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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动物小说（第1页）

第五节动物小说

早在二三万年前，动物作为艺术形象就已进入人类的创造视野。原始人遗留下来的史前岩画与所崇拜的图腾绝大多数为动物。在文学创作中，动物作为艺术创造对象，走过了渔猎时代的动物神话，农业时代的动物寓言、童话和传说，直至现代的动物小说。

由于儿童的精神生命对动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而动物形象就很自然地成为儿童文学重点表现的艺术形象。中国儿童文学对动物形象的塑造开始得较早。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动物小说创作奇迹般地崛起于儿童文学之林后，动物形象才在儿童小说中放射出动人光芒，涌现出沈石溪、金曾豪、方敏、蔺瑾、刘先平、李子玉、梁泊、沈虎根、李传锋、黑鹤等大批卓有成就的动物小说作家。

一、什么是动物小说

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主角，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塑造形象、传递思想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动物小说严格遵循动物的生态习性和行为准则，把动物看成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生命个体，描写动物的生活、动物的世界、动物的命运并由此反映丰富深刻的丛林法则，其思想内涵艺术地折射人类生活，引发读者对人生、生命、社会，进而对宇宙的思考。动物小说主要采用第二、三人称的手法。动物能否开口说话，已成为理论界和创作界关注的重点。有人担心，如果动物能开口说话，那么，动物小说就成了童话。其实，动物小说中的动物开口说话和童话中的动物开口说话是截然不同的：童话中的动物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是拟人体形象，具有隐喻功能，其言说也就先在地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动物小说中的动物不是拟人体，它是独立的。动物小说中有一类动物形象，确实具有象征意义，但它的象征也是通过描写动物的生活、动物的性格来传达的；而童话中的动物形象，则没有自己作为动物的生活和性格，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作家在这点上不必过虑，只要能有利于形象的塑造和思想的表达，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尝试。英国作家RichardAdams（理查德·亚当斯）的名作Down（中译为《飞向月亮的兔子》，也有译作《沃特希普荒原》）就是运用第一人称手法创作的，但没有人质疑那是一部小说。

二、动物小说的审美特征

（一）生态学意义

生态学意义是指动物小说在宣扬环境保护，倡导维持地球生态平衡，在未来一代身上从小培植生命伦理观念，亲近大自然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人与动物应和谐相处。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对各种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使得动物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种类和数量锐减，不少动物已经绝迹。地球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文学以唤醒人类觉醒的姿态加入到环保的行列。动物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展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唤起人们自审意识、忧患意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动物小说关注动物、关注自然界，使其天然地带有了生态学意义。有一类动物小说，把动物和人放在自在自然或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交接的环境里，或以个体，或以群体的形式，表面上反映了人与某个物种的冲突，在深层次上则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对峙，从而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解，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类作品呼吁平等对待种际关系，从维持生态平衡的角度保护动物，尊重动物。

（二）生命学意义

动物小说的生命学意义是指动物小说对生命本身的讴歌和赞美，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和挖掘，对独立自由生命的向往和追求。动物小说是关于生命的小说。动物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往往显现出热爱生命、赞美生命的特征，并且努力表现生命的“各适其天，各全其性”的自然形态。“要张扬个性、张扬本愿，让生命个体不顾尘世间偏见俗识，透射出一种生命力量似兰孤高，似竹贞节，似高山绝壁般屹然耸立，令人高山仰止而可企不可及！”[1]

加拿大著名博物学家、作家西顿在其《我所知道的动物故事》里认为，野生动物的一生总以悲剧告终。死亡仅仅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主体只欲求生，为生存而斗争，这就是“物竞”；自然主死，进行自然选择和自然淘汰，这是“天择”。双方对立才成为“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基本保证。为了抗衡“天择”，个体生命不断地顽强发挥自己的竞争力，在丛林世界上演了一出出“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悲壮而又浓烈的生死之战。

