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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 救世的圣人（第1页）

第十三讲托尔斯泰:救世的圣人

列夫·托尔斯泰[1]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世时就有世界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到他的住地朝圣。

一、从懒散的**者到救世的圣人

托尔斯泰（1828—1910），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伯爵，母亲是公爵的独生女，拥有庄园、大量土地、农奴。托尔斯泰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和蔑视权贵的正当的自尊心，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艺术才华、讲故事的本领和丰富的想象力，虚怀若谷、藐视平庸的性格和温文尔雅、高贵坦率的风度，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善良和独立不羁。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三位姑母抚养成人。姑母的温柔善良，弟兄间的亲密无间，同仆人、农民关系的融洽，这种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培育了他诚恳、朴素、率直的性格和仁慈、宽厚、高尚的品格以及正义感、道德感与丰富的情感，也使他一生都重视家庭义务和亲情。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后转法学系，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的教育不满。不过，一直到20岁，他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马太福音》中的《登山训众》和卢梭的《忏悔录》。1848年10月他主动退学，回家经营田庄，进行农事改革，钻研各种科学。从此时到1851年春，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探索生活道路，有过许许多多的计划和设想，但都没能实现，反倒被上流社会的“欢乐”所吸引，经常去莫斯科玩乐、赌博，过着懒散而**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又极其向往道德上的纯洁，十分悔恨自己的**生活，于是他不断地写日记，分析、批判自己（米川正夫谈到，他老早就养成了在日记里面留下自己生活痕迹的习惯，常常用真挚而紧张的态度不断地做内省功夫:时而无情地鞭挞自己对于世俗的、肉体的**之软弱，时而在日常行为上定下种种规则，一心一意在完成自我的道路上精进。米尔斯基则认为:“我们如今所知的他的日记始于1847年。其日记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练习，旨在掌握那门记录并剖析其内心体验的艺术。……与司汤达一样，托尔斯泰感兴趣的，即揭示自己行为之半意识的、遭到压抑的动机，并暴露那表面的、仿佛被认可的自我之不真诚”）。而这奠定了他此后从**者变成救世的圣人的坚实基础。

1851年，他追随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到高加索参军，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曾在最危险的第四棱堡任炮兵连长。他在战争中目睹平民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怯懦，激起了对贵族的反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且慢慢变成一个探索人生、研究社会的作家。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的欢迎，并先后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回家。1857年和1860—1861年，怀着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答案的强烈愿望，他先后两次去西欧旅行，访问了法、德、英、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和**裸的金钱统治，终于使他失望而归。他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琉森》，讲述一位出色的流浪歌手受到绅士们嘲弄的故事，赞扬大自然的美丽，揭露金钱统治的罪恶，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是善，野蛮是恶’的观念把人类天性的本能的原始的对善的需要消灭了”的思想，揭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虚伪。

1859年，托尔斯泰因思想与艺术观点方面与革命民主派有分歧，退出《现代人》杂志，离开彼得堡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教育工作上，力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1859—1862年间，他醉心于教育事业，几乎完全放下创作，先后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创办了20多所学校，并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撰写教育论文，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把教育作为改善农民现状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沙皇御医的女儿——年仅18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1844—1919）结婚，有了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索菲亚帮助丈夫管理庄园，料理家务，让家里的生活井井有条，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尽情地埋头于文学创作;她还为丈夫誊清手稿、保存文稿，光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她就从头到尾誊写了七遍（因为托尔斯泰创作极其认真，每一部作品都要反复修改甚至修改很多次才会定稿）。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被叔本华哲学所吸引，一度受到其影响。

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田产的事去平扎省，中途在阿尔扎马斯[2]过夜，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吩咐套车。”他“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他无法摆脱，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我在这……”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这是一种对于死亡以及内心多重危机的恐怖，因为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其中1860年他敬爱的长兄尼古拉突然逝世，对他的悲观情绪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生、社会的探索者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正因为面临诸多对作家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又无法解决它们，这就使他对生命突然产生了极度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亡感，这就是导致“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心理根源所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

19世纪70年代初，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震撼了托尔斯泰，使他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而苦恼、不安，甚至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于是，他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的研究，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以寻找答案;他还不断拜访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以获取教益。80年代初，他终于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完全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致力于“平民化”[3]:持斋吃素，从事体力劳动，翻土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劈柴，为农民盖房子，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把全部田产和稿费分给农民，并且改变了文艺观，宣称自己过去的文学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老爷式的游戏”，于是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社会的各种罪恶。

