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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02（第1页）

第十七讲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02

第五、六、七部分着重描写劳改营里的反抗、闹事和逃亡情况。为防止逃跑，“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养着军犬”。逃跑者一旦被活捉回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逃跑者被打死，则陈尸“以儆效尤”。虽然如此，逃跑事件仍不断发生。书中刻意描写了藤格的逃跑过程。他是苏联海军军官，突然被捕，原因莫明其妙，他决定逃跑。有一次，他与科里亚逃出了二十多天，受尽了口渴、饥饿之苦，但他们处处碰到敌视的人们，结果还是被抓回来并延长了刑期。劳改犯熬到服满刑期被释放后，“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于是“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就领不到粮食卡片”，依然衣食无着。普罗霍罗夫·普斯特维尔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可行动科长对他说:“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有些人释放后回到家里，感到陌生，与妻子难以情投意合，与子女难以感情融洽，过去的熟人也回避见面。他们孤独，怕见人，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希望弥补一下过去失去的东西。但是，直到赫鲁晓夫时代，古拉格群岛还在。

“古拉格”（Гулаг）是俄文缩写词的音译，其全称的汉语意思是: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古拉格群岛”作为书名，新颖别致而又颇具象征内蕴。作家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整个苏联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同时强调它们宛如一个个岛屿一般遍布于苏联各地，隐喻这种制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小说描述的自1917年起近四十年期间囚犯的各种人和事，实际上反映的是苏联“古拉格”成立之前和之后近四十年期间苏联境内劳改营、监狱和边远地区开发建设的事情，以及同“古拉格”息息相关的数百个人物的命运，是苏联劳改营文学的代表作。

小说的副标题是《文艺性调查初探》，因此，这就决定了在艺术上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它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同时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生动地描述了苏联时期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及灭亡的过程，并对这一种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环境展开了思考。小说把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大量真实的材料）、小说创作的文学性（如适当的虚构和想象、讽刺幽默的笔法、辛辣尖刻的对话、夸张激越的描述、内涵深刻的比喻）、调查报告的准确性（如第一部第三章写了31种刑讯手段）结合起来，以材料加议论，再结合多人的故事、回忆和书信而写成，并且根据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描写对象，灵活自如地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既有自传性的叙述，又有真人真事的描写;既有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有对法律条文的诠释;既有作家自己的感想，也有见闻实录。通过这些手法作家表达了自己对“古拉格”成立前后长达四十年期间各类事件所持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展现了集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于一身的索尔仁尼琴的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作家认真而又沉重地剖析了“古拉格”运动及这一运动之下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模式，并对由此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出极大的同情。1973年，该书在巴黎出版后，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三千万册，使索尔仁尼琴成为唯一登上西方畅销排行榜的苏联作家。

长篇小说《红轮》是索尔仁尼琴花时间最长、也写得最长的作品。按照作家本人的回忆，他早在10岁时就已开始梦想创作一部以俄罗斯革命为主题的、“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书”。1936年，大学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写作这部巨著的“钥匙”，开始酝酿、构思，1937年开始写作，后因故中断。1965年完成开篇写作，又因被驱逐出境，一度中断，到瑞士苏黎世后大量搜集材料，再次开始写作。1984年初步写完，1990年全面修订完成该书。因此，从1936年到1990年，索尔仁尼琴花了整整六十多年来完成这一他本人视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称之为“生命的最爱”的巨著。

在酝酿到写作完成的几十年时间里，作家的思想有了巨大甚至是完全颠覆最初观念的变化，到后来形成了金雁所指出的想法——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打破苏联“党史权力叙事”的“遮蔽和剪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索氏认为，人天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身边发生的一切，而在苏联体制下，即便能够捕捉到即时的“现实碎片”也无法全景展现出来，他的《红轮》就是把真实“记忆片断”串联成为一部“宏大的编年史”，进行历史重构纪实的创作。索尔仁尼琴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我的工作就是找出真正的事实，并把它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没有空隙留下，没有争辩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都在一起，我可以减少虚构角色的出现，为了把历史人物当做我自己的虚构人物来描写，我挑选了好几打的人，把他们当作我生活中认识的人来描写”。

