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四讲 莱蒙托夫 不安分的帆（第2页）

可见，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现代个性，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具有多面性的现代个性。

小说虽然仍有从外部叙述人物事迹的传统叙事体情节小说的特点，但它主要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了一个俄国青年军官的内心秘密，同时又采用了一系列新的高超的艺术手法，具有极其丰富的内蕴，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的思想内涵。《当代英雄》虽然是一部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是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国内学者有诸多论述。此前，认为小说通过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的无用武之地成为“多余人”，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现今，对于这部作品，更多从哲理层面进行解读，上述周启超的观点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此外，还有其他几种各具特点而又有一定深度的看法，下面挑选几个很有特点的，介绍给大家。

俞世芬认为，小说的哲理内涵在于，表现了毕巧林身上的自由与奴性、浪游与停滞的矛盾——他不断浪游不断寻求却又不断失败总是痛苦，最终停止下来，消极地等待，从而体现了一种依赖的奴性，而这是人们常有的普遍矛盾。

张建华认为，小说的哲理内涵，从作品的整体而言，除了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之外，其震撼人心的魅力还在于对毕巧林这个人物的灵魂异变历程的揭示，即对主人公的机智、犀利与狡黠、刁钻，自觉与不自觉的害人与害己行为心灵成因的展现以及哲学思考。这种展现与思考不仅具有对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的启迪意义，更具有对人与人性的认识价值。人人心中有上帝，人人心中有魔鬼。即使在毕巧林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的人物身上，也从来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始终呈现着善良与邪恶、宽容与狭隘、宁静平和与**不安的搏斗与变化。他有着孩童般的笑容，他曾全身心地爱过贝拉。在她遭到抢掠被杀之后，他沉痛良久，大病一场，身心憔悴。但他亦曾醉心于情欲的**，在情感的熔炉中变得像铁一般的冰凉与冷酷。他是一个“会将自己的生命连同声名一连20次地抛掷，但绝不会出卖我的自由”的高尚者。他的心灵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肩负着崇高的使命，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始终扮演着命运之神手中伤人的斧子角色。有人说他是一个好男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恶棍。在具有浪漫主义渊源的毕巧林形象中，始终存在着处于和谐的对立统一体的两个自我:一个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作恶”的自我，另一个对生活中“作恶”的自我进行反省审视的“除恶”的自我。两个自我都是真实的，显形的可感可触，隐形的亦不因其潜在性而失去行动和思想的意义。相反，它作为一种“伴侣”而不断左右，甚至主宰着主人公的思维逻辑与行动走向，作为道德伦理的实际判断准则。对主人公灵魂两重性的揭示，使这部作品比一般的写“多余人”的小说更为纯粹、深刻，也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与行为有时甚至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鉴赏的费力与困惑。但这种费力与困惑由于主人公强有力的充满反省、思索的理性力量而得到释解。这种人与人性的两个自我的描述，无疑真实、富有哲学意味地体现了人的灵魂世界的客观存在。毕巧林人性的两重性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他人格力量的被扭曲，但这不但不是他人性恶的强大，却是人性的真诚。那个隐形自我的寸步不离，是他人性善的体现，是一种潜在的抑制恶的理性的意识活动。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毕巧林虽然被环境所扭曲，却始终未被环境所同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体现为高度自省精神的人性的真诚。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玩弄女性的浪**公子:他为了公爵小姐梅丽的幸福，以巨大的意志力量拒绝了她爱的奉献;为了能向“世上最最珍贵的，比生命，比荣誉还要珍贵的”维拉赎却情感之罪，他飞马急驰数十里，最后竟将马活活累死，而自己在草原上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他反省自己对贝拉的变心是一种昔日“忧郁苦闷症”的驱使。他也绝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在与格鲁什尼茨基决斗的过程中，他背对深渊站在了山突起的一角，而将有利的位置让给了对手，试图燃烧起他心头宽宏的火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性格是教育的使然，还是上帝的造就，他究竟“是个傻瓜还是个恶棍”。

作家在鞭挞主人公人性“恶习”的同时，不断地揭示着主人公内心深处追求人生价值的真诚与痛苦。这种人性的两重性还使我们认识到毕巧林的悲哀里的一种壮美。毕巧林看透了社会与世俗，也看穿了自己，他是一个孤独悲凉的先觉者，是英雄。他每每想通过对外部的征服来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然而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想对世界进行报复，然而受到报复的却最终是他自己。他的每次害人，都终以他的灵魂的被伤害而告终。真诚、壮美与悲凉正是英雄美的本质特征。毕巧林未能超越对社会的拒斥，未能超越“多余”，他缺乏一种幡然觉醒的彻悟和积极进取的行动，而这正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人格缺陷之所在。

