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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第2页）

“我们祈求我们的市场每天都摆满了好东西，大蒜、嫩黄瓜、石榴、大堆的菜果，给仆人穿的小上衣。彼奥提亚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鸽子和野鸭，他们的鹅和行鸟（plovers），充足的鱼蓝，从考帕斯（Copais）打来的鳝鱼……”（阿里斯托芬《和平》）

“你将看到卖什么的都有，在雅典同一个地方——无花果、传唤人、葡萄酒、梨、苹果、证人、玫瑰、欧楂果（medlar）、羊杂、蜂房、鹰嘴豆（chickpea）、诉讼、牛乳（beetings）、牛乳布丁、肉桂（myrtle）、投票器、风信子、羔羊、水表、法律、起诉书……”（喜剧诗人欧伯罗斯的残诗）[19]

图5。6雅典阿戈拉遗迹

从中可以看出，市场中的农畜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推测这些东西的卖者大都是住在乡下或者邻邦的农民，他们在集市上卖掉这些剩余农副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一些零用钱，再去购买那些自己不能生产而又必需的手工业品。实际上，除了这些定期但没有固定摊位的集市外，阿戈拉附近还有很多常年营业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除了包括制陶、制革、铁匠铺子、武器、木工等在内的手工业作坊之外，还有包括面包店、鱼店在内的食品店或食品加工店和旅店、理发店等服务性的店铺。

如果说雅典卫城的阿戈拉主要经营的是雅典城邦内部以及周边城邦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话，那么其另外一个城市中心比雷埃夫斯港则主要进行雅典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的邦际贸易。从古典时代起，尤其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的海上帝国建立起来，地中海地区商路的便利和雅典的海上优势地位更使雅典已经十分发达的工商业活动如虎添翼，每天都有大量的包括奴隶、奢侈品和各种地方特产在内的来自希腊以及域外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易。这些商品既极大地丰富了雅典人的物质生活，也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一个最大的卖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主人公菲洛克里昂因为有一件波斯产的上衣和一双拉哥尼亚产的鞋子而沾沾自喜[20]。伯里克利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更是充满骄傲地说：“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21]不过，与手工业的情形相仿，在雅典从事商业活动的也大多是外邦人：“在码头、在街上、在市场、在肮脏的货摊和繁华的集市里，外邦人都占据着零售贸易……无论是进口商还是中间商，他们几乎总是外邦人。”[22]

关于雅典进出口的主要货物，格洛兹还我们列出了这样一张清单：

雅典最重要的进口物是超过100万麦斗的谷物、干鱼、咸肉、酒、奶酪和水果；接着是原材料铁、铜、木材（用于建筑、细木工制品和柜子制造）、沥青、石蜡、象牙、皮革、羊毛、亚麻纤维和纸莎草纤维；制成品有来自科林斯的砖，来自开俄斯和米利都的床，来自迦太基和波斯的地毯，来自麦加拉的普通衣服，来自埃及的精细纺织品，来自伊达拉里亚的靴子和青铜制品以及来自阿拉伯的香水。为抵偿购买物，雅典有农业产品和畜牧产品，如油、葡萄酒、无花果、蜂蜜和优质羊毛，矿产品有铅、银和大理石，工业和艺术业有普通的陶器、珍贵的花瓶、武器、赤陶土雕塑，最后还有书[23]。

古典时代商业的发达还体现在货币的广泛使用和货币交换制度的建立上。在梭伦改革时期，按照年收入谷物量的多少来划分财产等级的做法说明那时候雅典还没有货币。据研究，雅典铸造货币最早开始于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且最初都是面额较大的银币，因此不可能通用于地方性的市场交易[24]。有人推测，当时铸币的用途主要是为了发放僭主的雇佣军的军饷[25]，商品交换仍然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进入公元前5世纪，城邦才开始大量地铸造小面额的铜币，货币才开始进入地方的市场，成为交易的媒介。据粗略统计，雅典的阿戈拉从古到今出土了近10万枚铸币，绝大多数就是这样的铜币[26]。小面额铜币的发行和流通说明了雅典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

