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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第1页）

第三节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

进入古典时代，希腊各个城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古风时代相比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雅典。雅典依靠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及海上力量的优势地位，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古典时代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如果说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在作物的种类、耕作的技术以及产量等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上的话，那么手工业和商业与从前相比则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商品种类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上，也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公民中从事或参与工商业活动的人数的明显增加上。市场在城邦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奴隶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广泛和大量地使用在诸如手工业、采矿业等生产部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反映，关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记述或讨论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戏剧、哲学和艺术作品中，思想家们纷纷对农工商业在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进行全面的反思，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经济观念。他们在肯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社会分工和人们的生活需要上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大多给予了农业以高度的评价，对人们在工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金钱的无限欲求和欺诈行为予以谴责，并建议城邦的执政者对工商业的发展予以严格的监管和限制。固然，“重农抑商”观念的产生不但不能否定古典时代工商业发展的事实，反而说明了工商业活动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但是这种观念毕竟是传统社会的农业和农村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反映。

在希腊古典时代的工商业出现较大发展的同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度也进入完备和稳固的时期。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古史学界乃至东西方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古史现代化学派”，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看到了古代世界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相似性，给古代希腊贴上了“工商业文明”的标签。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研讨和反思，“古史现代化学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把希腊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的“原始派”尚未取代“古史现代化学派”。原始派的学说，近年来也不断受到挑战。所以，如何确定农业和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影响和地位，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农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是公民团体。梭伦把公民权总结为三个要素：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土地所有权。可以说，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经济地位上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可以拥有土地。保有一块份地既是公民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持公民权的重要保障。“古典城邦中自由民最重要的特征包括，国家对农民和他们的土地不征收固定的人头税和财产税，同时只有公民才拥有土地，而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在城邦早期，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无疑都是土地所有者，梭伦改革中按照农产品产量的多少来划分公民的四个社会等级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通过立法和改革活动维持土地占有现状以及保障公民能够占有一块份地以维持公民团体的稳定性，一直是城邦执政者的政策，但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贫富的分化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仍然在所难免。城邦通过对外殖民，解决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公民的生计问题，但本邦中“非农业”公民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以雅典为例，由于耕地有限、土地贫瘠，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梭伦时代就确立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国策。进入古典时代，雅典虽然发展成为全希腊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但农民公民为公民团体主体的社会结构，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希波战争中，波斯大军兵临城下，其中的一个熟悉雅典的人说：“我们所要征伐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2]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描述雅典人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修昔底德说：“他们觉得迁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习惯于居住于乡村的。从很早的时代以来，雅典人的生活就比其他人更加具备这种乡村生活的特征。……因此，雅典人长期以来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的独立的城镇中的……大多数的雅典人，从早期时代直到这场战争前，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乡村。”[3]其实，生活在城里的人也有很多是土地所有者。修昔底德的这一记述，正说明了土地所有者构成了公民团体的主体。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公元前403年，雅典做了一次调查，没有地产的公民有5000人[4]。这是雅典历史上留下的公民人数中关于非农业人口的唯一一个数字。如果当时的公民人数按照保守的2万人计算的话，那么土地所有者也占到了公民总人口的75%。

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执政者中开始出现一些有工商业背景的公民，小贩和商人成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讽刺和挖苦的对象。由商业纠纷引发的官司也大量出现。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城邦经济生活中的工商业比重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占据公民主体的状况却并未改变，中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构成城邦的经济基础，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稳固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

雅典土地占有结构的稳定性既说明了土地和农业生产在城邦经济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凸显出工商业活动的附属性和边缘性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很多包括葡萄酒、橄榄油、蜂蜜等产品在内的手工业生产和交换活动基本上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充其量仅仅是一些副业，既不是独立的手工工场，也不是公民唯一的生活来源；第二，城邦中大多数独立的工商业作坊都是由外邦人来经营的，他们在城邦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中都基本上处于无权的状态。因此，如果说在雅典这样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邦的公民团体中都没有形成独立的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那么其他城邦就更加缺乏产生这样的政治集团的条件了。总之，从希腊城邦的公民构成来看，土地所有者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也一直是城邦经济生活的中心和基础。

