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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来节目的本土化成功（第2页）

《中国好声音》的迅速蹿红，不仅使许多音乐达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使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得到了重新诠释，而且引发了受众对当下电视节目模式创新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对媒体运作前景的构想和展望。

1。亮点频发受追捧，制播分离有新意

与《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等传统选秀节目相比，《中国好声音》虽同是“舶来”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但在节目制作的细节上却颇有亮点可循。转座椅、同唱一首歌对决、导师考核，这些受众耳熟能详的比赛环节都是《中国好声音》特色所在。除此之外，《中国好声音》开创了制播分离的综艺节目制作模式，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这档由星空传媒打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在制作初期与《荷兰好声音》一样，并非一帆风顺。星空传媒买断国外版权后试图与上星卫视合作，寻找播出平台，不料却多番遭遇国内一线卫视的拒绝，包括合作过《中国达人秀》的东方卫视。经过星空传媒不懈的努力，这档节目最终花落浙江卫视。浙江卫视的掌门人夏陈安毫不避讳地表示，当初台里对是否“接纳”这个高昂的节目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将之纳入旗下，因为《中国好声音》的理念与浙江卫视致力打造的“第一梦想频道”不谋而合，又与当家节目《中国梦想秀》在精神上血脉相连，秉持着“以精英实力打造大众文化”的宗旨，突破高额制作与推广费的障碍，最终收入麾下。事实证明，尽管最初的启动资金高达8000万元，但自2012年7月节目开播以来，仅用了两周时间便已收回成本，可见此次制播分离模式的成功。

2。迎合受众需求，打造大众文化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受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歌声与梦想，情感与展示，受众在节目的主旨精髓中实现了情感的满足和自我的认知，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喜爱。具体而言，《中国好声音》在迎合受众需求，打造大众文化上，有以下三方面值得同类型节目学习和借鉴。

第一，找准节目定位。综艺节目创办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休闲娱乐，即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需求。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本我”，一种追求快乐的本能体现。与此同时，当今社会高压的生活节奏使得受众需要一档精彩休闲的节目舒缓压力释放心情，而《中国好声音》的适时出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音乐节目，所蕴含的娱乐元素毋庸置疑。无论是成熟的节目形态还是本土的创新改良，都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和喜爱。节目组精心挑选的导师和选手，既拥有精湛歌艺也具有综艺娱乐精神，是专业性、严肃性、综艺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除此之外，豪华的舞台现场、优秀的幕后团队都保证了节目的高品质，因此受众可以在《中国好声音》的熏陶下放松身心娱乐自我。

第二，实现自我认知。每位参赛选手带着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追求梦想，即使不排除夸张和炒作的嫌疑，受众也能在其中找到自我人生经历的共同点。面对快节奏、高压力、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自由表达显得尤为重要。受众在收看《中国好声音》的同时本能地找寻自我认同的价值平台，找寻与自我思想相印证的声音。《中国好声音》秉承着坚持音乐梦想的原则，不论年龄不论外貌不论社会地位等，只要有好声音爱唱歌就可以在这里寻觅梦想的栖息地。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现实压力过大，梦想常常受到否定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让受众在选手们不放弃的表现中反观自身的倔强。可以说，《中国好声音》为有梦想、有故事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获得自我确认的参考平台，也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我评价的参考标准。这种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认知的出发点，既突出了重点对象，又吸引了广大受众，值得同类节目借鉴。

第三，增添热议话题。《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热播的电视节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众关注焦点，从节目的收视数据和网络点击率不难看出，褒赞和质疑伴随着《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收官，首季的关注度和讨论热情有增无减。这种本质上的关注，形成强大的化学反应给未关注的人带来落伍的危机感，滚雪球似的谈论促进了人际交往，也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

3。开创良性循环的品牌营销策略

《中国好声音》的品牌营销与传统节目不同的是开创了良性循环的品牌全产业链运营模式。一方面，针对节目中的明星音乐导师，采用了不同于以往选秀节目对明星嘉宾采取的按期付费方式。《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联合明星音乐导师共同打造长期共同投入的产业链模式，将明星效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具体来说，传统综艺节目邀请嘉宾的方式较为简单，节目组打包报价或是按照场次计算嘉宾每做一期节目的报酬。然而，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则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己有，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这其中，明星导师们也共同投入，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全产业链的打造，并在其中获得相应的回报。此外，制作方也参与节目广告的分成。星空传媒在与浙江卫视合作之初便达成协议，如果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则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这种不封顶、空间巨大的利润机会，无疑能够促使星空传媒不惜成本与投入制作出最好的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的电视节目会控制投入成本，进而影响节目质量，直接导致收视率的下降，带来广告收益降低的恶性循环。这种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新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进而使良性机制得以形成。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自开播以来引发了各界人士的热议和追捧，浙江卫视周五黄金时段每条15秒广告的价格，早已从13。6万元涨到了30万元以上，《中国好声音》的冠名费在8000万元到9000万元之间，如此可观的广告收益足以证明《中国好声音》营销模式的成功。

