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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雅典（第2页）

但是，梭伦的改革措施对雅典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梭伦的经济改革恢复和巩固了雅典的小农经济，特别是禁止以人身作抵押，使得雅典公民不致因为经济上的贫困失去公民权，这些措施稳定了雅典的公民队伍。改革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保证了雅典社会的多元化，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梭伦的政治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特权，拓宽了平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增强了平民的政治地位，为雅典的政治民主奠定了制度基础。梭伦改革成为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梭伦改革没有解决雅典内部的社会矛盾。在他离任之后4年，雅典又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再次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互相斗争的格局：以麦伽克里斯（来自阿尔克密尼德家族）为代表的海岸派，他们主张延续梭伦的政策；以来库古为代表的平原派代表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主张建立寡头制；以庇西特拉图为领袖的山地派，代表下层平民，主张建立民主制。由于斗争激烈，5年的时间内竟然选不出执政官。此后一度恢复执政官职位，但5年后，执政官制就遭到破坏，达玛西阿斯任执政官达两年两个月，随后雅典设立了10个执政官：5个选自贵族，3个选自农民，2个选自手工业者。

庇西特拉图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华，曾经指挥雅典军队打败麦加拉，夺取了萨拉米岛和尼塞亚港口，凭此军功他在雅典城内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庇西特拉图还具有特殊的政治才干，在山地派和海岸派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转而寻求那些因为梭伦的“解负令”而在经济利益上受到打击的富人和因为血统不纯不能充分享受公民权的人的支持。庇西特拉图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心想建立僭主政治，独揽大权，为此他“三上三下”，数度建立僭主政治。

公元前562年，庇西特拉图故意弄伤自己，然后谎称是被敌对分子所伤，有人提议公民大会为其配置私人卫队，公民大会批准了此提议。庇西特拉图遂利用这支卫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了僭主政治。但麦伽克里斯和来库古很快联合起来反对他，在他执政6年之后将其驱逐。12年后，雅典重新陷入党争之中。麦伽克里斯再度与庇西特拉图结盟，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庇西特拉图，尽管他已有妻室。他们找来一位身材高大、容貌漂亮的色雷斯女子，装扮成雅典娜的模样，带着庇西特拉图回到雅典。庇西特拉图借着“神”的力量再次成为僭主。但庇西特拉图与新妻关系不和，导致他与麦伽克里斯的联盟破裂。庇西特拉图悄然撤出雅典，到北希腊殖民，他在当地发现了一个矿井，并加以开采，积蓄了一笔财富。公元前547年，他来到优俾亚，争取到厄立特里亚、纳克索斯、底比斯和阿哥斯的支持，招募了一支雇佣军，然后率军攻入雅典，重新夺回政权，恢复了僭主政治。此时，庇西特拉图还控制了纳克索斯和提洛岛。公元前529年，他在僭主任内去世[2]。

尽管庇西特拉图被称作僭主，但他的统治与独裁统治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称他“倾向人民，性情温和”，“以宪法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僭主作风，处理公共事务”。修昔底德也称雅典人能够忍受他的统治，甚至表扬他有“高度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3]。据史料记载，有人控告庇西特拉图杀人，但他不以权压人，而是亲自到贵族会议接受审判，并自行辩护。贵族在庇西特拉图时代依然保持了特殊地位，如菲拉伊德家族连续赢得三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战车比赛，出自该家族的米尔泰德得到庇西特拉图的支持，成为克尔松尼斯的统治者。但是，庇西特拉图的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平民，如为平民提供贷款，以帮助他们改善生产，增加收入；减轻税负，只征收二十分之一的税，有些比较贫瘠的土地甚至免除赋税；设立巡回法庭，到乡间现场解决纠纷，庇西特拉图常常亲自率法庭下乡。庇西特拉图提倡厄琉西斯崇拜和狄奥尼索斯崇拜。厄琉西斯崇拜是雅典乡间的传统宗教，主要祭祀土地女神、丰收女神德墨忒尔，而狄奥尼索斯崇拜通常在普通收获季节举行，崇拜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庇西特拉图提倡这两个宗教仪式，表明对农民和农业的重视。庇西特拉图还创立“泛雅典娜节”，节庆时举行各种活动，其中包括《荷马史诗》朗诵竞赛，以招徕各地观众。

