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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杰尔查文 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第1页）

附录二杰尔查文: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

加甫里尔·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1743—1816），被普希金称为“俄罗斯诗人之父”，后世评论家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近代俄罗斯诗歌的奠基者，是19世纪俄罗斯诗歌繁荣局面的开拓者和先驱者。杰尔查文一生创作较多，最重要的作品有《费丽察》《大臣》《致君王与法官》《纪念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钥匙》《上帝》《致叶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等。但我国至今尚未见有一篇文章论述杰尔查文的诗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文拟综合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对其创作进行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我们认为，杰尔查文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

人，是杰尔查文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其诗歌的中心主题。他一生最关注的便是人。他积极了解当时农民起义的原因，愤怒揭露宫廷文武百官的腐败、政府的专横和各地贪污的现象，甚至吁请叶卡捷琳娜女王用仁慈的态度对待敌人:“女王啊!敌人也同样是人!”他尤其重视有个性的人。在代表作——长诗《费丽察》中，他一反罗蒙诺索夫在诗中把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塑造成女神形象的做法，而把自己的女主人公费丽察—叶卡捷琳娜塑造成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她是卓越、聪明、热诚的，但又宽容、朴素，关心民众的幸福，富于人性:

你不像你的穆尔查，你常常是徒步而行，在你的餐桌上常常是最普通的食品;你不珍惜你的安宁，在小桌上又读又写;从你的笔下流泻着给所有的人们的幸福;仿佛你根本不会玩牌，朝朝暮暮就像我们一样。（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

与此同时，他又善于从现实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表现人物，抒发感情，从而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古典主义诗歌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的排斥。这样，就形成了杰尔查文诗歌独特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具体而言，杰尔查文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炽烈的公民精神。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生物。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生物，人必须遵守社会通行的法则，自觉维护社会的合理秩序，为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此意。而在西方的近现代意识中，这表现为公民精神。公民精神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也表现了人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充分展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意义，而炽烈的公民精神是俄罗斯诗歌的优良传统。其奠基者是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现代学者库拉科娃指出:“按照这位作家的意见，必须教育人们意识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祖国服务。而为祖国服务就是意味着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斗争。一个作家没有权利做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作为社会裁判员的公民。”这位作家骄傲地回答其敌人:“我现在来回答派我充当裁判员的人们所要知道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仍要写作——按照一个公民的职责来写作，我要消灭那一切可能危害我的同胞的东西。”对此，库拉科娃进而评论道:“康捷米尔第一个明确地谈到诗人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和作为一个社会裁判员的权利。同时，他还指出，迫害不可避免地会随时随地降临到一个作为普通公民的诗人头上来。但是，他教导人们勇敢，他坚决主张必须彻底履行对社会应尽的职责。”文学史家布拉戈依也指出:“康捷米尔最早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战斗精神和公民气质。”此后，经过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19世纪，俄国公民诗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出现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及雷列耶夫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作品构成的公民诗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俄国的公民诗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履行公民职责，歌颂尽忠报国，描写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件;第二，“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具体表现为:关心人间苦难，抨击社会乃至宫廷里的专制与黑暗。

前者以罗蒙诺索夫（1711—1765）为代表，他的诗歌颂英雄业绩，为国家的重大事件而创作:或赞颂军事上的胜利（如《攻克霍丁颂》），或献给加冕典礼、登基周年纪念、女王的命名日、王位继承人的婚礼（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2年从莫斯科到彼得堡颂》《彼得·费多罗维奇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1745年举行婚礼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6年登基日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1747年登基日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52年登基日颂》），或颂扬俄国内外政策，谈论战争与和平，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如《颂1747年》《彼得大帝》）。从《攻克霍丁颂》的一些片断中，我们即可领略这些颂诗的特点:

松林、山谷和溪流齐声欢唱，歌唱胜利，俄国的胜利!敌军拼命逃亡，连他们的踪迹都怕见到，月亮见他们逃跑，都替他们害臊，在云层后把脸孔掩藏。夜空中荣耀在翱翔，号声嘹亮，响彻在大地上，俄国人来了，敌人闻风胆丧。（徐稚芳译）

