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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雅典（第1页）

第三节雅典

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这里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经济就较为繁荣。《奥德赛》称雅典是一个“街道宽阔的城市”。考古资料表明，当时的雅典卫城就已经建有城堡和防御性建筑。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时，阿提卡因为土壤贫瘠而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很多土著居民逃往此地。阿提卡地区存在一些独立的小国家。

一、公元前11世纪至前7世纪的雅典

阿提卡地区的统一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阿提卡地区经济开始恢复。雅典率先生产出原始几何风格的陶器，后来又生产出更精美的几何陶。接下来的荷马时代，希腊陶器一直追随雅典风格。公元前9世纪出现了豪华的墓葬。公元前8世纪，雅典周边地区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原先人口稀少的阿提卡乡村也出现了新的定居点。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雅典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各地的独立政权围绕雅典逐渐走向统一。

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9世纪，直到公元前8世纪末才基本完成，厄琉西斯、萨拉米的并入则更晚。在雅典的历史上，人们把这一过程想象为英雄提修斯的伟业。传说阿提卡地区因为政治分裂，各地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斗殴，提修斯走访各地，倡议在雅典卫城建立统一的政府和议事会。为此，雅典还设立“统一节”（Synoikia），纪念阿提卡的统一。但阿提卡的统一并不完全是和平的联合，其中也伴随着征服。提修斯的传说中就提到，部分地区是慑于提修斯的威力而联合的，至于萨拉米则是通过战争征服的（详见下文梭伦改革）。

雅典早期政制早期的雅典政制为王政，但国王的权力有限，长老会议、公民大会依然存在。传说提修斯甚至承诺建立民主政府，此说不一定可信。社会管理组织带有浓厚氏族部落成分，但与自然生成的血缘组织不尽相同。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雅典按一年四季之例设置了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为三个区，这些区又被称为三一区（Thritetyes，又译作“特里提斯”）或胞族，每个胞族有30个氏族，对应每月30天。

公元前7世纪，雅典政治演变成典型的贵族政治。传说雅典末代国王骄奢**逸，在战争上懦弱无能，贵族发动政变，设立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不久又设立了名年执政官，名年执政官的名字成为当年的年号。原先的国王职权被削弱，成为执政官之一，又称作王者执政官。这些执政官最初是终身任职，后来改为十年一任。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增加了6名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es），主管司法事务。至此，执政官总人数达9人，成为定制。执政官任期也改为一年一任，一般情况下不得连任。少数贵族垄断了雅典的高级官职，他们被称为“好父亲”集团。贵族掌控的战神山会议（即贵族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人，不经审判就可以直接处以罚金或刑罚[1]。卸任执政官直接进入贵族会议。公民大会依然存在，但权限不清，出席大会的可能是那些经济独立、能自备装备出征的公民。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公元前7世纪，雅典社会的经济持续发展。雅典生产的陶器遍及希腊各地，在小亚的阿尔明那、埃及的瑙克拉提斯城、伊达拉里亚等地都发现了雅典生产的陶器，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陶器排挤了伯罗奔尼撒生产的陶器，而拉哥尼亚陶器甚至销声匿迹了。

经济的发展加剧了雅典社会的贫富分化。贵族阶层利用国家权力盘剥下层平民。他们发放高利贷，要借债人以人身和土地作抵押。一旦债务人不能及时偿还债务，他们或者没收其土地，或者将其子女、妻子甚至其本人拘为奴隶，直至将他们出卖还债。更多的债务者沦为贵族的保护民，这些人被称为“六一汉”。“六一汉”是因为抵押土地，被迫缴纳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一”而得名。他们以前是与贵族享有同等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氏族成员，一旦沦为“六一汉”，他们就失去了政治权利。“六一汉”与奴隶只有一步之遥。生活的困苦、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使雅典的平民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改革欲望。

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各个阶层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元前632年，雅典发生基伦（）暴动。基伦出身于贵族家庭，是麦加拉僭主提阿格尼斯的女婿。当时希腊不少城邦实行僭主制，基伦也企图借机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他从岳丈那里得到一支军队，同时联络了一批朋友，利用不少雅典人赴伯罗奔尼撒半岛参加奥林匹亚节时发动暴动。基伦希望雅典平民与其他城邦的平民一样，支持他建立僭主政治。但是雅典人得知此事后，迅速从乡村赶来，将基伦包围起来。基伦和他的兄弟设法逃脱，而其他的党羽只能躲藏在复仇女神的神庙内，祈求神的庇护。在久困之后，这些暴动者都被杀死。

图4。3绘有屈膝战士形象的阿提卡陶器

基伦暴动失败后，贵族势力得以加强。公元前621年，德拉古（Draco）制定了旨在进一步保护贵族利益的法律。德拉古一方面把一些传统习惯上升为成文法，以巩固贵族阶层的地位，如进一步明确担任国家公职的财产资格，要求贵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另一方面对贵族阶层的专横跋扈加以抑制，抑制私人法庭的活动，要求司法案件交由国家法庭审理。但德拉古法律最引人注意的则是惩罚措施的残酷性，甚至连懒惰、偷菜这样的行为都要判以死刑。有人问德拉古这样做的依据，他回答说：轻罪理当处死，只是重罪没有更合适的刑罚。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德玛德斯比喻德拉古法律是“用鲜血写成的”。德拉古法律并没有达到平抑社会动**的目的。由此可见，贵族政治或僭主政治都不适合雅典社会。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