四、阐述与评价

2012年9月30日的决赛巅峰之夜，《中国好声音》以绝对的收视份额和天价的广告收入圆满完成了首季的收官之作。尽管如此，网络吐槽和媒体诟病却如洪水猛兽般袭来，让受众在不舍“好声音”结束的同时也遗憾《中国好声音》难逃“虎头蛇尾”的综艺节目桎梏。更甚者，有媒体用“神一样的开头，神经病一样的结尾”来形容《中国好声音》。诚然，任何媒体任何受众都无法否定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带来的“好声音”效应，无法抹杀它难以取代的成功。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选手身份造假、评分淘汰不公、炒作成分过多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公正、公平的节目宗旨和初衷难觅踪迹，让受众对《中国好声音》的未来乃至中国综艺节目的发展深感焦虑和忧患。

1。从社会舆论到公正度的评判

若论《中国好声音》颇具争议的选手，首先让人想到的无疑是刘欢组的徐海星。首期节目中，徐海星以一首李玟的《自己》打动了各位导师，在之后的反选导师环节，她说自己的父亲在三个月前因病去世，此行来的目的就是为父亲唱歌，因此选择父亲钟爱的音乐导师刘欢。感人的告白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姚晨、李玟、冯小刚等名人在微博上为其加油呐喊。然而，时隔不久就有网友爆料，选手徐海星参加过《快乐女声》《花儿朵朵》等多场选秀节目，并也曾用过类似的“爷爷病逝奶奶病危”等理由大打亲情牌。一时间舆论哗然，在第三轮淘汰赛中，科班出身的徐海星无可挑剔地完成了曲目的演唱，然而，令人咋舌的是，99位大众媒体评审却给出了28票的低分，连其音乐导师刘欢都为其叫屈，为社会舆论影响选手成绩忽略节目宗旨的做法感到不满。可见，社会舆论左右节目公正度的现象值得拷问。

无独有偶，好声音学员北京美甲店老板黄勇被曝是专业歌手，曾签约齐秦名下公司；来自东北农村的邹宏宇被曝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自闭症女孩郑虹的病症造假等负面炒作不断被网络流传，社会舆论对节目选手造成的压力也愈发明显。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节目制作者常错误地认为八卦噱头会博取受众眼球，真人秀的参与者也错误地认为身世越悲惨越能得到受众的怜悯和感动，两者都忽略了真实带来的纯粹与感动，正如音乐导师那英说的那样——“有时候故事太美也不一定美”。

当然，受众在批评选手或者节目组造假的同时，不应该忽略选秀本身客观公正性的存在。社会舆论要从正面的方向引导造假行为的即时修正，但若就此否定选手本身的实力与努力，就适得其反了。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应该在未来的节目制作中，从节目的政策层面开始，反对选手造假，要求真实纯粹。与此同时，节目组也应对自身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制作出精良、真实、多元、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

2。电视节目的正面价值观传播

任何电视节目都或多或少传播着价值观，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当下的消费文化有增无减，大众媒介泛娱乐化色彩愈发浓厚。由于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力，媒介在价值观的传播上要以正面形象为主兼具娱乐化色彩，这就要求电视节目制作者充分了解受众需求，掌握主动权，再通过对受众心理的揣摩和社会调查，用更高层面的主题和内容引导受众选择和观看，引导受众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适时出现，打破了当今社会“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桎梏，填补了受众的精神空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担社会责任，传达人生观、社会观的作用，传递了受众内心渴望的正能量。国家广电总局就曾公开点名表扬《中国好声音》的“观照现实和注重品质”，使日渐疲软的中国电视节目市场看到了新的、好的发展趋势。换言之，正面价值观的传播是《中国好声音》口碑收视俱佳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参照。

五、阅读延伸

[1]周莉。《中国好声音》对受众的需求满足[J]。新闻世界，2012（9）。

[2]陈蓉，丁丽琼。消费文化视野下大众传媒的娱乐化——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新闻世界，2012（9）。

[3]孙崧。浅析音乐综艺节目的价值观传播——《中国好声音》热播引发的几点思考[J]。当代电视，2012（9）。

[4]胡婷。《中国好声音》与新媒介运营策略浅析[J]。新闻传播，2013（11）。

[5]邓秋实。《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模式研究[J]。传播与版权，2014（1）。

[6]吴丹萍。“盲选”为何如此吸引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要素分析[J]。新闻世界，2013（5）。

[7]党蔚，同海怡。由《中国好声音》看中国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末路突围[J]。东南传播，2013（3）。

[8]万美容，彭红艳。青春镜像：《中国好声音》的文化意义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3（4）。

[9]许继锋。《中国好声音》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模式要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10）。

[10]张轶婷。“泛真人秀”时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与传播创新——以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为研究样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韩飞，孙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