如果说小面额铜币的发行主要是用于城邦内部的普通日常用品的交易，那么大面额银币则为昂贵的奢侈品买卖和大宗的商品交易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雅典与希腊各邦以及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中，由于使用的货币不同，为商品的交易带来了种种困难，于是，希腊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兑换商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市场上，这些货币兑换商被称为“坐在桌边的人”（trapezitai），专门经营与钱币有关的业务，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本邦与外邦的钱币兑换业务的同时，也兼营一些钱贷业务，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通过考古发掘，在雅典出土了很多种外币，其中有来自赫勒斯滂和波斯的金币、优俾亚的大铜币以及迦太基和西西里的货币[27]。同时，出土的雅典银币也基本上遍及了整个希腊以及希腊人所能够到达的大部分地区，从西班牙到印度都有发现[28]。这些发现为古典时代雅典对外贸易的发达提供了证明。

图5。7雅典银币

有了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也就出现了对商品价格的记载。以下就是历史学家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制作的一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表[29]：

雅典货币单位及部分商品或服务价格表

虽然这些记载并不系统，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分析：首先，价格比较昂贵的主要是马匹、奴隶和贵重的奢侈品（包括进口的手工艺品），其消费群体显然只限于少数的富人阶层；其次，普通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相对比较便宜，但也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弗罗斯特把雅典的工资和价格水平与当时的英国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发现雅典的日工的工资是很高的（约1德拉克马），家具和牲畜的价格差不多，而食品和简单的衣服却贵得惊人[30]。可能的原因是食品和衣服是可以在家庭中生产的，商品化的程度不高，因此价格偏贵，而那些家庭中不能自产却又必需的低档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如农具和各种陶制容器，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所以其价格也相对低一些。可见，商品的价格也会随着市场规律而出现上下的波动，正如色诺芬所言：“黄铜业人数过多，黄铜器皿的价格必然变得低廉时，工人就破产了……五谷和酒类过剩所产生的结果是，土地产品价格低廉。”[3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古典时代的希腊各邦在农业的生产组织、技术方法以及发展水平上还较为接近的话，那么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却是十分巨大的，其中以雅典、科林斯等国为代表的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不过是希腊城邦中的少数和例外，绝大多数城邦的工商业都仍然停留在从前的低水平上。

比如，希腊的另外一个大邦斯巴达就像一个大的村落，既没有雅典那样宏伟壮观的卫城和繁荣的城市中心，也没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由于一直严格地恪守着来库古改革时期就确立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实行旨在消灭贫富分化的公餐制度，把商品经济抑制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除了庇里阿西人为斯巴达人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基本用品之外，斯巴达人绝对禁止从事任何的工商业活动，其生活来源主要是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份地，份地上的耕种者则是黑劳士。像斯巴达这种施行单一的农业生产和计划经济的城邦还有很多，构成了与雅典不同的另外一种城邦经济的类型。

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说，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工商业只是在某些城邦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这种发展绝不是总体性的和全方位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把雅典等同于希腊。

二、奴隶制度的繁荣

在讨论希腊古典时代经济发展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奴隶制度的繁荣。虽然早在《荷马史诗》当中就有了使用奴隶的记述，在王公贵族的家中有着大量的奴仆，但那时候奴隶的使用仍然以家内的劳动为主，家庭奴隶制是普遍的形态，关于奴隶的记载零星而有限，就奴隶的数量而言，带有想象的和夸张的成分，并不是真实情况的记录。从古风时代后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关于奴隶的记载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出现了在富裕的平民家中拥有奴隶的记录。到公元前5世纪，文献中提到的奴隶使用已经遍布于家内劳动、农业、手工业和城邦的各种服务部门。例如，希罗多德说，从前“雅典人常常打发他们的子女到‘九泉’去取水。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无论是雅典还是其他希腊人，都尚未使用家庭奴隶”[32]，而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了，家内奴隶的使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到了公元前4世纪，奴隶更成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家庭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33]他认为，“在财富方面，首要和最必需的东西就是……上乘的奴隶”[34]。

那么，在古代希腊为什么会产生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为什么会在古典时代进入全盛时期呢？应该说，希腊奴隶制度的产生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于这个问题，古史名家芬利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奴隶制度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社会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农业生产为主，并出现土地私有和土地集中；第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三，社会内部劳动力供应不足[35]。这种说法是颇具启发性的。我们看到，希腊奴隶数量迅速增长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时期，也正是希腊商品货币经济日趋发达的时期。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为奴隶市场提供了大量和充足的奴隶来源，城市、市场和土地占有规模的扩大则刺激了奴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最初以个别家庭的奴仆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奴隶制向更多的家庭拥有的用于各行各业（尤其是手工业领域）的古典奴隶制的过渡。