那么，在拥有土地的公民中，土地在各个等级之间的分布状况又是怎样呢？根据芬利等历史学家对雅典各等级的人数及土地占有量的大致估算，我们可以得到下表：[5]

从中可以看出，中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个等级的土地数量差距不大，变化平缓，正如A。H。M。琼斯所言，雅典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除了顶上相当少的富人，就是下面大多数穷人，财富平稳地分布，从富到穷的变化是缓慢的”[6]。

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格局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几个大地产的记载，但这并不能说明整体性的变化。据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夫根据有关铭文材料的推算，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大致如下：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5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7。5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的土地的农民约1500户。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3。5公顷左右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土地的农民约1000户[7]。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希腊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大多出自雅典。通过雅典的情况我们试图说明，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土地仍然是城邦公民最重要的财富，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雅典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希腊各邦在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上还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在阿卡迪亚等地区就十分盛行大地产制，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也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现象。另外，各个城邦在土地私有化和国有化的程度上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强调古典城邦时代土地占有状况的共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地区和城邦之间的差异。

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特点上，古典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首先，希腊境内多山多石，耕地稀少，土地贫瘠，降雨稀少，面对如此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学会了因地制宜，在耕种谷物的同时，大力发展葡萄、橄榄、无花果等耐旱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酿造葡萄酒和橄榄油成为传统的和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小农常常利用农闲季节乘船出海，用自家生产的油和酒到产粮区去换取粮食。此外，养蜂、畜牧、家禽饲养、捕鱼、蔬菜种植等活动都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希腊农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重，谷物生产和多种谋生手段共存，生产和交换活动互为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而发展来的混合型农业从一开始就与市场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性质与其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如说是为了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亏空，没有超出自给自足型的生计农业的范畴，与现代社会为市场而生产的大型家庭农场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用充满惊讶的话语记述了埃及的农业生产竟然如此的轻松[8]。因为希腊既没有用于灌溉的大河，也缺乏肥沃的土壤，为了保障收成，希腊的农民要在土地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年中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劳作当中。即便如此，还可能受到旱灾等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威胁而颗粒无收。因此，劳动力投入很大的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是希腊农业的另一个特点。

古典时代的作家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对古典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细致的记述：

（1）土壤性质的辨别。“要做一个成功的农人，首先必须知道土壤的特性”，“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土壤能够生长什么，我认为，你就不能知道应该栽什么或播种什么。”辨别土壤性质方法之一是，“你看看别人土地上的庄稼和树木，就可以知道那个土壤能出什么和不能出什么了”，“如果你不栽种土地所喜欢的庄稼和树木，而播种和栽植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就不会得到好的收获”。方法之二是，如果土地没有显露出它的能力或处于荒芜的状态，那么也可以通过上面的野生植物来辨别，“如果地上的野生物是上等的，那么，只要好好耕种，这块土壤也一定能生产出上等的庄稼”。

（2）休耕地的准备。一年中休耕地的耕犁时间既不要选在冬季，因为那时的土地太过泥泞，也不要选在夏季，因为那时的土地太过坚硬；而应该选在春季，因为这时候的土地比较松散，容易弄碎，而且，“在这个季节里，掘起来的草很高，可以作为肥料”。到了夏季，还要屡次三番地翻掘土地，而且，“如果你要使杂草倒在地面上在暑热中枯萎……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盛夏的中午来翻掘土地”。最后，在翻掘休耕地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杂草和泥土分离开来，“必须把杂草扔在地面，让它枯萎，然后翻掘土地，使下面的一层（生地）也能让日光晒着”。