庇西特拉图时期是雅典文化的繁荣时期。阿提卡的红陶和黑陶在这期间达到繁荣顶点，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陶器制作家，他们不仅擅长制作陶器，可能也擅长创作陶画，如尼阿库斯、阿玛西斯、艾克塞基阿斯、安多基德等。庇西特拉图时期也是雅典建筑业颇为繁荣的时期，他似乎要把雅典建成希腊世界新的宗教中心，为此大兴土木，迄今已知他曾经兴修帕台农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不过，由于他的统治时间有限，这些神庙大多没有完工。庇西特拉图的宫殿也是诗人时常光顾的场所，著名诗人伊比库斯、阿那克利翁、西蒙尼德斯都曾是他的座上宾。正是在他统治期间，特斯皮斯（Thespis）上演了已知雅典最早的悲剧。

庇西特拉图去世之后，长子希庇亚斯即位。希庇亚斯统治初期尚能奉行庇西特拉图的政策，实行温和统治。但当他的弟弟希帕库斯被谋杀之后，希庇亚斯担心有人想谋杀自己，抓捕了许多无辜的公民，或处死或流放。希庇亚斯的行为引起雅典公民的不满。被流放的阿尔克密尼德家族趁机收买德尔菲神庙的神职人员，让他们每次见到斯巴达的使节时都要求驱逐雅典僭主。尽管斯巴达与庇西特拉图的私人关系较好，但鉴于雅典与阿哥斯的特殊关系，最终还是两次出兵干预。不过两次干预的成效都不明显。后来，雅典公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抓获了希庇亚斯的孩子，他们以孩子相要挟迫使希庇亚斯交出权力。公元前510年，希庇亚斯被迫离开雅典，迁居小亚地区的西格昂，投靠了波斯。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僭主政治被推翻之后，雅典有两个主要派别，一是伊萨格拉斯率领的贵族派，伊萨格拉斯是希庇亚斯的朋友；一是克里斯提尼领导的民主派。克里斯提尼出生于阿尔克密尼德家族，原先也属于贵族派。公元前508年伊萨格拉斯在贵族的支持下当选执政官，克里斯提尼转而寻求平民的支持，提出将政府交给平民。在平民的支持下，克里斯提尼成为公元前507年的执政官。他提出了部落组织改革方案。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历史文献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有人怀疑他可能被自己制定的陶片放逐法放逐了。陶片放逐法的初期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与僭主政治有瓜葛的人，而克里斯提尼的岳父就是西昔翁的僭主，他自己也因为外祖父而得名，可能因此而受牵连。公元前486年，他的兄弟麦伽克里斯被放逐了。第二年，该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卡里色诺斯被放逐。第三年，与该家族有姻亲关系的桑西巴斯又被放逐[4]。在这种形势下，克里斯提尼很可能退出了政治舞台。也有人认为，克里斯提尼尽管不再担任执政官，但可能借助于其他人提出各种改革措施。因此，克里斯提尼改革严格来说不是他个人实施的改革，而是那个时代一些政治改革活动的总称。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主要有：

公元前507年，建立新的地缘制部落和基于地缘部落的五百人议事会。这两个措施可能是克里斯提尼提出的。按照部落制改革方案，新的以村落为组成单位的10个部落取代了原先以氏族为单位的部落组织。他把全国分为30个三一区，10个在沿海地区，10个在内地，10个在城市附近。再用抽签的办法从以上地区各选出一个三一区组成一个部落，共组成10个部落。由于人员流动，氏族成员都散居到不同的地方，组成不同的德谟（村落）。过去，在举行政治活动时，他们需要回到各自的氏族去。现在，德谟取代了氏族，成为基层地方政府机构。德谟设有德谟长和德谟大会，负责执行中央指令和地方管理。德谟拥有公民登记的权力，以前的新生公民必须到氏族登记，现在则在德谟登记。公民名册也由德谟保存。新政推行初期，一批本来不属于公民的外邦自由民和被释放的奴隶成为公民。德谟削弱了传统的氏族血缘关系，住在同一个德谟的居民彼此都是村民，不再以祖上的名称相称，而是以德谟的名称相称，在私生活中则以村社的名字为姓。德谟的名称不再是以前沿用的名称，而是从德尔菲神庙通过的神谕所指示的100个名称中选出的。