近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奴隶制度做了大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以及对资料的不同解释，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古典时代希腊奴隶制度进入繁盛时期却是学界的共识。下面我们就结合有关研究成果，以雅典为主要参照，对奴隶的来源及其价格、奴隶的类型、奴隶的数量及其在公民中的占有率、奴隶的使用领域，以及工种分布和希腊人的奴隶观念作出概括和分析。

奴隶的来源及其价格战争、债务奴役和家生是奴隶产生的三种主要途径，其中，战争是奴隶最重要的来源。从很早的时代开始，战争中由于战败而被俘的士兵及其家属只有两种命运，或者被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成为希腊人处置战败者普遍的和通用的法则。在一场决战之后，那些不能够出钱赎买自由的人就只能沦为奴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一个城市被占领之后，男人被杀死，妇女和儿童则被胜利者以抽签分配。战败的希腊人尚且如此，被抓获的非希腊人就更不能逃脱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了。据说在优里密顿战役之后，客蒙就为雅典带回来两万人以上的奴隶[36]。除了直接的分配之外，还有大量的战争俘虏流入奴隶市场。在希腊，哪里有战争，哪里就会有奴隶贩子的身影，因为每次战争都会产生大量的俘虏，奴隶贩子就会乘机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从胜利者手中把这些战俘买下来，再运送到奴隶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因此，古典时代连续不断的战争为那些由于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常立于不败之地的大邦提供了持续和充足的奴隶来源。随着奴隶供应数量的增加，奴隶的价格随之下降，使很多从前买不起奴隶的人也有了购买奴隶的能力，奴隶开始进入了更多的公民家庭。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家生。男女奴隶结合而生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奴隶，不过，由于奴隶被视为劳动工具和主人的财产，一般不能正式结婚和建立家庭，所以家生奴的数量十分有限，仅仅存在于一些奴隶地位相对较高、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另外，由于婴儿生下后要增添口粮，所以奴隶生下的婴儿很多被遗弃或杀死，能够存活下来要么是出于人手的需要，要么是由于主人的善心。在希腊，奴隶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人身自由，成为“被释奴”，但要恢复或者获得公民权利却极为困难，被释奴的地位与城邦中定居的外邦人大体相当。来自德尔菲的一份释放奴隶的文书显示，在841个被释奴中有217个家生奴隶，可见主人更愿意释放那些从小看着长大的奴隶[37]。

除了这三种途径之外，土匪、海盗和人贩子通过劫掠和欺骗等方式把失去公民权的人和偏远地区的异族人抓获后卖给奴隶贩子，也是奴隶市场的供应来源。由于城邦的种种保护和限制措施，城邦自身产生的奴隶和希腊人奴隶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边远落后地区和异域的外国人被劫掠和欺骗而沦为奴隶，也是奴隶的来源之一。在公元前415年的一份有16人的奴隶清单中，包括5个色雷斯人，3个卡利亚人，2个叙利亚人，2个伊利里亚人，1个斯基台人，1个乔尔西狄亚人，1个吕底亚人和1个马耳他人[38]。此外，据文献记载，还有很多来自波斯、腓尼基、阿拉伯、利比亚、埃及的奴隶。通过劫掠外邦人和异族人而获得更多的奴隶是希腊诸邦对外战争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希腊奴隶制度的重要特点。

在古典时代，由于奴隶来源的多样化，奴隶的市场供应日益充足，奴隶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但由于性别和能力的不同，奴隶的价格也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女奴由于能够生育等因素而价格比男奴稍高些。在男性奴隶中，仅仅能够进行体力劳动的奴隶的价格偏低，而那些能够读书写字的有文化的奴隶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为这些奴隶不仅能够用于家务和生产，还能够充任管家和家庭教师，因此比较受欢迎。公元前415年的一份官方记录中记载了这一时期成年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是167德拉克马，其中乔尔西狄亚人、斯基台人、伊利里亚人、卡利亚人和美塞尼亚人等比较“粗野”的人最多只能够卖到105德拉克马，而吕底亚人、塞弗勒尼亚人和两个叙利亚人则由于聪明和训练有素而可以卖到240到301德拉克马。就女奴而言，价格均在135到220德拉克马之间，平均价格高于男奴。在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奴隶中，仅仅能够出卖体力的矿工和农业工人的价格大致在125和184德拉克马之间，而熟练工人的价格却高得惊人。据记载，20个制柜工人被用作40明那借款的抵押，每个人的价值超过了2明那。一个建筑工奴隶甚至可以卖到5到6明那。据研究，到了公元前4世纪，奴隶的最低价格与公元前5世纪变化不大，但平均价格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39]。