掩卷而思，《当代英雄》对具有深刻思辨，而又处在独特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是一种无情的解剖，与此同时，对局外人的读者，又何尝不是一大人生的警策。因此，人生哲理蕴含的融入，是小说获得丰富色彩与幽深内含的重要原因。对读者来说，毕巧林这个形象与其说是时代优秀贵族青年的代表，莫如说是作家笔下的杰出的虚构形象更确切，因为主人公本身就包容了作者对人生的众多领悟。莱蒙托夫有意识地围绕着毕巧林人生历程的描述，写出了他对爱与恨、理与情、善与恶、生与死、幸福与苦难等哲学问题的思索，从而使作品具有丰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对人生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彻底的反思与怀疑，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

淡修安认为小说预先表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内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此在入世”理论来看（“此在”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定义为能够追问并领会存在意义的特殊存在者，即人本身，也就是作为“我”的这个人本身），毕巧林这个“此在”也是被现实日常生活“抛入”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生存活动”之中:他追逐异性，希望爱情能填补他空虚的心灵，但爱情除了能以短暂的欣慰麻痹他的心智外，留下的是更为深沉长久的失落和痛苦;他“行为怪异”且几近孤傲，不仅对待朋友态度“冷漠”，而且强烈地“憎恨”着他的敌人。然而，因疏远朋友和消灭敌人所确立的“独立”却并没有使他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作为一位不断追寻存在意义的存在者，毕巧林式的“此在”领会的存在意义在于要“到生气勃勃的事业中去”，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也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这也就是说毕巧林想在日常生存状态中对自己有所作为，他才可能领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行为选择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所做出的一种规定相符合，“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然而，“此在”既不是一个可以自明的存在者，也不是一个不“在世之中”的存在者，因此，“此在”无论通过何种“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和“生存于世”，他都不可能不受所在“世界”的影响，他也就必然会沉沦于世，甚至可能“丧失自我”，从而演变或异化为“常人”。“智慧超群、意志坚强”的毕巧林正是在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机制下沦为“常人”的:他受当时昏暗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困扰，他处于这样的“日常平均生活状态”之中，他憎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但是他却无力摆脱，反而要受其支配，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聪颖的智慧被扭曲和抹杀，他“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因此有了绝望的心情，甚至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残废了”，“一半的灵魂不再存在，它枯萎，涸竭，死掉”了。于是，他就开始“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至此，毕巧林就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常人”，但这个“常人”却是“时代的英雄”，只不过这个“英雄”是由“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等。

显然，由于毕巧林的“此在”对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及领会与现实“日常生活”的“生存”状况有着巨大的差距，“此在”绝望了，从而任由“常人”在世间存在和作为，但是这个“此在”本质上是憎恨那个“常人”的，并且在内心不断地反省自己和批评这个“常人”:“他沉痛地谴责自己的迷误……他窥探着自己心灵的每一个活动，考察着自己的每一个思想……不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的缺点，并且还要虚构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缺点。”“常人”的一切与“他人”发生的关系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最终使毕巧林的“此在”产生了更为彻底的绝望，在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情况下，这一“此在”勇敢地选择了经验和体悟死亡，希望能通过“死”这种“此在最大的可能性存在和终结存在”来最终实现并结束他对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从而表现小说追问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目的及过程，反映了作家莱蒙托夫对当时俄国青年一代“生存的目的及意义”“个体存在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思索和拷问。

斯洛尼姆则指出，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决心以临床检验的态度来处理浪漫的角色，把他们视为社会的一种典型、一种道德与心理的问题来分析。毕巧林是个狂傲的人，他拒绝接受既存的一切行为法典，坚称自己有权利随心所欲，而其表现出来的部分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叛逆者，从拉斯科尔尼科夫到伊万·卡拉玛佐夫的先驱。他进而谈到，一般而言，莱蒙托夫的作品一直是以道德问题为其中心。人为什么会被恶引诱?驱策着我们行动的那看不见的力量又是什么?何以有些人拒绝遵循万有既成的秩序，而想要超越人的限制?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停地困扰着莱蒙托夫，反复地在他的作品里出现。

第二，巧妙的文体嫁接。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把多种传统的小说文体嫁接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

