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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艾特玛托夫 融民族特色与人类思维于一体的作家（第1页）

第十八讲艾特玛托夫:融民族特色与人类思维于一体的作家

艾特玛托夫曾经是苏联文学和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家，苏联解体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他的作品，以其浓厚的民族特色、广阔的人类视野、深刻的生态忧思、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从民族特色走向人类视野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1928年12月12日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天山之麓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一个农牧民家里，那里有高耸的群山，广阔的草原，是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流传着许多神话、寓言与传说。韩捷进指出:“正是巍峨的群山和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游牧民族特有的热情、豪放、坦诚和质朴，草原上变幻的云和自由的风为他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吉尔吉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民间神话传说，像血液一样不息地流淌在艾特玛托夫的艺术血脉中。”

艾特玛托夫自幼随父母到城里读书，学习俄语和各种文化知识。但喜爱孙儿的祖母时常把他接回山里住。祖母是一座神话和民歌的宝库，总有讲不完的神话和逸闻趣事，唱不完的民歌，艾特玛托夫后来宣称，正是祖母使他“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周围的世界，和一定的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9岁时，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致死，母亲被迫领着四个孩子回到山里，年幼的艾特玛托夫过早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艰难，并且不得不辍学。青少年时代卫国战争爆发，14岁的他先后当过村苏维埃秘书、税收经办人，经历了战争年代后方的艰难、悲惨和痛苦。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段时光促进了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人性特点的认知，奠定了他人生观的基础。战后，他继续上学，1946年读完八年级后，先后在江布尔畜牧兽医专科学校和吉尔吉斯农学院学习。1953年农学院毕业后到吉尔吉斯畜牧研究所实验场工作。大学毕业后，他成为畜牧技术员，并开始业余创作，1952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报童玖伊达》。

1956—1958年，他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进修班学习。毕业后，曾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编辑、《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从此成为专业作家。由于作品不断发表，且不断创新和深化，他的影响也从苏联逐渐走向全世界，他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先后担任过苏联作协书记、作协戏剧、电影和电视委员会主席。1974年被选为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院士。1988—1990年担任《外国文学》主编，1990年3月—10月任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1990年10月被派往卢森堡任大使，1993年底被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后改任吉尔吉斯共和国驻比利时大使。2008年6月10日于德国纽伦堡去世。

艾特玛托夫一生创作数量不是很多，只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但绝大多数作品质量颇高，影响很大，据统计，其著作在全世界被译成150种语言，出版650余次。其从民族特色走向人类视野的整个创作历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期，以民族特色和人文关怀著称。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充满了道德感和人文关怀，作品以描写吉尔吉斯鲜明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草原山村景色，表现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颂扬普通人的精神美，以及浪漫的抒情和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尤其善于用优美的草原自然景色和吉尔吉斯的民间传说、神话、歌谣等来深化主题或烘托主人公的心理，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体，基调热情而又清新，既有时代色彩，又体现了自己的独创性。西蒙诺夫指出:“随着艾特玛托夫登上文坛，一股新的气息，一种完全独特的、严峻而又柔和的、非常高昂而又深深扎根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气息注入了我国的文学创作。”

艾特玛托夫最初的创作是《阿什姆》（1953）、《白雨》（1954）、《修筑拦河坝的人》（1954）、《夜灌》（1955）、《在巴达姆塔尔河上》（1956）等近10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描写吉尔吉斯山村的新人新事，散发着清新、浓郁的吉尔吉斯乡土气息，富有生活情趣。1957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面对面》，讲述了一个揭露丈夫叛变投敌的大义灭亲的吉尔吉斯妇女的故事，这也是他第一部由吉尔吉斯文译成俄语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他的处女作。

1958年，他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由此受到苏联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坛的瞩目。《查密莉雅》描写卫国战争时期吉尔吉斯山村年轻貌美、性格爽朗、富于野性美的有夫之妇查密莉雅，在劳动生活中发现并爱上了在战争中负伤残废、穷得叮当响但精神比谁都富有的丹尼亚尔，放弃被世俗认为堪称模范的家庭生活和刻板、单调的军人丈夫，最后和丹尼亚尔一起出走，去寻找自己认定的幸福生活。小说真切、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年轻女**情的苏醒过程，表现了人性被压抑的自我觉醒，充分肯定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幸福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争取人格独立、妇女尊严的肯定和讴歌。小说成书于礼赞人的价值和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文坛方兴未艾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在艺术上，小说鲜明地体现了作家早期创作的特点和风格:故事情节简洁、紧凑而又引人入胜，人物心理刻画细腻，行文流畅优美生动，自然景物描写优美而富有民族特色，全文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情调，洋溢着浪漫主义**。《查密莉雅》于是成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名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广泛赞誉。哈萨克老作家阿乌埃佐夫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指出小说“偏重于心理描写，朴素、自然、精湛”。法国作家阿拉贡盛赞它是“一部描写爱情的空前杰作”，并把它译成法文，从而使艾特玛托夫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60年代初中期，艾特玛托夫继续拓展、深化《查密莉雅》的主题思想，以严肃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着力揭示普通人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感情和朴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以表达自己崇高的生活信念和道德理想，创作了一组优美的抒情作品，被称为“人的赞歌”。其中反映吉尔吉斯青年感情的生活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描写两个青年拓荒者生活的《骆驼眼》（1962）、讲述红军战士顶住压力在边远山区开办学校甘愿奉献的艰难历程的《第一位老师》（1962）同《查密莉雅》结集成《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出版后，获1963年度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文学奖。此外，他还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大地——母亲》（1963）、《红苹果》（1964）等作品。

