无穷”。人处在这种状况下,只能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在其著名文章《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中,屠格涅夫既鼓励人们为人类的幸福忘我斗争,又悲观地指出:“而结局——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只有命运能给我们指明,我们是同幻影作战,还是同真正的敌人作战,我们头上遮护着什么武装……而我们的事业就是武装起来,并且斗争到底。”但最终,“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逝,显赫的地位,无比的权力,无所不知的天才,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这样,在一系列小说和戏剧中,他描写了命运与爱情对人的捉弄,生动表现人是宿命的悲剧性的存在这一哲学主题。
一般认为,小说创作最能代表屠格涅夫的文学成就。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当鲜明地体现了屠格涅夫创作的特色:敏锐迅捷地反映时代问题,对人生的哲理思索。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思考永恒普遍的人性,通过人生的际遇尤其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爱情,探索人生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当然,其初期创作还主要模仿果戈理的创作,或揭露和讽刺生活的庸俗导致人的平庸,或表现对底层“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同情。但也开始带有作家自己的特点:人生的奇异与命运无常的哲理性主题,细腻独到的观察,简洁优美生动的文笔,如《三次相遇》写出人生的奇异以及生活本身的平庸,《两个朋友》最为丰厚也最成熟(尽管还有果戈理的影响痕迹):生活的平庸,爱情婚姻的复杂(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的般配,有时找到了最好的伴侣,却又不经意地失去),平凡的人的温情,命运的无常(结尾男主人公之一维亚佐夫宁在巴黎一场极其意外的决斗中死去)。中期,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描写神秘而悲剧性的爱情,体现人生无常、命运无定的哲理性主题,基调忧郁,背景模糊,是一种展示一段心灵与情感经历的诗化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霞》(1858)、《初恋》(1860)、《春潮》(1872)。
《阿霞》写“我”(Н先生)年轻时在德国莱茵河一座小城偶遇美丽、活泼、任性的少女阿霞,纯真的少女阿霞对“我”神秘地一见钟情,但由于是父亲和女仆的私生女,她一向颇感羞愧和自卑,不敢表白,只是自我折磨并折磨哥哥加京,甚至试图离开这个小城,但又无法抗拒爱情的魔力,给“我”写了字条,定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我”本来也很喜欢她,甚至爱上了她,但一想到将要跟这位17岁的少女结婚,承担家庭重任,又犹豫起来,结果在约会时冷酷地伤害了阿霞,后来深感后悔,准备热爱她和她结婚,但阿霞他们已经远走高飞,许多年后,“我甚至认为我没有和阿霞结合是命运的巧妙安排”。
《初恋》的主人公“我”是位16岁的少年,对邻居——季娜伊达公爵小姐一见钟情,陷入深深的热恋之中,得了相思病,然而季娜伊达一点也不爱“我”,总是像猫捉老鼠一样玩弄“我”,拿“我”寻开心,而越是这样,“我”对她迷恋越深,最后“我”发现这位小姐居然爱的是“我”的父亲,甚至情愿接受他的鞭打!爱情真奇妙,命运真是捉弄人!半年后,父亲由于一封信激动不已而中风去世,在中风的那天早上,给“我”写了封信,提醒“我”:“应当惧怕女人的爱情,惧怕这样的幸福,这样的有毒的东西……”
《春潮》更是充分写出了爱情的神秘性及其巨大的左右人的力量:主人公萨宁因等车偶遇已有未婚夫的意大利女孩杰玛,两人神秘地相爱了;但又因筹钱准备结婚去找同学波洛索夫的妻子——美丽妖艳而**不羁的玛丽娅,却被深深**,不能自已,抛弃了杰玛,酿成自己终生的悲剧。
总之,中期的屠格涅夫在《僻静的角落》《浮士德》《阿霞》《幻影》《够了》《春潮》等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了爱情这种自然力对人的主宰,甚至玩弄、奴役。晚年的《梦》《爱的凯歌》《死后》等小说,不仅把爱情视为一种悲剧性的宿命力量,而且更为它涂上一层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屠格涅夫晚年有一种宿命论、悲观论,对人生的神秘而悲剧的一面感受真切且深刻,在这方面他有独特的贡献,他的《幽灵》《狗》《草原上的李尔王》《笃……笃……笃》等作品很好地表现了这些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晚期的中短篇小说,除了表现爱情的神秘力量和人生的悲剧性外,还探索了大自然中的超自然现象,如《梦》(1877)写儿子对亲生父亲的超感觉,《阿立克赛神父的故事》(1877)写超自然的精灵对人的控制,《爱的凯歌》(1881)写东方神秘的巫术性质的超自然力。这些作品在世界文学中较早描写并探索了超自然现象或超自然力的问题,而这是至今人们探索得相当不够的一个问题,因此,应充分肯定屠格涅夫这些作品的超前性和创造性。
此外,《村居一月》《单身汉》《索伦托的傍晚》等戏剧也表现了爱情突然降临的神秘力量和不可抗拒性,体现了屠格涅夫的哲理观念,晚年的散文诗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