《红轮》共20卷，长达近千万字，不仅是作家本人创作中，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者称之为“往日叙事”的历史小说，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是: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国内革命风起、1916年俄国民权运动、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苏联国内战争等，一直写到1920—1922年的水兵叛乱、新经济政策等（这些都是从各个方面精雕细刻地加以描写的），接着又用5个尾声交代了1928年开始的工业化、1931年开始的全盘农业集体化、1937年的新宪法、1941年爆发的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涵盖了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堪称俄罗斯的“史记”。

关于《红轮》的思想内涵，龙瑜宬纵观作家的思想演变，有较好的论述。他指出，在经历了古拉格的磨难后，索尔仁尼琴发现，苏联极权恐怖得以维系的根源恰恰在于，人们盲目臣服于一些抽象的“思想体系”，并据此为历史编写“剧本”;而将这一“剧本”推向臆想中的**，又被定义为了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人生与历史的所有复杂性就此被彻底抽空。因此，尽可能地挖掘和还原被“思想体系”所扭曲和遮蔽的俄罗斯历史，成为索尔仁尼琴从劳改营归来后写作的主要目标。对作为这段历史之起点的俄罗斯大革命的重写，自然也成为这一浩大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考虑到围绕大革命有太多太过坚固的官方叙事与所谓“常识”，作家将自己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就特别青睐的纪实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从苏联的“半地下”工作开始，一直到流亡西方后，他都尽可能地搜集档案、日记、会议记录和报刊新闻等一手历史材料，并在《红轮》中整章整章地对之进行了抄录。而掌握的材料越多，索尔仁尼琴越认为自己有理由质疑那种一元化的历史描述。在汇聚各种纪实材料与发展基本情节时，他以空前的规模运用了“多声部”这一竭力避免清晰的结构形式。在他的笔下，帝俄不再是黑暗一片，不同阶层、党派、职业和年纪的人们争相在各自的声部中发出声音，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出路的不同设想。超量声部之间的转换也充满跳跃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描写完帕尔武斯与列宁在瑞士的紧张密谋之后，小说紧接着抄录了沙皇写给皇后的一封关于“小猫丢失了”的至少从表面看毫无意义的家书（《1916年10月》下册，769页）。而人物之间命运的交汇不仅是随机的，还常常是“一次性”的，没有任何后文（如沃罗滕采夫在离开彼得堡前与利科尼娅的偶遇与错过），“以至不产生任何明确的意义”。合力的方向难以被“科学”预测。至于整部小说中插入的那些反映帝俄日常生活的、千奇百怪的广告和街头即景，更是一再让前文所有的线索戛然而止。读者阅读《红轮》时，就像生活在真实历史中的体验一样，很难知道自己下一步将“遭遇”什么，也无法凭借自己积累的阅读经验预期情节“**”的到来。可以说，通过最大限度地模拟庞大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经验世界，索尔仁尼琴在《红轮》终稿中彻底颠覆了原来所信奉的那种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观。

龙瑜宬进而指出，作家也用一种十分醒目的方式，表露了自己写作《红轮》时历史观念的这种转变。在小说第一卷《1914年8月》开篇的题词中，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寄给《钟声》的一封信:“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1914年8月》上册，37页）。在随后一场至关重要的人物谈话中，“斧头”这一意象再次出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出的“革命邀请”却被断然拒绝:“历史的发展就像一棵活生生的大树，理智对于它来说就像一把斧子。你们不能凭理智去培育历史”（《1914年8月》中册，431页）。索尔仁尼琴不再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完全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他更加不赞同用暴力手段促成历史的所谓“飞跃”，因为他已经亲眼见证了革命“胜利”后的大恐怖。如小说中最聪明的“占星家”瓦尔萨诺菲耶夫所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就越懂得应该在历史面前保持足够的谦逊。自以为掌握了历史“进步”轨迹的俄罗斯人毅然斩断了“过去”，结果却陷入了社会结构与精神层面的整体“后退”。这可以说是历史最无情的嘲弄:“人们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虚幻空想，只想改变社会这条大船的航程，并不去透彻理解大船航程的本质。而航程，以我们的天资又是难以理解的”（《1916年10月》下册，1086页）。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在西方形成的有关二月革命的崭新认识构成了他的一次“思想转折”。他不再局限于从政治、制度的层面理解俄罗斯20世纪的灾难性历史，而更多地开始追溯导致政治失序的精神根源。后者带给俄罗斯，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对它的反思也更为艰难。与之相应的是，《红轮》的写作远远超出了“反”苏俄官方革命史叙述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索尔仁尼琴意识到《红轮》已经完成的四个大节规模过于庞大，加上自己年龄与精力的限制，他接下来只可能以大纲的形式来完成计划中剩余的部分。这意味着曾经被其视为“中心”的十月革命已根本无法展开来写。但作家并未感到太多的遗憾，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在《红轮》最后一个大节的后记中，他写道，1917年4月之后俄罗斯形势的变化，与其说是“质变”，不如说是“量变”。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多元、多声部的叙事手法，是一部多元、多声部的小说。对此，国内学者多有论述。