在以上作品中，无论是描写冲破传统羁绊、追求幸福爱情的查密莉雅，还是克服世俗阻碍、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玖依申，或是面对生活不幸、始终坚忍博爱的母亲托尔戈娜伊，作者都将他们作为普通的吉尔吉斯人来描写，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刻画和塑造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普通民众的善良、正义与慈爱的形象，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第二阶段，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从民族特色开始转向人性乃至人类问题。这时期的创作对人、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世界深入探讨，挖掘生活现象中的道德意义，进而由此研究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历史课题和当代问题，从一般的道德主题的关注升华到对自然、历史乃至生与死问题的思考，已具有一定的人类性乃至全球性。艺术探索也出现新倾向，加强了主题思想的哲理性和寓意性，在现实生活的严峻描写中插入神话传说、民歌民谣，并灵活运用象征、幻想等手法，开始把写实手法与假定性手法[1]相交融。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获1968年苏联国家文学奖;中篇小说《白轮船》（1970），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获197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中篇小说《早来的鹤》（1975），《花狗崖》（1977）;短篇小说《和儿子会面》（1969）、《候鸟在哭泣》（1972）、《我是托克托松的儿子》（1977）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永别了，古利萨雷!》《花狗崖》，以及《白轮船》（详后）。

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小说描写了一人一马的相同悲惨命运。塔纳巴伊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卫国战争，战后回到乡村努力创造新生活。起初，他在铁匠铺当铁匠，因工作努力、成绩出色而入党。后来，他服从组织安排，到山里牧马，精心驯养了一匹骏马古利萨雷。然而，这里的条件极为恶劣:严冬里却没有马棚，饲料也很是匮乏，许多瘦马纷纷倒毙。而区里的干部对此毫不关心，尽管塔纳巴伊捶着桌子向主席发火，也无济于事。最后，他被派去牧羊，那里的条件更差，许多母羊和羊羔被活活冻死。区特派员谢基兹巴耶夫为了动摇区委第一书记的地位，借机狠整塔纳巴伊，甚至宣称他是“破坏分子，人民的敌人”，使得怒不可遏的塔纳巴伊操起草杈去追打他。他进而到区党委要求追究塔纳巴伊的法律责任，导致塔纳巴伊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古利萨雷也因主人塔纳巴伊的遭遇而备遭不幸，最后因衰老在拖四轮大车的时候，死在古道上。古利萨雷虽然死去了，但塔纳巴伊却在沉思中坚定了迎接新生活的信念，在告别了古利萨雷后，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正直、无私、勤奋工作的塔纳巴伊形象，而且较早地在当代文学动物题材领域，开拓了社会道德探索之主题，将古利萨雷这一动物主人公的生动形象奉献给读者。塔纳巴伊和古利萨雷两个形象，一人一马，个性相似，命运相同，一生中光辉灿烂、蒙冤凄惨交织，甜蜜欢乐、苦涩悲凉并尝，人和马的悲剧正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缩影。小说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农庄困难重重，负债累累”?为什么“农庄的经营，今天这个样，明天那个样，不见半点成效”?为什么掌权者“成天说大话，放空炮”?“怎么会弄到今天这种一团糟的地步的?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显然，作者已经从早期创作中歌颂、赞美的主调，转向对吉尔吉斯民族生活中本质问题及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注重揭示社会冲突和矛盾。艾特玛托夫曾谈道:“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我得以描绘出吉尔吉斯民族现代生活的图景，塑造了一个吉尔吉斯的民族性格。我努力再现的不是民族的装饰品，而是要提出吉尔吉斯生活中那些本质品质，深入揭示社会的冲突和矛盾。”

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艾特玛托夫70年代的作品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描写，并且将假定性和写实手法融为一体，探求人生的目的和永恒等问题，大大加重了作品的哲理性内涵，与此同时作品的悲剧色彩也越发浓重。《白轮船》和《花狗崖》，突出地表现了这一倾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和象征主义的象征手法，以接近于神话和寓言的形式，通过细腻的、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满怀**地赞美人性之善、人性之美。