这是歌颂彼得大帝统帅的俄国军队的强大威力。又如:

振奋人心的捷报令人陶醉，胜利的喜讯传到高山之巅，树林里的风忘却了喧嚣;山谷里一片宁静。日夜奔腾的山泉沉默不语，它在侧耳倾听。月桂绕起花冠，喜讯传遍四面八方，田野上的烟云向远处飘**。（徐稚芳译）

后者以拉吉舍夫（1749—1802）为代表，他在其政论性文学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尤其是附于其后的诗歌《自由颂》中，对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农奴制及官僚机构的黑暗、贵族的腐化、商人的道德堕落等，几乎涉及专制独裁的俄国的每一角落）都进行了无情的分析和大胆的抨击，并把矛头直指沙皇与教会:

沙皇的权力保护宗教，宗教确认沙皇的权力;他们联合起来压迫社会;一个为束缚理性费尽心机，一个力图把自由消灭;两者都说:为了公共利益……（汤毓强等译）

号召人们充分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追求自由，推翻专制。

杰尔查文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正如布罗茨基等指出的那样:“诚实正直地为社会服务这个基本思想，鲜明地贯穿着杰尔查文的全部创作……构成了他的信仰与生活的本质。”这样，他极力歌颂当时俄国社会的一切重大事件，尤其是俄国的军事胜利——当时，正值叶卡捷琳娜执政时期（1762—1796），是俄国的盛世，俄国依靠强大的武力，在鲁缅采夫、苏沃洛夫等杰出的军事统帅领导下，对外扩张征服其他民族，取得辉煌胜利，俄国的版图得以大大向外推移——总之，社会上一切重大事件都在杰尔查文的诗歌里得到了反映，他歌颂了重要历史人物，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波将金、鲁缅采夫、苏沃洛夫等，也较早地赞扬了俄国英勇的士兵，俄国军队的胜利则是其歌颂的重点。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宣称:“杰尔查文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俄罗斯诗人，他的作品是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忠实的回音，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忠实的反映。”库拉科娃则称他的诗为俄国“18世纪的诗歌体裁的编年史”:“他写过奥恰科夫的围困，伊兹马伊尔的占领，神奇的阿尔卑斯山进军，杰尔宾特的征服和俄罗斯人民打退拿破仑的斗争……这些颂诗是庄严的，有些还比较长，都是用高级体的语言写成的……在杰尔查文的颂诗中除了统帅们的肖像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动人的诗句，它们描写着取得胜利的真正英雄——俄罗斯的士兵和俄罗斯的人民。”另一方面，杰尔查文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以强烈的公民责任感，揭露官吏的无能、政府的腐败，如其名作《致君主与法官》:

全能至高的上帝已经醒来，对地上的群神公开审判;罪孽与邪恶已然汇流成河，还待宽容你们到何月何年?你们的职司就是维护法律，面对强暴不可迁就姑息;对那些无依无助的孤儿寡妇，你们不能置之不理。你们的职司是救民水火，对不幸的人们给以庇护;保护弱小不受强权欺凌，使天下受苦人解脱桎梏。他们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贿赂已经把两眼蒙蔽，累累罪行震撼着大地，虚伪谎骗触动了天宇。帝王们!我曾把你们奉若神明，谁也不能对你们品评非议，但你们同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同我一样迟早终须一死。如同枝头落下的枯叶，你们也将凋残萎谢，如同死去的卑微的奴隶，你们也将那样悄然寂灭。苍天啊，显灵吧!正义的上帝!听取众生祈祷的声音:愿你降临，审判惩处奸佞，愿你是人世间唯一的圣君!（李家午、林彬译）