梭伦改革基伦暴动和德拉古立法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剧了雅典社会的危机。在政治上，有人形容雅典“有多少不同的地区，就有多少政治派别”。公元前600年前后，基伦派势力复苏，与阿尔克密尼德家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导致阿尔克密尼德家族被放逐。此后，各派势力逐步整合形成了三个党派：山地派代表山区平民，主张极端民主制；平原派代表贵族阶层，主张极端寡头制；海岸派混合前述两种主张，主张建立混合制政体。政治斗争的背后是经济矛盾，当时雅典社会的绝大部分平民都沦为被保护民或“六一汉”。外交上，雅典屡遭败绩，先在与密提林争夺西格昂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后在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的斗争中再遭失败。当时密提林、麦加拉都建立了僭主政治，国力一度有所上升，社会出现了繁荣景象，雅典在与它们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外交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雅典贵族采取了高压政策，例如制定法律，禁止讨论夺回萨拉米岛之事。贵族专横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部分平民酝酿发动暴动，推翻贵族的统治，实施彻底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该年度的执政官，开始推行改革。

梭伦出身于贵族家庭，但至其父辈已经家道衰落。梭伦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阅历。他创作了许多政治诗、智慧诗，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作为贵族青年，梭伦关注国家的政治。他曾经写诗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平民表示关心。在雅典政府禁止讨论收回萨拉米岛时，他装疯卖傻在市民广场朗诵他的诗作，激起人民的斗志，最终他亲自率军征服该岛。通过斯巴达的裁决，雅典获得了萨拉米岛的合法占领权。

梭伦改革的第一项措施是“解负令”。解负令规定取消一切债务，把用作抵债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取消以人身为抵押借贷。解负令一度遭到各阶层的反对，富人因为被剥夺债权损失了财产，穷人因为平分土地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过了一段时间，平民认可了这项改革措施，授予他更大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此后，梭伦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

在经济方面的其他措施有：规定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个限额的具体数量），这对抑制土地兼并有重要意义；改革币制，采用优俾亚制，按雅典旧制1明那等于73德拉克马，现在则等于100德拉克马，这一改革有利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平民，他们因为货币增值而减轻了负担，同时也有利于雅典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贸易。此外，梭伦还禁止除了橄榄油之外的粮食原料出口，以免粮食因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流向国外。措施还规定：熟练的海外工匠可以携带一人移居雅典；雅典家庭的父亲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学会一技之长，否则将来儿子可以不赡养他。这些措施对于促进雅典手工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方面，梭伦把全国公民按年收入分为四个等级，并根据不同等级赋予不同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不同的义务。第一等级为年收入500麦斗以上，称为“五百斗级”（又称“富豪级”）；年收入在500-300麦斗之间，或能够养一匹马的，为第二等级，称作骑士级；年收入在300-200麦斗之间的为第三等级，称作双牛级；年收入低于200麦斗的为第四等级，称为日佣级，即“泰特”（Thetes）。不同等级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第一、第二等级可以当选执政官、司库官等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以当选其他一般官职，第四等级只能参加公民大会或作为陪审员参加陪审法庭。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等级对城邦承担不同的义务，第一等级必须为城邦造船和节庆提供所需要的资财，第二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提供轻装步兵。此项措施一方面扩大了执政官的社会基础，因为500斗级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贵族集团，另一方面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均衡的原则。

梭伦改革的第二项措施是创立了新的负责提案的组织——四百人议事会。四百人议事会成员由四个部落分别选出100名代表组成。议事会负责预审即将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任何议案不经议事会讨论不得提交公民大会表决。议事会剥夺了原先属于贵族会议的预审权，同时议事会由400人组成，使许多非贵族阶层的代表有机会加入，增加了雅典政治的民主成分。

随着400人议事会的建立，贵族会议的职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首先，贵族会议失去了原先的预审权、创制权，成为监督和法律护卫者，保留了监督最重大国家大事、最高司法审批权、审讯国家公敌等职权。其次，执政官卸任之后就成为贵族会议的成员。尽管贵族会议的名称保留，但由于出身平民的执政官人数增加，也就增加了贵族会议的平民色彩。

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在选官制中引入抽签法。国家公职先由各部落选出候选人，再在候选人中抽签产生最后人选。如执政官，先在各个部落分别选出10个人，再从40个候选人中抽签产生9名执政官。

第四项措施是建立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审判由陪审员投票表决，而所有的公民都有资格担任陪审员。陪审法庭可以受理任何人提出的上诉。陪审法庭赋予普通公民参与司法审判的权力，这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生活方面，最重要的是颁布遗嘱法和女继承人法。雅典此前没有立遗嘱的规定，死者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家族。遗嘱法规定没有子女的人可以立遗嘱把财产赠给指定人选，并且规定遗嘱必须是在没有受到疾病、药物影响和他人强迫之下订立的。遗嘱法使一个人占有的财产成为真正的私有财产，促进了雅典私有制的发展。女继承人法规定女继承人只能与法定监护人和最近的亲属，尤其是丈夫家族内的亲属结婚。此项措施一方面可以保证财产留在男方家族内，同时也可以使遗腹子嗣留在男方家族。此外，梭伦还规定禁止厚嫁厚葬，并对打井、灌溉、种树等事项作出规定。

梭伦是雅典中等阶层的代表，他的改革也体现出“中庸”的色彩，试图在贵族和平民的政治要求之间寻求妥协，维护双方的利益。他说自己是“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但是，梭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平民因为重分一切财产的目的没有实现而不满意，贵族阶层因为取消债务而使自己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怼。另外，梭伦实施改革时没有注意制定政策时的保密工作，从而使部分人能借机谋取私利。例如有人提前知道“免除债务但不收回土地”的改革措施，事先恶意借贷大肆购地，从而大发横财。此类失误，也招致很多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