所谓国有奴隶，就是指他们都是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配给公民家庭和个人来使用，并由国家对这些奴隶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奴隶会按照要求在所在公民家庭的份地上劳作，向公民提供农产品，公民对其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没有生杀大权。国有奴隶制的典型代表就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40]。这些被称为“黑劳士”的国有奴隶都是作为对外战争的战利品被举族抓到斯巴达来的，国家把这些奴隶按照每户斯巴达人分得7户的比例分配给斯巴达人使用，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斯巴达人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由于黑劳士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斯巴达人，所以对斯巴达人来说十分危险。为了监管和奴役这些国有奴隶，斯巴达人建立起十分严酷的黑劳士制度，包括给他们穿上容易辨别的衣服，定期地把奴隶中优秀的也是最危险的分子除掉。斯巴达的高级行政长官监察官每次上任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十分特别的向黑劳士宣战的仪式。正是由于黑劳士制度，一方面使斯巴达人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他们的主要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从而成为专职的军人，成就了斯巴达作为希腊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人数如此众多而且十分危险的黑劳士，斯巴达人也不能够再进行其他的生产活动了，这些国有奴隶就像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一座活火山，斯巴达人只有全力以赴地加以监督、控制和奴役，才能够保障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黑劳士虽然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却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其一举一动都处在斯巴达人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有人说，“在斯巴达，自由人更像自由人，而奴隶则更像奴隶”。除了斯巴达，还有很多城邦都实行着与之类似的国有奴隶制度。

与国有奴隶制相对应，希腊奴隶制度的另外一种类型就是私人奴隶制度。从来源上看，这些奴隶并不是通过城邦的对外征服活动集体俘获然后分给公民个人的，而是奴隶主们通过各邦的奴隶市场购得的。因此，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属于公民个人，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家里的牲畜那样随意处置他们。由于私人奴隶的来源不一，地域、种族甚至语言各异，加之工作性质上的不同，在公民家中的地位亦千差万别，所以很难团结在一起反抗奴隶主的统治，国家完全把奴隶的监管权交给奴隶主个人。与国有奴隶相比，私人奴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甚至还能够拥有一些财产。在雅典，私人奴隶成为奴隶的主要类型。可能也受到城邦民主制度下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氛围的影响，雅典的私人奴隶以“散漫和放肆”而著称，尤其是那些高级奴隶，据说在与主人走在街上的时候，因为穿着入时和气质非凡而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奴隶主。亚里士多德就轻蔑地评论说，“民主政体会造成奴隶的无法无天”[41]。当然，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只是奴隶的两种基本类型，斯巴达和雅典只是分别以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为主，并不纯粹，斯巴达也存在着私人奴隶，而雅典也有专门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国有奴隶。

奴隶的数量及其与公民的比率（以雅典为例）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对古希腊的奴隶人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奴隶劳动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的评说，更关系到古希腊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性质的界定[42]。

虽然在希腊的史料中并不缺乏对奴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关于奴隶人数却没有留下多少全面、真实和准确的记载。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到在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人接受了雅典叛将阿尔西比阿德的建议常驻阿提卡，造成了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的严重后果[43]。这恐怕是关于雅典奴隶数量的唯一一个确切记载。由于修昔底德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秉持着客观真实的治史原则，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虽然具有估计的性质，但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这个数字至少可以成为雅典奴隶人数的下限。对于雅典奴隶人数的上限，史家们却看法不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结论是从2万到20万不等。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和估算方法的多样，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况且奴隶人数本身是一个变量。但通过现有材料和科学方法推测出奴隶人数的一个大致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我们只采纳其中一种折中和粗线条的看法，即古典时代的雅典在奴隶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万左右（最低不少于2万人）[44]，大体上与公民及其家属的人数相当。

与奴隶的总人数相比，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奴隶在各个等级的公民家庭中的分布情况，因为这种分布状况与奴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通过零星的记述和大致的估算，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基本的回答。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公民中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奴隶的。修昔底德提到，在参加西西里远征的重装兵中，有些人没有奴仆[45]，而重装兵来自于雅典的第三等级。阿里斯托芬在喜剧《公民大会妇女》中，号召改变“一个人有上百个奴仆，别人甚至没有一个奴仆”的现状[46]。亚里士多德虽然说过奴隶是家庭劳动中所必需的，但又说“耕牛是穷人的奴隶”[47]，“穷人们没有奴隶，不得不让他们的妇女儿童做那些由仆人来做的事情”[48]。