（3）播种的时间和播种的要领。人们一到秋季就急切地仰望着神，看他什么时候下雨，好让他们能够顺利播种。那么，“究竟是早播种好，晚播种好，还是在季度中间播种好”？回答是：“神并不是按照一成不变的法则来调节四时的。这一年可能早播种好，那一年可能晚播种好，而另一年就可能在季节中间播种好。”接下来的问题是：选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全部播种下去，还是从最早开始一直播种到最后？回答是：“最好是在整季度中接连地播种”，因为这样做可以“随时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要比一个时期收得太多，另一个时期收得太少好得多”。时间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技术上也不得马虎，“播种的人和弹竖琴的人一样，都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得心应手”。对于好的土地和坏的土地，播种的量应该不同，原则是“酒力越强，我就越多加水；挑夫的力气越大，我就让他东西挑得越多；如果必须养活别人，我就希望最富足的人养活最多的人”。也就是说，好的土地多下种，差的土地则少下种。

（4）生长时期的耨地除草等工作。在冬季雨量很大的时候，“有些麦子吸饱了水，上面盖满了泥，有些让水冲得露出根来”，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除去那些泥土，用土把根再埋起来。麦子中间的杂草会妨害麦子的成长，就“必须除去杂草，就像必须从蜂房里除去懒蜂一样”。

（5）收割。首先，在割麦子的时候，应该背着风站着，“因为我认为在割麦时如果让风把麦秆和麦穗迎面吹来，那对于眼睛和手都是有害处的”。其次，对于是靠近麦穗来割还是靠近地面来割，“如果麦秆很短，我就尽量靠下割，好使麦秸能更有用些；如果麦秆很长，我认为就应该从中间割，好使打麦人和簸麦人不必在他们所不要的东西上花费不必要的劳动。”同时，“烧掉割剩的残杆可以肥田，也可以把他们扔到肥料堆上来增大肥料堆的体积”。

（6）打麦子和簸麦壳。打麦子要使用牛、骡子和马。为了使它们能够井井有条地、均匀地踩麦子，打麦子的人需要“不断地翻弄还没有受到踩踏的麦子，把它扔到牲口的脚底下，这样他们当然就会使麦子匀称地铺在场地上，而且还能节省工作的时间”。接下来的工作是簸麦壳。要站在上风的一边簸麦子，麦壳就会飞过场地，不落在麦粒上面。当你把一半场上的麦子弄干净之后，先要把已经弄干净的麦粒扫在一起，再接着簸其余的麦壳。

（7）栽种果树。果树的栽种也是农业的一个部门。树坑的深浅和大小必须合适，因为如果树栽得太浅，遇到风吹草动就会从地里跑出来，因此“坑深绝不超过二尺半，也绝不少于一尺半”。还要看土壤的情况，干地挖得深一些，湿地则浅一些。栽种树秧的时候，如果你在树秧下面放一些已经翻刨过的土，生根会更快一些，同时，“要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土里，因为这样地底下可以有更多的发芽的地方……树秧就会长得又结实又快”。把土堆在树秧的周围的时候要把土弄结实，因为土不结实，“一下雨松土就会变成泥，使树秧有由于水分过多而腐坏的危险，要不然太阳也会把土晒得从头干到底，使树秧因根部过热而枯萎”。葡萄树和无花果的栽种方法差不多，橄榄树的坑则要挖得深一些，而且“所有的生长出来的嫩枝都有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残干”，“所有的树秧的头上都包着一层胶泥”，再“把破瓦片放到胶泥顶上”，而且“在地面上的那部分的树秧还要用东西缠起来”。另外，“当葡萄蔓自己爬到最临近的树木上，这就告诉你它需要支架”。当葡萄珠还很嫩的时候，要把叶子遮不到的地方遮蔽起来，使其不受日晒。但到了葡萄需要日光使其甜美的时候，它的叶子就脱落下来，这就告诉你去掉那些遮蔽日光的东西，好使葡萄成熟。在采摘葡萄的时候就像采摘无花果那样，随时选择采摘那些已经熟透了的。