全诗的锋芒直指神圣的帝王，先是教诲他们善待民众，保护弱小，但他们置之不理，于是诗人愤怒地宣称他们跟卑微的奴隶没有区别——同样会被死亡带走，并且祈求正义的上帝显灵，审判惩处奸佞，以致叶卡捷琳娜二世称本诗为“雅各宾党人的话”。《大臣》一诗也是如此。因此，布罗茨基等指出:“18世纪的诗歌中，没有比杰尔查文的《大臣》《致君王与法官》之类的颂诗更有力、更富于勇敢的公民热情的作品。要有高度的公民的勇气，才能公开地说出杰尔查文在这些诗中所说的话，才能那样有力地刻画出虚伪与罪恶，使所有的人都能从诗中认出他们那时代的有权有势的人物。”

这样，杰尔查文就独创性地把颂诗变成了公民诗，并且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甚至在一首颂诗中，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把康杰米尔的讽刺与罗蒙诺索夫的歌颂结合起来，如《费丽察》一方面歌颂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贤明与博大胸襟，另一方面讽刺性地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了“我”及所有上流人的睡懒觉、好玩、胡闹与**，如:

可是我睡到晌午才起，然后是吸烟又喝咖啡;我把工作当作假日，我让我的思维沉湎在幻想里:……或者我带上狗、侍从小丑或朋友，坐着金色英式轿车驰骋，四马并驾，壮观绝顶;或者，我带上个什么美人，在秋千下款款而行;……或者，终日胡闹待在家，我同妻子一块儿玩“傻瓜”;一会儿和她爬到鸽舍上，一会儿蹦蹦跳跳捉迷藏……

然而，不只“我”一人如此:

费丽察啊，我是如此**!但所有的上流人都和我一样。（朱宪生译）

在《大臣》一诗中，他一面树立正面形象，一面讽刺大臣们的愚顽:

一个大臣，他应当有健全的头脑，文明的心灵;他应当处处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他的称号十分神圣……如果精神高尚，我才是个公爵，如果热情蓬勃，我才是个主人;如果关心众人，我才是个贵族……但驴子终究是一匹驴子，尽管你给他挂满了勋章;假如需要它动一动脑筋，它只会把耳朵摇得乱响。（蒋路、孙玮译）

杰尔查文的这种极具创造性的公民诗，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布罗茨基等指出:“拉吉舍夫、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及文学界的一切进步与优秀的人物，都很尊崇杰尔查文的高度的公民精神，以及表现这些精神时的勇敢态度。拉吉舍夫曾经把自己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寄给杰尔查文，雷列耶夫也曾经把自己的一篇《沉思》献给他。杰尔查文的公民诗歌对克雷洛夫和普希金创作中的公民主题都起了影响。”

第二，抒情的哲理诗歌。俄国的诗歌有表现哲理，探索生命意义的传统，这就是俄国哲理诗。其源头在文人创作中可追溯到俄国第一位职业宫廷诗人、俄语音节诗体的创始人谢苗·波洛茨基（1629—1680）。他的诗集《多彩的花园》，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集中收有许多哲理诗，如《酒》《节制》等。其《酒》写道:

对于酒，不知道该赞颂还是该指摘，我同时思考着酒的益处和危害。它有益于增强体质，却有害于刺激人体内固有的求欢的欲念。所以做出如下判定:少喝有益，既能增进健康，又不会危害身体，保罗也曾向提摩太提过这样的忠告，正是这一忠告蕴含着酒的奥妙。（吴笛译）

波洛茨基的这种哲理诗具有开拓意义，对以后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从艺术上来看，还只停留在人生经验的简单总结或表面的哲理探索，而且说教过多，诗味不足，缺乏诗的情感因素。

把俄国哲理诗推进一步的，是罗蒙诺索夫。他的名诗《朝思神之伟大》《因见壮丽的北极光而夕思神之伟大》，把科学知识与哲理诗结合起来，进而思考自然的规律和一切生命的终极，如《因见壮丽的北极光而夕思神之伟大》:

……大自然，你的规律在哪儿?竟然从北方升起朝霞?莫非太阳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宝座，还是冰海闪出了火花?……关于周围的许多事物，你们还能否说出宇宙是怎样广阔?那些最小的星星之外是什么?你们可知道一切生命的终极?你们能否说出上帝是多么伟大?（张草纫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