《白轮船》讲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吉尔吉斯小男孩愤而自杀的故事，全书充满了“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正是从《白轮船》的创作开始，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神话和传说不再只是一种写作手法和技巧，而构成作品内容本身（详后）。

《花狗崖》的主人公是一群北方的尼福赫族人。12岁的小男孩基里斯克在老族长祖父奥尔甘、父亲艾姆拉英和叔叔梅尔贡的陪伴下第一次出海猎捕海豹，那是一项艰辛的任务，所有这个年纪的尼福赫族男孩都要学会打猎，然后成为家庭的支柱。不幸海上的浓雾让他们迷失了方向，食物与水就要用完，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家——花狗崖。面对这无法克服的灾难，为了生命的延续，为了经验的传承，也即为了部族的明天，三位长辈相继都做出了同样惊人的决定:主动跳入大海结束自己的生命，无怨无悔地放弃生命而把生的一线希望留给了小男孩。几天后，小男孩终于穿过迷雾，看到了花狗崖。

小说强化了《白轮船》蕴含的深邃哲理，从一般的道德问题完全转向了对人的生与死、人类生存繁衍永恒问题的探讨，讴歌的是人类为生存而显示的博大的人间之爱，人的精神的极高境界。韩捷进指出，作者借助人物活动环境的描写和历史背景的设置而反复强调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是永恒的，人类发展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人伦之爱、人性之美是人类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因而，这一故事肯定与颂扬了出自天性的人伦之爱，并由此而升华为一曲人类自我牺牲精神的神奇颂歌，一曲人类顽强地延续生命的颂歌。永恒性与现实性、全球性与区域性在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中融为一体。永恒性产生于具体的现实性，全球性产生于独特的地域性。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偏离常规的、险恶的生存世界，经历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表现船上的尼福赫人以灵魂的升华完成了爱的实现，他们的行为内容体现为一种人类本能的天然的行为，作者表现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作者在故事中咏赞了一种人类生存所最为需要的理想的不朽的爱，一种如柏拉图所崇尚的理想世界的崇高的爱。她还进而指出，更为令人赞叹的是，小说的环境描写和背景设置，使人们能领悟小说更深层的思想意蕴:今天的人类怎样对待天赋人伦，怎样对待自己的后代，就是怎样对待自身。因为后代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当今人类怎样对待后代的问题也就是对待自身的问题。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真正把民族特色与人类思维融为一体，创作了不少著名的作品。这时期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更加关注全球性、全人类课题，更加广泛地运用种种假定性手法，显示出传统手法与现代主义手法融合的趋势。作品“仍旧依赖于那些传奇、神话和传说”，与此同时，在“写作实践中运用幻想情节”，目的是“以反常的夸张形式使对地球上的人具有潜在危险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再一次提醒劳动的人注意他对我们地球命运的责任……”

苏联文学发展到70年代后期，文学作品向广阔的哲理思考的深层开掘，拓宽艺术表现手段，已经形成一股潮流。文坛上相继出现了一批结构庞大、内容包罗万象，具有史诗规模、宏伟气势的全景文学作品和采用系列结构样式的纪实文学作品，传统小说模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面对这种情形，艾特玛托夫沿着自己创作的固有轨迹，另辟蹊径，试图“摆脱直线说教的方式”。他说:“文学中的平面观察业已过时。它需要补充，进行‘侧面’的和纵深的观察，需要观察过去”;“现在必须让文学从单层次中解脱出来”，“我们非常需要的是多层次结构”;而“传说、神话、民歌，所有这种种结构都在帮助我寻找那种多层次、多节奏的表现形式”。进入80年代，苏联累积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日渐凸显，人们陷入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之中。在此背景下，艾特玛托夫开始对现实生活与人类精神领域进行哲学性思考，并积极地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把传统手法与现代主义方法结合起来。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确定的社会改革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当时及后来苏联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时艾特玛托夫的又一重要长篇《断头台》应运产生。继《断头台》之后，艾特玛托夫发表了长篇小说《雪地圣母》片断（1988），中篇《成吉思汗的白云》（作家自称是为《一日长于百年》增写的一章，1990）等作品。1991年苏联解体，艾特玛托夫这位吉尔吉斯族作家仍然继续用俄语写作，并称俄罗斯是他的“共同的祖国”。1994年，他先译成德语然后又以俄语发表了一部涉及宗教题材的哲理小说《卡桑德拉的印记》，这部小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1997年与人合著《悬崖上猎人的哭泣》;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一译《群峰颠崩之时》）。

这个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又名《风雪小站》《布兰雷小站》，1980），《断头台》（一译《死刑台》《上帝前的殉难》，1986），《雪地圣母》（1988），《崩塌的山岳》（2006）;中篇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1990）、《卡桑德拉印记》（1995）。其中，最为出色的作品是《一日长于百年》《崩塌的山岳》和《断头台》（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