汪政指出，在《红轮》里面，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其生平业绩均有准确的具体描写。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均坚持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就小说形式来说，索尔仁尼琴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多元的、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让不同的人物先后亮相，但都针对一个共同的主题。书中描述了不同人物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理念，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现实，构成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究其实质，则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表现出一种极其简单的人文主义，反映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爱的精神。

他进而谈到，《红轮》打通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一方面，据作者讲“本书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具体细节”，而且“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虽不著名但当年实际存在的人物”;另一方面，对这些人物，这些人物所出现时的历史场景、心理、语言以及行为举止又是描写化的、具象化的，融进了大量虚构的内容，是按照小说的艺术惯例来叙述的，如作品中有关托尔斯泰、列宁的描写，更不要说重点叙述的萨姆索诺夫和斯托雷平了。为了全景式地再现历史，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历史气氛，拥有更多的信息，从而参与到历史的观察与勘探之中，作家将许多手段收编到他的叙事大军中，如新闻、档案等纪实手段。不过，不管如何打通纪实与虚构，役使万般手段，怎样使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形成一个整体，如何规划一个统一的叙事进程仍然是难题。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大胆、魄力与不同寻常，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对常规的叙事秩序的蔑视和对其超越后所获得的自由与海阔天空。如果硬要进行总结归纳并且概念化的话，是不是可以将《红轮》的叙述方式命名为一种结构主义式的，一种时间控制下的空间叙事?具体地说，索尔仁尼琴首先面对的是时间，他叙述的是线性时间里次第出现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段中的人物与事件。但是，他将这个线性时间切割了，形成不同的叙事单元，而在这些叙事单元中，时间不再主导，它让位于空间。索尔仁尼琴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框架中自由出入于不同的空间，随心所欲地叙述不同的人物与事件。在索尔仁尼琴的叙述中，有些人物或事件是相对完整的，如关于斯托雷平，有些则不一定。有些人物与事件是连续叙述的，有些则不一定，如关于萨姆索诺夫。一些人物是一次性的，有些人物则是多次的，如列宁。有的叙述采用的是概略，有些则是日常生活化的与细节化的。这些叙事似断非断，似连非连，它们是一个个更小的单位，作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一方面从空间的角度立体地、全方位地展示出特定历史的画面，构成全景式的叙事，形成百科全书式的体系;另一方面则相互映照与勾连，形成独特的组合关系，相互说明，相互补充，形成单一的同质的连续叙事所无法生成的语义。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从乡村到城市，从民间到宫廷，从后方到前方……许多线索同时展开，它们跳宕、联络，它们或倏尔回转，或一去不返，索尔仁尼琴纵横驰骋，如天马行空，他创造了叙事王国里的奇迹!这样的艺术胆识与叙事力量足以撼人心魄，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文学之“大”，更照出许多文学之“小”。

该书的译者何茂正也认为，就小说形式来说，《红轮》属于多元小说，或多声部小说，或多主角小说，或无主角小说，因为只有众多的局部主角，而没有贯穿整部书的主角，因此这里所说的多主角也就是无主角。对这种多元主义，或多声部主义，多主角或无主角主义，索尔仁尼琴做过这样的解释:每一个人一到与他有关的情况下行动时，就成了主角。这并不只是一种技巧，而是一个宗旨，在这一宗旨下，叙述的焦点集中于当时出场的唯一的人，这一个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融于亿万人之中，亿万人的命运合而为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采用的都是多元的，多声部的叙事法，让不同的人物先后登场，针对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表演一番。而《红轮》不仅集这种表现法之大成，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书中有传记性的侃侃而谈，有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有战役和战场的广阔画面，有各党各派的纷繁争斗，有国家关系的深入考究，有各阶层各时期的动向与表现，有议会上各人物争先恐后的发言，有家庭和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有街头即景和巷议的详细记叙，有报章和会议文献的摘要介绍，有历史事实的考证叙述，有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描述，有宗教信仰和仪式的记叙，有军官和士兵生活的刻画，有法律条文规章的摘记，有各个大人物的种种表演，有黎民百姓的种种呼声，有地域风光的绚丽描绘，有民风民俗的多方记载，充满各种各样的行为行动，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理念……而总括起来说，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多方位地反映历史现实，构成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究其实质，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人类的爱。