美国学者萨尔金特（R。L。Sargent）根据各等级公民的财产状况和历史记载推测出雅典各等级家内奴隶的人数，得出了前三等级的奴隶平均数[52]。我们如果把各等级公民的大概人数与奴隶占有数量对应起来，可以得到下表：

这样，第三等级中奴隶的占有量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环节，由于没有确切的记载，为了得出大致的比例，我们姑且取一个中间数，第三等级有奴隶的人数以一半来计算。那么，在雅典的23300个公民中，有奴隶的人数约为6300人，占总数的27%。如果再联系到前文中所论述的土地占有结构的问题，我们知道23300个公民中，约有17300个公民拥有土地，那么在有地公民中拥有家奴的比重则为36%。所以，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在雅典的土地所有者中，大约占到23的家庭是没有奴隶的，这些在公民中占大多数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完全依靠自己耕种小块土地为生，这种人也就是希腊语中经常出现的“自耕农”（autos）[53]。

奴隶的使用领域及工种分布在大致弄清了奴隶的数量及其在公民中的占有率问题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城邦中的奴隶被更多地用于家内劳动还是手工业作坊这样的生产部门呢？不论从现有的记载还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需要人手的多少来看，奴隶的使用都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为什么在雅典的有地公民中，拥有奴隶的人数仅占到13左右，而且家用奴隶的人数十分有限呢？这主要是由家内劳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家内劳动大多是非生产性的，奴隶的大量使用不但不能增加财富，反而由于要准备更多的口粮和生活用品而成为一种负担。因此，除了那些拥有足够的资本、有能力炫耀其富有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是不能也无力养活数量众多的家庭奴仆的。在农业生产中，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奴隶的使用无疑可以弥补人手的不足，有利于产量的增加，但又会受到土地规模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的限制。土地规模太小的话，一方面不需使用奴隶，另一方面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只有土地面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增加人手的需求；但是，农业生产又有着明显的季节性，农忙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手，而农闲季节则无事可做。因此，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为了农业生产而购置一名奴隶是不合算的，临时性的雇工就成为农业生产中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最重要的方式，而数量众多的少地和无地的第四等级公民的存在为雇工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来源。不仅中小土地所有者，而且大土地所有者也都倾向于使用雇工来弥补农业生产上劳力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虽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地产，但却没有看到像罗马那样的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记录。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土地所有者都会根据其地产的规模养活尽量少的奴隶，用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充当奴仆；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奴隶更是十分有限的。

综上所述，不论从普遍性还是数量来看，雅典奴隶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从家内服务、农业生产、手工业作坊到采矿业逐级上升的趋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工种分布，是与在古代希腊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社会经济结构密不可分的。不论是个体农业还是手工业，其劳动力的规模都受到种种限制，农业受到土地规模的限制，手工业则受到资金和市场的限制。如果说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人手多了就意味着浪费，那么手工业则可以常年进行生产。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战争的需要，雅典的手工业规模也出现了相对的扩展，其中制陶业和武器制造业尤为突出，这些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有技术或无技术的奴隶。但是，由于市场规模毕竟有限，再加上战乱和农业歉收以及同业作坊的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产品一旦过剩就会面临破产的威胁。因此，即使在奴隶制处于繁荣阶段的古典时代，20人以上的大作坊也很少见[56]。正如格洛兹所言：“奴隶是一个用起来很昂贵的工具，一个甚至在不工作时也必须供养的机器。不购买超过工作必需的人手，对农民和手艺人来说是很有益的。”[57]与农业和手工业相比，采矿业则较少受到上述条件的制约，在奴隶的使用上也就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对此，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作出了系统和明晰的分析：“一切拥有农田的人都能够说出他们的土地需要多少对牡牛和多少人手，如果送到田里的牛和人手多于需要，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失……矿山总是人手不够，目前在矿山中拥有奴隶的人，谁也没有减少这些奴隶的人数，事实上反而尽可能不断增加他们的数目……人越多，产量越大……在我所熟悉的各行各业中，只有银矿业，其中没有人嫉视别人扩张其经营范围。”[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