其一，是把西欧传统的叙事体小说与感伤主义作家常用的日记体、自由体小说嫁接。传统的叙事体小说说故事，叙述人物的事迹，注重故事情节;日记体小说则抒写内心;自由体小说跳动组接（如斯特恩的《项狄传》）。但作家又独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主要人物毕巧林，把作品中前后两个部分中五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相互呼应地统领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其二，是把俄国多种流行的文体相互嫁接。对此，张建华有较为具体的论述，他指出，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集抒情诗、叙事长诗、戏剧与小说创作经验之大成者。这部他在高加索之行印象基础上写成的作品是一部由相对独立的5部中篇构成的长篇。事实上，作家在1838年开始创作时，并无将其写成一部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的构思，是后来才把它们合成一体的。这种合成的目的正如作者所述，是为了写出“一个人心灵的历史”。长篇小说中的每一部中篇都有着一种时代文学传统的依托。《贝拉》是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游记》体和文明之人与大自然之女浪漫故事的美妙结合，《梅丽公爵小姐》是“上流社会小说”的延续，《塔曼》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情节淡化了的抒情小说的变体，《宿命论者》是30年代幻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的再现。

其三，是社会小说、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嫁接。毕巧林形象，揭露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专制的高压与黑暗，使得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无所作为，成为所谓“多余人”，指出19世纪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黑暗是摧残时代“英雄”的根本原因，这是社会小说;而毕巧林的矛盾复杂心理的全面、细致的揭示，则是心理小说;上面我们介绍过的多种哲理层面的观点，则是哲理小说的内容。

第三，崭新的叙事方式。作为诗人和戏剧家，莱蒙托夫把诗歌的抒情手法引入叙事小说中，并和戏剧的内心独白手法结合起来（当然有可能借鉴了拜伦的抒情议论手法，法国心理小说如司汤达的内心独白手法等），采用多种叙事视角，变换叙事视点，并且使结构独特而巧妙。对此，朱淑兰有较详细的论析:

在叙事视角方面，采用了三个叙述者。这部小说由《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五章组成，分别由叙述者“我”（从第比利斯往北旅行沿途写旅行笔记）、主人公年轻的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三个叙述者的讲述组成。五章中《贝拉》的故事由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讲述，其中穿插着旅游者对讲故事的人的看法;《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故事由旅行者“我”讲述，既讲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也讲毕巧林;《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由毕巧林的日记组成。小说的篇章结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应该这样组合:《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作者特意运用倒叙手法，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摇曳生姿。而且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位叙述者，巧妙地利用多重视角转换，叙述者与主人公身份的层层位移，成功地将故事引向深入。所以说《当代英雄》独特的叙事方式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风格魅力。

现代叙事理论认为，叙述者即文本中的“陈述行为主体”“声音或讲话者”。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以及叙述者是否参与故事，可以将之划分为故事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当代英雄》中的叙述者“我”尽管参与了故事，但他对故事的介入十分有限，对事件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我”所涉及的只是叙述行为本身，所以“我”是一个故事外叙述者。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不仅参与了故事，而且影响了情节的发展，所以为故事内叙述者。热奈特将故事起始的层次称为超故事层或故事外层，超故事层或故事外层实际上是作品的“第一叙事”，而其他依次的层次为“第二叙事”“第三叙事”。《当代英雄》中“我”的叙述构成作品的第一叙述，故事的主人公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第二叙事和第三叙事。外叙述者“我”和内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第二叙事和第三叙事。这三个叙述者在文本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使整个作品起承转合间丝丝入扣，扣人心弦。从出场顺序上看，无名叙述者“我”为第一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为第二叙述者，毕巧林是第三叙述者。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讲述的故事嵌入叙述者“我”的叙述中，而毕巧林的自序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叙述之后，这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三个叙述者的讲述形成了一个故事中套故事又套故事的嵌入式结构。其中第一叙述者“我”提供了故事框架，真正的故事内容是由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毕巧林提供的。