图4。4克里斯提尼半身像

在部落制改革的基础上，把四百人议事会改成五百人议事会，每个新部落选出50个人。选举以德谟为单位，代表人数根据德谟大小分配，小德谟的代表只有1人，大的德谟代表人数为10人或10人以上，最大的德谟阿卡奈有22人，但每个部落的总人数一定是50人。这样，沿海地区的德谟获得的代表总人数是196人，内陆的德谟有174名代表，城市德谟有130名代表，其中雅典城及郊区的代表总数是57人。五百人会议成员任期一年，同一个人不能连续两年担任。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五百人会议的主要权力是为公民大会起草议案，供公民大会决策，并安排公民大会的议程[5]。

克里斯提尼的上述政策大大提高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地位，打击了传统贵族的利益。在部落制改革中，大量以前不是公民的外邦人和被释放奴隶成为公民，他们成为克里斯提尼的拥护者，而且他们所在的德谟取代贵族控制的氏族组织成为基层政权单位。五百人会议以地缘性的新部落为基础，这就大大扩大了五百人会议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尽管候选人有财产资格限制，但标准更低，这些使得五百人会议的平民色彩更强。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成为雅典政治体制中的提案机构，也就成为雅典国家的权力中枢，从这个角度看，五百人会议也提高了雅典的民主化程度。

克里斯提尼的上述措施同时也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一般认为克里斯提尼家族的势力范围在沿海地区，现在这里被分成10块，与其他贵族控制的地区共同组成新的部落，而且按照五百人会议代表的分配原则，沿海地区也有更多的代表名额，大量因为新政获得公民权的新公民也成为克里斯提尼的支持者。

公元前504年，建立十将军制，规定每个部落选举产生一名将军，共计10名。但全部军队仍由军事执政官统帅。将军可以连选连任，如伯里克利连续15年担任将军。将军从属于公民大会，但受军事执政官直接指挥。

公元前488年，马拉松战役之后两年，颁布陶片放逐法。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放逐当时的僭主派领袖、也是末代僭主希庇亚斯的弟弟——希帕库斯。此法颁布后，前三年连续放逐支持僭主制的政治人物，第四年开始则主要放逐那些势力太大的政治人物。第一个被放逐的与僭主政治无关的人物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希波斯。陶片放逐法因为使用陶片作为选票而得名。一般在每年12月的一次公民大会上决定是否实施陶片放逐，第二年的2或3月的一次公民大会决定被放逐的人。只有当投票总数达到6000票才有效。在统计票数后，得票最多的人将被流放。流放时间为10年，流放期间，被流放者仍保留其公民身份和财产权。

陶片放逐法最初可能是为了打击政治对手而制定，但在此后却成为维护民主制度的措施。从理论上看，放逐法主要针对对城邦危害最大的人，大多属于政治犯而不是刑事犯；从实际效果看，放逐的大多数是贵族；从实施程序看，该法案由全体公民表决通过，尚没有发现投票时设置任何限制，所以，该法律的实施更多地体现了大多数公民的意志和主张。

公元前487年，抽签选举执政官，由德谟直接选出100名（一说500人）执政官候选人，然后再用抽签的办法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这一措施大大增加了平民担任执政官的机会。

克里斯提尼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大大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削弱了贵族的势力，调动了雅典公民的政治热情，促进了雅典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改革奠定了此后雅典政治制度的基础，为雅典政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尤其是五百人会议的建立，使得雅典国家的立法权基本上掌握在了公民的手中。加之，克里斯提尼改革在政治制度方面引入了抽签选举、权力碎化、轮番而治等民主政治的原则，为平民更全面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制度也有效防止了官僚队伍结党营私，削弱了行政官僚队伍的权力，使得立法、司法权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权力分立的结构更加均衡。因此，克里斯提尼改革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标志。

[1]Aristotle，TheAthenianstitution，trans。byH。Rackham，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1986-1999printing，4。中译本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这里的时间以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推算。亚里士多德称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是在梭伦改革32年之后，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共计统治了6年（公元前562—前556年），12年后第二次建立僭主政治，统治了7年（公元前544—前537年），后自己逃亡，11年后第三次建立僭主政治，统治了只有4年（公元前526—前522年）。亚里士多德称庇西特拉图只统治了17年。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54。

[4]Aristotle，TheAthenianstitution，22，5。

[5]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