此外，到了晚年，索尔仁尼琴仍宝刀不老地创作了8篇“两部分”中短篇小说，继续反思历史，并揭示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3]

综上所述，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并且具有浓郁的政论色彩，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把纪实小说、政论小说和叙事小说结合起来，用词丰富而奇特，犀利而深刻，有时又充满隐喻和象征。

三、《癌症楼》:揭露社会弊端，正视生命价值

1955年1月下旬的某个雨夜，长相像强盗的34岁男子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因胃癌转移获准从流放地来到塔什干某医院就医。经过医生几天的精心治疗，病情有了奇迹般的好转。2月初，新病人鲁萨诺夫（一译卢萨诺夫）住进了病房里，他是当地工业管理局的干部。他一方面为自己脖子上迅速长大的肿瘤而苦恼;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没有受到特殊照顾而愤愤不平。他动用电话，给各种关系的人打电话，但是毫无结果，只好跟8个病人住在一间病房里。

病房中的叶夫列姆本来是一个活得十分洒脱的建筑工人，他曾经四海为家，大把地挣钱，大碗地喝酒。他一直没有什么大的灾祸和病症，信奉的是及时行乐的乐观主义思想，每当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替自己寻找到一个新的娘们儿。直到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他才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觉得自己“把人生的一件大事忽视了”，“因为在如何迎接死亡这个问题上，他心中丝毫没有亮堂起来”。他开始用读书和思考以及询问他人的方式去试图弄清楚这样一些问题。叶夫列姆在阅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后突然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在一天晚上，他向病友们提出了“人靠什么活着”的问题，病友们的答案却五花八门，这促使着他进一步思考（最后，他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中得到的答案是“爱”）。鲁萨诺夫却认为这些全是胡说八道。科斯托格洛托夫反唇相讥说，谈道德修养只会刺痛那些道德败坏的人。鲁萨诺夫恼羞成怒，心想一定要查查这个家伙的底细。

星期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已经熟悉的医学院实习生——护士卓娅愉快交谈。他告诉卓娅，他是个被判永久流放的犯人，他的主要罪名是反苏宣传。他在部队待过七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战争结束后他上了大学，在大学中学习、恋爱，甚至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和另一些大学生一起玩儿、跳舞、议论政治，他们被捕了，他被判七年徒刑，流放到“永久流放地”做一名测量员。他还给她讲述了劳改营的丑恶事情以及自己的情感经历。在交谈中，卓娅了解了他的为人和品质，对他有了好感。而他也从漂亮、真诚的卓娅身上感受到了重返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萨诺夫的妻子卡芭前来探望丈夫，支支吾吾地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18年前被他密谋诬陷而锒铛入狱的罗季切夫恢复了名誉，从流放地回来了。鲁萨诺夫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蒙头躺下，但可怕的噩梦紧紧地缠住了他。有一天，病房里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责鲁萨诺夫的“血统论”观点是种族主义的观点，指责他是一心想着维护自己的特权的寄生虫。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他感到自己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痛快地表达过思想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肿瘤明显缩小，随着生理机能的恢复，种种“纷乱、流俗的欲望”在他内心产生。终于有一天，他满怀**地拥抱并亲吻了卓娅。后来，他与女医生薇拉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相互了解和互有好感的情况下，他们的感情中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东佐娃（一译董佐娃）是个有二十多年丰富实践经验的医生，她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可是近来她自己感到工作有点力不从心，胃部隐隐作痛。为此，她去拜访了自己的老师、75岁高龄的老医生奥列宪科夫。奥列宪科夫为人正直，医术高超，早年还参加过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活动。可是后来他却因为出身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而被长期剥夺行医的权利，只是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当地一位显要人物的生命，才被允许继续行医。董佐娃的病被确诊为胃癌，她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岗位。