这个时期，他形成了完整的“托尔斯泰主义”——即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宣扬“勿以暴力抗恶”、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普遍的爱，体现了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出路的意图。至此，托尔斯泰已完全变成一个救世的圣人，而且影响极大，声誉遍及国内外，成为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而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仰慕。随后，他的住地雅斯纳雅·波良纳也成为一处圣地，世界各国的托尔斯泰信徒纷纷到这里来朝圣。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2年，他参加了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贫民窟，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所写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以及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他的这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的想法，受到家人阻挠，与夫人的冲突尤烈，家庭关系变得十分紧张。[4]

1910年10月28日晚，托尔斯泰发现妻子总在翻他的遗嘱，于是写了给索菲亚的最后一封信:“我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已是忍无可忍……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的出走，给你造成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82岁的托尔斯泰在私人医生的陪同下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患了肺炎，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长达半个世纪，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学遗产，其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852—1863），这是作家学习、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1852年，他开始发表小说，19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重要作品如下:

自传体三部曲《童年》（一译《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描写主人公尼古林卡从童年、少年一直到青年对家庭和社会的观察、种种内心感受，以及思想的发展、性格的形成、精神成长的过程。尼古林卡出生在贵族家庭，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和分析自己，对父母、哥哥、家庭教师、女管家以及来访客人的言谈举止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内心反应，他的童年充满了温暖与爱，他生活在贵族庄园，不知道世界上有贫困和痛苦，天真地爱着周围的人。少年时期随着视野的扩大，他开始认识社会，看见了掩盖在幸福外衣之下的阶级对立和贵族生活中坏的一面，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青年时期的尼古林卡产生了精神危机，他既欣赏自己的生活环境又逐步发现家庭与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虚伪，对于自己在这个环境影响下所沾染的恶习深感不满，他开始了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探索，于是不断进行内心反省，力求道德的完善。

三部曲表现了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表现出民主思想。同时，他的“博爱”思想和“道德自我完善”思想以及心理分析才能，也已明显地体现在这最初的创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就已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心灵的辩证法”（即:非常注意观察人物心理过程和心理活动规律）;二是道德情感的纯洁（即: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5]

托翁认为一个人的童年是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尼古林卡童年的精神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善，对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向往和追求。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分析能力的加强，尼古林卡扩大了生活接触范围，加深了对周围现实的认识，发现人与人之间并非爱的关系，而更多的是恶与丑。与此同时，他在贵族生活方式影响下逐渐养成了等级偏见和种种恶习，贵族生活的空虚和伪善，追求地位和金钱的愿望逐渐蒙蔽了他内心那种真诚的爱，使他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平衡，他感到孤独和苦闷。托翁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人天生固有的爱和善与社会环境影响下后天的自私和恶的斗争过程。因此，他在自传体三部曲中一方面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性格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认为出路在于用伦理道德来解决人和社会的矛盾，主张通过个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发扬天性的爱与善，克服外部的恶劣影响，尼古林卡在其好友聂赫留朵夫的启示下了解到人生的意义，“相信人类的使命是力求道德的完善，而这种完善是容易的，可能的和永恒的”，他要做一个“体面的人”。托尔斯泰一生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在个性、生活道德和命运遭遇等方面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都对周围的生活和自己的现状不满，竭力想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断完善，为此而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这些人物，一般称之为“探索主人公”。尼古林卡是作家“探索主人公”发展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后来在一系列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米尔斯基对《童年》评价很高:“不依赖任何诗歌手法，不依赖语言（某些感伤、华丽的段落甚至破坏了这部作品），仅仅仰仗对意味深长的心理和现实细节的选取，它便成为一部关于现实的神奇诗篇。让整个世界震惊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即善于唤起回忆和联想的天赋，每个人都会将这一切当成自己隐秘而又独特的回忆，因为这里选取的是每个人都终生难忘、却又尚未意识到其意义和价值的细节。”

托尔斯泰还根据自己的军队生活尤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见闻和经历，创作了《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三部作品，于1855—1856年陆续发表，后来这三部作品组成完整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一书。这部军事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战场的日日夜夜，有英勇奋战、气壮山河的场面，又有流血、死亡等真实惨状的细节描写;热烈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又以对比手法描写了贵族军官平时追求享乐，极其虚荣，装腔作势，临阵却胆怯懦弱。这是以往俄国战争文学中虚假的浪漫主义战争描写所没有的，因而立即给文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