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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 救世的圣人（第2页）

1856年，托尔斯泰发表著名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描写了作家青年时代在自己庄园上进行农事改革的体验，首次提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反农奴制的倾向。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大学退学后回到庄园，一大早起来巡视，见到农奴的赤贫和困苦，极表同情，便试图着手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农民们对此并不理解，他们一直猜疑“老爷”的善言背后掩藏着自私的目的和阴险的打算，故而没有接受他的恩惠。这位青年地主对于农民在千百年来受压迫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也无可奈何。小说的主旨是:只要农奴制存在，农奴和地主就不可能互相接近。小说体现了作家思想的矛盾:一方面同情农民的日益贫困、破产，另一方面又为贵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小说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描写了农奴的生活和心理，也第一次表现了对地主与农民关系问题的探索。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又一自传性人物、贵族精神探索者的形象。

1863年，托尔斯泰发表了写作将近十年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深感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便离开首都，到高加索去追找“纯朴无伪”的新生活，寻找自由和幸福。他看到这里雄伟的群山，美丽的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儿女”——纯朴的哥萨克，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于是开始否定自己以往的生活，不断谴责自己过去的“利己主义”，并且努力改恶从善。他喜欢哥萨克纯朴自然的生活和豪放的性格，从而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别人而活着”。不久，他爱上了山村中的头号美人玛丽安娜，觉得自己“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情”，但是城市生活在他身上造成的性格和思想观念始终是个障碍，终于导致在恋爱过程中暴露出自私的个性，终因旧性情**涤未尽和理想的不切实际而失败了，最终失去希望，不得不痛苦地离开了哥萨克山村，返回贵族上层社会。

小说与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又不同。奥列宁的形象，艺术地体现了托尔斯泰返璞归真（即返回自然，接近自然）的理想，“道德自我完善”学说，最早的“平民化”思想，以及把宗法制社会基础理想化的倾向。小说表现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既注意心理的细致刻画，又开始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尤其是在对壮丽的高加索自然风光的描绘、自然景物的内在和谐对主人公道德的净化作用和对当地居民生活习俗的真实再现方面，表现了作家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而深刻地从人物心理状态和整个人生观转变的角度来描写自然风景，是托尔斯泰对文学的卓越贡献。以上这些，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从托尔斯泰早期的创作来看，他进行着艰苦的思想探索，他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中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不满俄国贵族社会，也厌恶资本主义，一方面对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深感不安，并对农奴制不满;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暴力革命的主张，而希望通过“道德自我完善”的学说，为俄国探索一条理想之路，这一思想也是他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由上可知，托尔斯泰在早期的创作中，已经在探索中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歌颂人民、批判贵族的倾向，开始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深刻的心理分析。

中期创作（1863—1880），这是作家创作的成熟时期，艺术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也是其思想激烈矛盾、世界观酝酿转变的时期。最主要的作品是两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托尔斯泰用六年时间写成的史诗性巨著，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

1805年，在拿破仑率兵征服欧洲后，法国与俄国之间也发生战争。青年公爵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把怀孕的妻子交给退隐于领地“秃山”的父亲及妹妹玛莉亚后，就担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到前线去了，他期望这次战争能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安德烈的好友、刚留学回来的彼埃尔，是别竺豪夫伯爵的私生子，由于继承了伯爵身后的全部遗产，因此成为莫斯科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并一跃而成为社交界的宠儿。居心叵测的监护人库拉金公爵处心积虑将貌美如花但品行不端的女儿爱伦嫁给他，最终如愿以偿。同年十一月，安德烈所属的俄军参加了奥斯特里茨战役，他高举军旗率众冲入敌阵，不幸受了重伤。当他突然抬头看见那永恒的蓝天时，被那份庄严之美深深感动，觉得过去那些野心、名誉及心目中认为伟大的拿破仑，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新婚不久的彼埃尔因妻子爱伦与好友多勃赫夫之间有暧昧风声传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便与多勃赫夫决斗，一枪击倒对方后，他旋即与妻子分居。从此以后，他陷于善恶、生死问题的困扰中，直至认识了互助会的领导人后，才进入新的信仰生活里。一直被认为已战死沙场的安德烈突然回到秃山的那一晚，其妻莉莎正好产下一名男婴后去世，这使安德烈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告结束，便下定决心终老于领地。