鲁萨诺夫的女儿来探望父亲。她告诉父亲:莫斯科人人都在谈普遍复查的事情，当年告发他人的人被唤到法庭对质;莫斯科开始反个人迷信，而那是针对斯大林的。鲁萨诺夫听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医院的花园里，科斯托格洛托夫遇到了病友舒卢宾（一译舒路宾）。舒卢宾是个共产党员，而且学有专长。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殃及了他所在的农业科学院，许多人被捕。为了自己和妻儿，他违心地承认错误，与被捕者划清界限。在临上手术台前，他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倾诉了自己由衷的悔恨。

这一年的春天，报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信息，如斯大林去世两周年纪念日，报上无动于衷;又如贝利亚下台，最高法院人事全部更新……

经过治疗，鲁萨诺夫的肿瘤被控制住了，并且变小了，他被允许出院了。其他人也陆续离开这间病房，或者出院，或者转到别的病室继续治疗。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康复出院了。此时，他与薇拉医生的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微妙的地步。薇拉给了他自己家的地址，但科斯托格洛托夫最终还是决定不去扰乱她的生活。他来到流放人员监督处，监督官告诉他，他们的流放生活马上就会结束，他马上就会恢复自由人的生活。生活的大门已重新向他打开，然而，重返生活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噢，回到这个世界可真不容易!”

《癌症楼》虽然篇幅不是太大，但内涵颇为丰富。概要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揭露社会弊端，正视生命价值。

小说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我国学者有稍显不同的概括而精辟的论述。

陈建华认为，《癌症楼》一是揭示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深度摧残;二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充满政治色彩的严峻审视。

揭示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深度摧残是《癌症楼》的首要着眼点。小说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被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的人物，小说有意识地将这样一个人物置于30~4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50年代初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揭示不正常的生活造成的心灵扭曲。这一点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重返生活时的心理矛盾中表现得最明显。作为一个极“左”路线的无辜受害者，在失去了青春、爱情和事业，在多年被迫低头、丧失自由之后，“解冻”的每一丝迹象都使他欣喜若狂。他是那么渴望重返生活，那么渴望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然而对他来说，重返生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受伤的心灵会被生活中的普普通通的现象所刺痛，并激起病态的强烈反应。作家真实地写出了主人公在经过炼狱般的磨难后重返生活时的特殊心态，写出了他力图驱散而又无力驱散的内心阴影，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肃反扩大化和劳动营中的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摧残。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过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并带着各自的心灵重载。一种是为个人迷信和错误路线推波助澜的人，如鲁萨诺夫。他曾经昧着良心打击迫害他人。他很清楚，他的地位、特权乃至灵魂，都是与这条路线紧系在一起的。因此，鲁萨诺夫对劣迹败露、惩罚难逃的恐惧几乎超过了肿瘤对他的打击。一种是错误路线的盲从者和个人偶像的盲目崇拜者，如瓦吉姆（一译瓦季姆）和他的父亲。这样的人也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品尝到了人生的苦酒。还有一种是错误路线横行时的清醒者，但他们迫于压力痛苦地保持了沉默，甚至干了违心的事情，如舒卢宾。从舒卢宾的忏悔中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清醒而又软弱的沉默者在精神上所受到的煎熬之深。

《癌症楼》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充满政论色彩的严峻审视。首先是肃反扩大化问题。小说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和他的同学、罗季切夫和古宗、叶丽扎薇塔一家以及其他许多事例说明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它涉及面广，时间又长，给苏联社会造成极大的创伤，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次是知识分子问题。小说中对医生阶层描写较多。在“左”的干扰下，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小说中的奥列宪科夫医生。还有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心情舒畅地工作，如董佐娃医生就是因为超负荷的运转和不被理解的痛苦，身体过早地垮了下来。此外是人治代替法制问题，只要是权威者的意见就不得更改。法制不健全为品质恶劣者为非作歹创造了条件。鲁萨诺夫等人就利用手中控制的档案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们的命运。小说中还触及了民族政策问题、劳改营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文艺政策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不正之风问题、信仰危机问题、纠“左”的阻力问题等。