图5。4绘有橄榄种植图像的双耳瓶

以上是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和方法，但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该如何去做，却“有些农人衣食丰足，而另一些农人则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甚至负债呢”？接着，色诺芬又继续阐述了其中的原因。由于懒惰和怠慢，有些人不肯为土地施肥，或由于怕麻烦不肯栽种橄榄树或无花果，或者种了却不肯用旧存粮酿酒，或者不肯经常除草。此外，在土地太湿或盐分太大的情况下，还需要开沟放水，掺和无盐的水来中和盐性。因此，“土地从来不耍花招儿，它总是坦率真实地告诉人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只要好好地照料土地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谴责者。”[9]以上色诺芬对农业生产作出的事无巨细的阐述既可以说明希腊农业生产的艰辛，也体现出希腊多种作物并重的混合型农业的特色。

手工业上文说到，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希腊的经济从很早就呈现出多种作物种植的特点，为了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亏空，种植葡萄、橄榄和养蜂成为普遍的副业。农民会利用农闲季节把自己生产的葡萄酒、橄榄油和蜂蜜运到产粮区去换取粮食，这一方面使希腊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带有较强的“商业”成分和色彩，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也构成了希腊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之外，包括食品的加工、衣服的缝制等工作早先也都是在家庭中进行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即使到了工商业十分发达的古典时代依然是土地所有者们的生活理想和基本状态。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存在和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邦手工业活动的发展。

除了家庭手工业之外，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独立的手工业作坊构成了希腊手工业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类型，其中，那些不能够在家中生产但又必备的产品一直是希腊手工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比如制陶业、武器制造、冶铁业、皮革业、织染业等，这些行业在古典时代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由于陶器用途的广泛和需求的普遍性，陶器制造是希腊手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部门。陶器不仅是盛放谷物、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的容器，也是居民每天生活用水获取和存放的必需容器。在古典时代，由于拥有优质的陶土资源、海上霸权和大力扶植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因素，雅典取代科林斯成为希腊最大的陶器制造和出口中心。雅典的陶器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做工精美，上面普遍绘有以希腊神话故事和希腊社会生活场景为题材的优美和生动的瓶画，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雅典的陶瓶随着葡萄酒、橄榄油的出口而远销到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大宗出口产品。在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都收藏着大量精美的古希腊的陶瓶，其中出产于雅典的陶瓶最多。这些陶器见证了古典时代雅典陶器制造业的发达。

在城邦体制下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公民需要自备武装，其中重装步兵的基本装备包括铠甲、头盔、长矛、盾牌和短刀等军事用品，因此，武器制造业成为各个城邦的基础性生产部门。我们迄今所知道的古典时代规模最大的手工场所就是雅典一个制造盾牌的作坊，它拥有120个奴隶。除了兵器，铁质农具和其他金属生活用品的制造也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关于铁匠铺子和铁匠的描述多次出现在古典时代的文献中。

希腊多山多石的地理特点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为畜产品、建筑业、采矿和金属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牛和羊的大量放养一方面促进了各种皮革制造和加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羊毛纺织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希腊的皮革制造和加工业分成许多个部分，其中硝皮匠和整皮匠负责准备原料，然后由制鞋匠、制鞍匠、马具匠、制盾匠、皮带制造匠等来制造各种皮具。与制革业相仿，羊毛加工业也由多个手工业工种所组成。羊毛刚剪下来的时候，首先由羊毛洗涤者用一种特殊的草根进行清洗，然后，洗净的羊毛又依次经过梳毛工、纺线工、纺织工之手而织成毛布，再由浆洗工把织成的布捶打和压平，最后由染工来染色才完成了布料的制造。希腊丰富而优质的石料资源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色萨利、阿提卡、阿哥利斯、拉哥尼亚等地都有大的采石场，除了一些稀有的矿石用于奢侈品的生产之外，更为普遍的凝灰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地用于建筑领域，其中，雅典出产的大理石更是以产量大和质地好而著称，雅典人甚至认为这种资源可以直接出口。此外，希腊各地丰富而多样的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冶炼也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比如，雅典的劳里昂矿山盛产白银，优俾亚岛上的卡尔西斯富含铜矿，而开俄斯岛、罗德斯岛等地则出产铅。