1807年6月，俄国与法国言和，和平生活开始了。1809年春天，安德烈因贵族会之事而去拜托罗斯托夫伯爵。在伯爵家他被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小姐娜塔莎迷住了。但由于秃山老公爵强烈反对，只好在订婚后约以一年后再结婚，随后，安德烈出国去了。但是，年轻的娜塔莎无法忍受寂寞，且经不起彼埃尔之妻爱伦的哥哥阿纳托尔的**，而擅自约定私奔，幸好被发现而挽回，但她与安德烈的婚约因此而宣告无效。1812年，俄、法两国再度交战，安德烈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身受重伤，而俄军节节败退，莫斯科即将沦陷。罗斯托夫家将原本用来搬运家产的马车，改派去运送伤兵，娜塔莎在伤兵中发现将死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热诚看护他，但安德烈因伤重而去世了。彼埃尔化装成农夫，试图伺机刺杀拿破仑，却被法军逮捕而成为俘虏，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爱伦在战火中依旧**如昔，最后，因误服堕胎药而死去。几番奋战后，俄国终于赢得胜利，彼埃尔于莫斯科巧遇娜塔莎，两人结为夫妇。婚后，娜塔莎性格大为改变，她忙于家务和教养子女。她抛弃了社会生活，失去了“她所有的魔力”，身体也“长胖了，长宽了”，变得“不修边幅”起来。而安德烈妹妹玛莉亚也与娜塔莎之兄尼古拉结婚，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小说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屠格涅夫当即宣称:“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俗描写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多方面的作品发表以后，他在公众心目中就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并积极向法国文坛推介这本书，促成该书翻译成外文在欧洲传播。这部出色的作品，最终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曾说:“如果要举出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我就要推选《战争与和平》。”阿拉贡也称赞它是“人们曾写过的小说中最伟大的小说”。

小说由历史事件、家庭纪事、哲学说教三部分组成，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情节主线，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气势磅礴地再现了1805—182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这一段时间里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其中着重写了1805—1807年在俄国之外进行的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及1812年在国内进行的卫国战争。作品肯定俄国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谴责拿破仑的野蛮入侵，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是探索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托尔斯泰把贯穿全书的主要贵族分为明显的两大类，并以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同人民是否亲近作为准绳而实行褒贬。

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领地贵族，主要是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这是作家美化的宗法制庄园贵族的典型，是作家笔下最动人、最富感染力和诗情画意的一个家族。他们并不富裕，但充满了欢乐和生气。这一家族接近人民，保持着淳朴、热情、真挚、好客等特点，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质。拿破仑入侵，他们都为祖国的命运焦急不安，决心为保卫祖国贡献一切力量。尼古拉回到军队与敌人作战，娜塔莎自动为伤兵服务，15岁的彼加放弃了准备进入大学的愿望决定参军，最后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忠贞为国的古老贵族包尔康斯基一家（这一家族具有正直、爱国、孤傲的特点，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老公爵以严厉为名，退居庄园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持批判态度。他曾在军队服务，很重视苏沃诺夫的军事艺术。当儿子安德烈和他告别从军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1812年的战争震动了他，他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进行斗争。在激昂紧张的爱国活动中，他中风了，临死前还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他的儿子安德烈是爱国者，女儿玛利亚同样是爱国传统的继承者，当她想到会受到法国人支配时就颤抖了），他们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

而彼埃尔·别竺豪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厌恶贵族社会的空虚无聊，渴望有所作为和献身崇高的事业，经过曲折的生活道路和长期艰苦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福音书》和宗法式农民那里找到了精神归宿，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成为造福于社会的人，作家试图通过这两个人物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妙方。

另一类是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父亲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爱伦则是**），是朝廷和上流社会贪婪、愚蠢和无耻的代表，是对国家、民族没有半点责任感的家族，阴险、狡猾、毫无节操和道德观念是其主要特征。他们远离人民，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自私贪婪，虚伪堕落，道德败坏，利欲熏心，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利，醉生梦死，沉湎于荒**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生活奢靡堕落。作家肯定前者，对此作了诗情洋溢的描写;否定后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作品的另一基本主题是人民的主题。描写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情景，赞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如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与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

人民被描写成决定俄国命运的伟大力量，对待人民的态度被看成是评价作品各种人物道德面貌的尺度。俄国统帅库图佐夫的显著特征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接近普通士兵，跟人民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善于理解人民，体现人民的意志，掌握士兵的士气，并能顺应客观事物的发展，把握最佳的战机。他的活动顺应、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所以作家称他为“民族战争的代表”和“真正伟大的人物”。而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是西方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的个人野心家，傲慢自负，敌视人民，矫揉造作，爱好虚荣，他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发动了侵略战争，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渺小而微不足道。库图佐夫与拿破仑这两个形象所体现的，正是小说中的基本矛盾冲突。通过这一冲突，作家认为，包括库图佐夫在内的上层人物中的优秀人物只有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也否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一反欧洲历史学家把拿破仑称为赫赫一世的英雄的观点，认为他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工具，把他贬为一个自高自大、狂妄无比的大野心家和可笑可鄙的小人物。