齐宏伟则认为，小说主要揭露了“国家之癌”的存在。他指出，表面看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国家之癌”是指类似于“古拉格群岛”这样的苏联式集中营，但从更深层看，其实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带给人们的精神奴役，这种奴役的病菌已经疯狂地在人间传播。这个得了病的国家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正使人麻木，自由在不知不觉消失，人们并没有察觉，还在兴高采烈地接受奴役，思想上也甘愿接受国家为了所谓最高利益灌输给个人的种种谎言。《癌症楼》中的鲁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他靠捏造事实、告密、诬陷爬到了领导地位，现在得了癌症，也住进了癌症楼。以他的精神特征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的存在并飞黄腾达就是国家得病的症状，不对这样的邪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国家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当然，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完全把使国家患病、扼杀自由的责任推给鲁萨诺夫们，他也在痛苦地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的精神上也有这样的肿瘤，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自己也吃过人。

刘永林进而认为，小说揭露了人们两个方面的道德“癌变”。他指出，道德的癌变首先表现在道德个体在集权压制下的病态生存，呈现出了病态的道德个体，这在小说中多有体现。高级干部鲁萨洛夫，年轻时靠着出卖别人而走向高层，到了医院里几乎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口角。在小说里他几乎完全是集权政治的代表。小说以他进医院拉开了序幕，这也预示着道德“癌变”的体现是围绕着他展开的，他是道德“癌变”根源之一的形象代表。他刚一进到医院就开始抱怨医院的环境，抱怨医生，而且通过院长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特权。这在一开始就把人的等级层次分开了，集权代表利用政治权利压制了崇高的敬业道德。于是本应该是给人生命力的医院成了死气沉沉的“癌症楼”，院长也成了权力腐蚀下的蛀虫，医生在压制下工作，“救人”的职业从侧面上看和“杀人”齐名。在集权的控制下敬业这一道德“癌变”了。鲁萨洛夫是政府的高级干部，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年轻人，本来“民族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是足以让两人走到一起，可是在压制和反压制的关系下，两人对抗了。在集权的压制下，作为爱国精神道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呈现出了不道德的行为，道德不再是完整的道德，它“癌变”了。如果说道德在集权压制下癌变了显得可怜，那么道德在压制和恐怖的气息里，不自觉的互相对抗起来，战友变成了敌人则更叫人可悲。在“癌症楼”的气息里，原本高尚的两个个体也疯狂的走向了不自觉的对抗。这充分地表现在了医生要给病人输血以帮助治疗，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死活不愿输血这件事情上。在这里，病人和医生之间，两个原本同为战友，同为受害者的个体对抗了，道德“癌变”了。道德的癌变其次表现为个体内部的对抗。在癌症楼里，癌变了的道德不和谐的对抗不仅仅反映在个体与个体的斗争之上，还反映在个体内部的对抗上，如书中两个主人公董佐娃和科斯托格洛托夫。医生董佐娃是敬业的典范，她用射线给病人治疗，射线给人造成的危害巨大。工作给她带来的是内心的罪恶感。在她的内心里，自身的对抗无时不吞噬着自己的生命，崇高与罪恶化成了苦难的泪水将董佐娃淹死，最后她也得癌症了。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教焦姆卡读书，诲人不倦，显得大度和蔼，但他又认为自己的血一点也不给别人，和人交往有时也那么粗暴无礼，这时他似乎又是那么吝啬粗暴。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他不怕牺牲，而验血时他又宁愿忍受女医生蔑视的眼神，变得如此胆小，这些方面的比较，他似乎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而分裂的背后是内心个体的自我不和谐和对抗。

他还指出了形成这一癌变的多方面原因:一是政治集权与人文自由的冲突。一方面执政者要用一种强制的意识形态将人封死;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追求自由的生存，于是两者对抗了。两种精神力量的残斗，最终两败俱伤，两个独立的个体最终都得了癌症。二是经济落后，残酷的生存现实和民族本身厚重的道德感意识之间的冲突。在一种极端穷困的经济背景下，为了生存于是产生了普罗什卡这种残疾了还要追求拼命工作的人，产生了焦姆卡母亲沦为了暗娼的社会现实，产生了鲁萨洛夫丧心病狂，残害别人。这一切的变态现象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落后与崇高道德的对抗。而更多的时候是经济站在了前面，道德被打得趴下，于是道德病了。三是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文明给人类进步带来了飞跃发展，但同时也加速了人的异化，人不再是自然的人，而变成了工业文明囚禁下的一个冰冷的部件，丧失了与自然的和谐性。四是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深受东正教思想影响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东正教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虔诚的宗教感。而政府当局则强行使用一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来试图改造人民的这一情结，想重新构建一个民族的深层意识。这样直接造成了民族历史情感和宗教情结的分裂，于是社会成了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病态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的人被压扁了，成了病态的人，于是道德“癌变”了。五是人一旦丧失了上帝的约束，伦理就变得混乱不堪。血缘关系之间不再是亲密的关系反而走向了对抗，走向了一种丧心病狂的残害。小说通过焦姆卡这个纯真的孩子的家庭悲剧来集中反映了这种由于血缘关系的残害，伦理意识的缺失和混乱而造成的道德的“癌变”。