除了毕巧林，小说中叙述者“我”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作用也很重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总序言中的“我”，还是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聊天的“我”，都没有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参与到故事情节中去，所以“我”起到的是一个见证人或者目击者的作用。“我”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引起读者对毕巧林的注意。作为故事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材料的收集者和整理人，“我”不仅代替毕巧林叙述了种种毕巧林无法言说的事实，揭示了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不久前，我得知毕巧林在从波斯归国途中去世了，”而且“我”用超然于人物和事件之外的全局的角度去进行叙述，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及毕巧林的有限视角互相补充，使波澜起伏的故事以多角度向读者散射，从而刻画出毕巧林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其次，“我”在文本中起到干预功能。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进行。“我”在总序言中对毕巧林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其中反映了隐含作者对毕巧林的同情。而毕巧林日记序言则体现了作者的哲理态度:“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枯燥乏味，缺少教益……”最后，“我”的功能是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及毕巧林相互交流，组成不同的时空，推动着故事层层展开。

总之，《当代英雄》中的三位叙述者为小说构架了三层叙述框架，采用了故事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的形式。这三位叙述者从三个角度刻画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突出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而随着叙述的深入，虚构的世界被真实化了，这就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效果，读者也逐渐融入故事中，与主人公心灵相通。在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中，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跨越了叙事框架，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当代英雄》独特的叙事技巧在当时独树一帜，其精湛的叙事技巧可与以康拉德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相媲美，而它的艺术魅力必将长久地为世人称道。

这种细致、出色的心理描写在爱情问题，特别是在毕巧林与四个女性次要人物的复杂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四个女人中，与毕巧林真正谈得上爱情的只是维拉和贝拉，他对梅丽和水妖只是玩弄而已，不只是情欲，还夹杂着一些别的动机（如对水妖出于好奇，对梅丽略施小计为的是便于与维拉接近）。同样是真爱，他对贝拉只是钟情一时，几个月后就厌倦了。对维拉虽是真心相爱，但又不愿牺牲自由而与她结合，实际上是并不真正珍惜和尊重维拉对他的爱。总体来看，他亲平民而远贵族，之所以亲近平民女子维拉和易于上平民女子水妖的当，而疏远公爵的女儿梅丽和难于理解的王爷的女儿贝拉，是与他总的叛逆上层社会的精神气质相符合的。毕巧林在与梅丽的谈话中揭示了自己矛盾复杂的情感与性格形成的原因:“没错，还从童年起，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大家在我脸上识读出一些恶劣品性的标记，那些恶劣品性并不存在;可是，一旦有人把它们设想出来——它们也就生成了。我本来很谦逊——人们却指责我滑头，于是我就变得城府很深。我深深地体验着善与恶;谁也不曾爱抚我，大家全都欺负我，于是我就变得容易记仇了;我小时郁郁寡欢——别的孩子性情快乐而夸夸其谈;我觉得自个儿比他们高明，——人们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便变成一个易于嫉妒的人。我本来是准备要热爱整个世界的，——可是谁也不理解我，于是我就学会了憎恨。我的没有光彩的青春岁月，就在与自个儿与社交圈的搏斗中逝去了。由于害怕嘲笑，我便把美好的情感都埋藏在内心深处，那些情感也就在心底枯死了。我诉说真情——人们不相信我，于是我就开始撒谎行骗;在好好地了解社交内情，下功夫熟悉上流社会的内幕之后，我便深谙人生的学问，于是，我看到别人不凭本事也能活得很幸福，不费心血也能享受到我正在孜孜以求的那些好处。于是，我胸中就萌生了一种绝望——不是人们常用手枪枪口去医治的那种绝望，而是一种冷冰冰、软绵绵的绝望，是以那种客客气气温厚和善的微笑掩饰着的绝望。”顾蕴璞先生称这种心灵两极矛盾冲突的心理描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心理描写。

这样，莱蒙托夫就以自己大胆的创新和多方面突出的艺术成就，为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开辟了新的领域，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淡修安:《“英雄”与“常人”——析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6）。

顾蕴璞:《莱蒙托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周启超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莱蒙托夫全集》，第一、二、三卷，顾蕴璞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任钧译，台北，正中书局，1947。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俞世芬:《生命悖论中的挣扎——毕巧林形象的现代性意味》，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3）。

张建华:《洞察社会、凝视灵魂、解读人生的艺术杰作——开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新的审美空间》，载《外国文学》，2003（2）。

朱淑兰:《从叙述者看〈当代英雄〉的叙事艺术》，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5）。

[1]以上两首诗的赏析参见曾思艺:《五洲撷英赏析》，342~34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此外，关于莱蒙托夫的象征诗，还可参见曾思艺:《试论莱蒙托夫抒情诗中的象征诗》，载《邵阳学院学报》，2014（5）。

[2]参见曾思艺:《莱蒙托夫叙事诗的艺术特色》，载《俄罗斯文艺》，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