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帝王将相。不过，他所理解的群众情绪，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这一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宣称:“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类农民的歌颂，预示了其后期极力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米川正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思想，有更为通达的论析。他指出，如果为着方便起见，把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分为历史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的话，则前者大概可以用“剥夺英雄的价值”一语来加以概括。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所实行的偶像之破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彻底，而这思想的根源，却是老早就潜伏于托尔斯泰心中的宿命观。依照这种见解，则一切历史事件，都不是由一个皇帝、一个将军的命令和指示所掀动的，而只是表现了跟那事件有关系的无数人类的意志之总和。而且，那种民众的意志之总和，是由一种宿命的过程所预先决定的。因此，皇帝和将军及其他历史上的英雄，都不过是些被粘贴在历史事件上的标记，而为伟大的不可抵抗的力量所操纵的可怜傀儡而已。托尔斯泰眼中的真正的英雄，乃是以单纯而谦让的心地，接受生之苦痛和喜悦，而默默地尽着自己的义务的士兵和农民。他们并不幻想堂皇而勇敢的英雄行为，只是过着别人所不注意的灰色生活，而完成着民众一分子的任务。

而小说的哲学意义，则由两个重要的主人公，即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了托尔斯泰性格相反的两个方面。作为先天的名誉欲、世俗欲很强的利己主义者的一面，在安德烈公爵身上得到了艺术的表现;而作为纯真的空想家和不屈不挠的真理探求者的托尔斯泰，则在彼埃尔身上得到了艺术的表现。前者乃是作为习惯于权势的名门贵族，具有无限的自尊心和冷静的理智，因此，为要使一切人们都俯伏于自己跟前，他就不惜付出任何牺牲。他曾把领地借给农民们，着农奴解放运动之先鞭，但那绝非出于伤感的人民崇拜，只是因为感到这是有教养的人物精神上的义务，以及不愿意以无可奈何的不公正和残忍的行为，以致为无益的良心苛责所苦恼。最后，才因为死亡而领悟到爱同胞的观念。彼埃尔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观念。他是个富于感动性的、正直的、可爱的青年，同时也是个富于抽象的思索倾向的典型的俄国知识阶级。他有异常强壮的肉体，最初只晓得埋头于那只是满足自己欲望的生活，但不久，敏感而正直的他，就再也不能够不明了人生之目的和意义而生活下去了。因此，他就打算在神秘主义、博爱主义、激进主义等之中去寻找救助，但偶然遭遇到的俘虏生活及与俄国农民之典型卡拉塔耶夫的邂逅，却在精神上使他更生过来，使他对新的不变的真理睁开了眼睛。那就是对于人类——人生的信仰。这种人生已不是建筑于否定自我的爱同胞的生活，也不是抹杀他人的利己主义的生活，而是利己的要素和利他的要素之有机的结合，此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战争与和平》这部书，实在就是献给这种博大的人生哲学的光辉的祝福。在那里，眼泪、血和苦痛都融合于洋洋的人生之流当中，而演奏着一种强而有力的神圣的交响乐。

小说共描绘了559个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道德问题，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具体表现为:

第一，线索纷繁，结尾开放，但又结构宏伟，布局严整。小说突破了此前西欧小说的框子，特别突破了此前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框架，安排了纷繁的线索，描写了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库拉金、别竺豪夫四大家族，并把它们置于“战争”与“和平”之中，通过众多线索的情节，在多方面的复杂联系、发展中展示人类社会的广泛生活和人物的心灵和命运，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俄国式的立体、开放的线索结构。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像生活本身那样都有自己的命运，具有开放式的结束——到小说结尾矛盾都没有解决，还会有新的矛盾提出来，[6]从而使小说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与此同时，小说又具有宏大的结构与严整的布局，极为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与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具有突出的史诗特征。斯坦纳指出，托尔斯泰刻意让其作品显现史诗特征，使人将他与荷马联系起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战争与和平》以更准确的方式，体现了史诗方式的复活，将弥尔顿之后在西方诗学中日渐衰落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和表达形式重新引入了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