小说中的正视生命价值则表现为:坚持自己的个性和思考活着的意义。

坚持自己的个性在主要人物科斯托格洛托夫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首先，他坚持自己作为正常人的基本权利，如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他并非听任医生摆布的患者，而是自学医书，不断向医生质疑放射线治疗法，要求自己的权利。当他得知在自己治病的过程中要注射一种会影响到性欲的激素针剂时，更是愤怒地拒绝了，认为自己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生命，他宁肯死也不愿放弃做男人的权利。其次，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凡事都有自己观点，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敢当众发表出来。蒋思梦指出，他甚至经常对一些看似已成定论的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如谈到战争时，依他之见，列宁格勒的沦陷不仅应该归罪于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更大的罪魁实际上是当权者——他们“拿了几十年的工资，该看到列宁格勒的突出地位及防御意义。该估计到未来轰炸的猛烈程度，考虑到把食品仓库隐蔽到地下。正是他们，跟希特勒一起，困死了我的母亲。”在一次争论中，鲁萨诺夫搬出了列宁、斯大林和高尔基，说他们都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修养观点，告诫科斯托格洛托夫“某些问题早就有了定论!您已不能再妄加议论!”病房里的其他人只好三缄其口，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也就会停滞不前了。”同样，在另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中，鲁萨诺夫将问题意识形态化为社会根源的原因，这在苏联时期是再平常不过，甚至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也有贫富中农的等级之分，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激烈地反对这种“世代相传”的等级说:“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她进而指出，如果说科斯托格洛托夫拒绝放射线治疗和输血确有些“无理取闹”，那么他拒绝激素治疗则为我们解开了他的种种“古怪”选择的真相: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在给卡德明夫妇的信中，他谈到自己对此所做的思考——“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为了保全性命而把生命中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去，成为只是能够进行消化、呼吸等简单活动的活的标本，这对于奥列格来说是太高的代价，要知道他的生命一直行走在流放和死亡“两大永恒之间”，已有太长的时间没能感觉到生命的多姿多彩。因此，他拒绝“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宁肯有尊严地死去，保持正直的人格——“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自在地享受**复归后的短暂光阴，哪怕身在墓道入口处。

思考活着的意义则通过多人体现出来。首先，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治病的经历以及他与薇拉的爱情，表现了敢于向极权挑战的正义精神和爱与奉献的力量（他与薇拉深深相爱，在精神上契合，但他在百货商店、动物园深感自己已经不能再正常生活了，因此不愿影响薇拉的正常生活，而悄悄离去），正面表达活着的意义。其次，通过叶夫列姆的经历，明确提出了“人靠什么活着”的问题，引发大家思考，并让叶夫列姆最终找到了“爱”才是活着的意义。最后，通过病房中瓦季姆的遭遇表现了活着的意义。瓦季姆是一位烈士的遗孤，地质勘探队员，满怀单纯的理想，身上闪烁着理想的光辉。为了追寻崇高的理想，他通过牺牲自我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和队友为了寻找某种用放射性的水来找矿物的方法，而罹患癌症并贻误了治疗时机。最初，他认为“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的时间最多的人”，不惧死亡，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还力求为某种单纯而空洞的理想而奋斗。但在治疗的过程中他的生命意识慢慢觉醒了，认识到只有活着才能有一切追求。因此，当他听说有一种可以治疗癌症的菌子时，就燃起了对生的渴望。当医生告诉他为了阻止癌细胞转移，必须用一种胶体金作为放射源来实施治疗后，他更是放弃了先前不愿意借用父亲的烈士身份去莫斯科搞胶体金治疗的想法。此时，瓦季姆恢复了原始的求生欲望，不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再是不愿动用国家关系的无私者，而是一个重视自己生命的活生生的人，明确意识到人首先得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瓦季姆此时的行动正是对他以前那种空洞、缥缈的为了某种理想而甘愿牺牲一切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