图5。5绘有纺织图像的陶瓶

除了上述这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之外，在古典时代，还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其行业之众多、分工之细致是前所未有的。伯里克利的一篇演说中讲到了雅典卫城的修建，其中提到的手工业工匠及工种就多达十几种：“各种各样的粗原料、大理石、黄铜、象牙、黄金、乌木、柏树枝，已经由各类手艺人、木匠、铸工、铜器工人、大理石工人、金匠、车工、画家、搪瓷上釉技师以及金属浮雕师着手处理了。为了运输，我们需要商人、在海上的水手和舵手和在陆地上的车匠、租牛者、马车夫、制绳者、制帆者、皮革装饰者、修路工和矿工。并且，每一项手艺，都有几个有组织有分工的工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中，诗人对金属加工业中分工的细致进行了略带夸张的描述：在被招来的众多匠人中，每人只做一种物品，其中包括镰刀、鹤嘴锄、标枪、头盔、头盔羽饰、胸甲、盾和号角[10]。

手工业分工的细化不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对于劳动分工之所以必要，色诺芬的回答是：“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11]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阐述了他的分工理论，在最简单和原始的社会中，除了农夫之外，至少还需要建房匠、织布工和制鞋匠等手工业者[12]。在《法律篇》中，他更为明确地劝导人们：“不要让铁匠在树林里工作；不要让木匠管着铁匠；让每个人只掌握一个手艺，有这个手艺他就能谋生了。”[13]这些劳动分工理论的提出正是古典时代手工业生产日趋专门化的反映。

我们在看到古典时代的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第一，城邦中的手工业匠人和作坊里的劳动者大多是定居的外邦人及其购买的奴隶。例如，在公元前409到前408年雅典的伊瑞克提翁神庙建造的过程中，在71个知道身份的承包人和工人中，公民只有20人，其余的全是外邦人和奴隶[14]。雅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家作坊的所有者就都是外邦人[15]，虽然他们要向城邦缴纳各种税费，为公民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但却没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也就不存在代表手工业者整体利益的政治集团。此外，由于城邦中没有类似于今天的“国有经济”的实体和组织，城邦在内政、外交以及对外战争中考虑的主要是本邦公民的即时利益，所以很少出台有关手工业原料、市场及产品的进出口上的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第二，由于资金的不足、需求的有限和市场的狭小，手工业生产活动大多以家庭作坊为生产单位，个体小生产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人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使用价值，而非数量和交换价值，确保生存比追求利润更加重要。产量的无限度增加所造成的价格的下降会把手工业者推向破产的边缘，因此，除了像采矿业这样的不受市场条件限制的极个别的产业能够容纳上千名奴隶之外，大多数的手工业作坊都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上，只雇佣或使用十分有限的工人或奴隶。第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认识到了手工业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却把手工业劳动看成是一种粗俗的有害于身心健康的技艺。在这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劳动观念是，如果说农业是一种高贵的和自由的职业，那么手工业和商业则是一种低贱的和有悖自由的职业。正如格洛兹所言：“公民们厌恶工业性和商业性职业，把这些领域白白留给了外邦人。”[16]总之，希腊古典时代手工业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结构，手工业生产中体现出强烈的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色彩。

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产品的交换活动，从而带来商业的繁荣。由于资料的局限性，我们在这里仍然要以古典时代的希腊经济中心雅典为主要的参照系，来看一下这个时代希腊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根据考古学家对雅典卫城的发掘和研究，在公元前8到7世纪的时候，雅典的市场所在地“阿戈拉”（Agora）仍然是一片公共墓地[17]，至于什么时候成为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史料中并无记载。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波斯的探子在对雅典进行考察之后这样描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奇怪的地方：“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中到一起来，相互哄骗，却又相互发誓加以否认。”[18]这显然是在讨价还价，而这个地方就是雅典的阿戈拉。阿戈拉既是城邦公民举行政治集会的地方，也具有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的功能，同时也是公民谈天说地的公共活动场所。实际上，阿戈拉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是有联系的，因为一般来说，每月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也是城邦居民们进行各种商品交易活动的“赶集”的日子。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和欧伯罗斯不约而同地对雅典市场上的热闹景象进行了略带讽刺和夸张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