生与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动物作为地球居民的一员，在其内部社会里面临着人在人的社会里同样面临的问题：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存的压力、生命的精彩、疾病的痛苦、死亡的威胁等。很多优秀的动物形象因其悲剧色彩而定格在人的记忆里。动物小说中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并非悲哀、绝望、惨痛的同义语。很多优秀的动物形象身上都闪烁着决绝的、韧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这些动物往往都是“天赋不凡的个体”。这种不凡的天赋注定了它们不凡的一生。它们在选择要走的生命道路时是没有任何犹豫，或者说，其生命道路也是无所谓选择的，如沈石溪笔下的紫岚、白莎、茜露儿等。

紫岚（沈石溪《狼王梦》）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培养狼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紫岚都是狼中精英，她具备优秀母狼的一切优点，同时又具备其他母狼甚至很多大公狼都不曾有的狼王野心。狼就要争做狼王，但她是一只母狼不能成为狼王，所以她寄望于自己的狼崽，努力向它们灌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紫岚有恒心有毅力，绝不向命运低头。一个狼儿死了，它又转而培养下一个。对梦想的执著让她把满腔悲愤化为更顽强的力量进而向命运挑战。就是这样一只胸怀大志、胆识超群、韬光养晦、运筹帷幄的狼中精英最后竟也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万千。紫岚这个悲剧“人物”给人最大的震撼和惊羡就在于她在灾难中对理想的执著。紫岚倾其一生所培养的三个狼王候选人全都一个个“未至”道亡。其凄怆而孤独的狼嚎传达出某种心灵上或精神上的悲愤，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昂然反抗灾难，宁愿在灾难中毁灭也不愿在平淡无奇中过一生的力量和胆魄。紫岚生命的结束更让人感到她作为不凡个体的贵重性。这种贵重性是和个体生命价值紧密相连的。因为动物小说是“人间的延伸”，所以悲剧动物形象能在人身上引发“同感”。席勒认为“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2]这种同情是悲剧情感，是一种“尊重的感情”[3]，还内蕴了一种“在我身上被灾难所唤醒或增强的价值感”[4]“每一种同情本身都有价值感，而最高的价值感正是对人的价值感。即使是对动物的同情，也是以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或相信发现的人的特征为基础的。其中也存在着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5]

三、动物形象塑造的三种类型

（一）反映人和动物关系的动物形象

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中，动物对人的感恩是最常见的。“动物报恩”是传统动物文学的常见主题，属于“动物与人”的恩怨模式。这种感恩大都通过忠贞、信义、舍生等形式表现出来。它反映了在古朴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人与动物互相依存、和谐共处的亲密关系。在当代动物小说中，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黑豹（李传锋《退役军犬》）的故事发生在“**”时期。它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被关进“学习班”的主人，只因为主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黑豹的这种忠诚、信义、不忘恩德的品行，令人感动不已。作者将黑豹人格化并通过对它复杂心理的描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映照出十年动乱的现实生活。

还有一类同样反映人和动物恩怨关系的动物形象，它们对人的感恩则是通过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证明来实现的。这一类动物或遭误解深受委屈，或肩负重任而最终不辱使命。赤利（沈石溪《第七条猎狗》）是一条优秀的猎狗，作为一条猎狗，勇敢打猎是其生命价值所在，同时，保护主人的生命也是其责任和义务。赤利刚好处于这个选择的尴尬境地：要迎战野猪就无法为救主人而与毒蛇搏斗，要与毒蛇搏斗就无法迎战野猪。赤利为救主人而成了主人眼里忘恩负义、贪生怕死的不齿之徒。蒙冤受屈的赤利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好远走山野，最终以与豺狗同归于尽的方式维护了自己作为猎狗的尊严。赤利的形象，在忠诚于主人的外衣下深蕴的是作者对作为猎狗而存在的生命价值的确证。

“感恩型”动物形象基本上是在人化自然的环境里表现作者对“人性本善”的诉求。这类形象不表达由动物激发的道德力量，而是把人导向由动物激发的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作者借助这些动物形象呼唤善良、正义、忠贞、公正、责任、理解、宽容、尊重、信任等人类社会十分珍贵的品格和高尚情感。

（二）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动物形象

另有一些动物形象则不再缠绕于动物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而是转向在深层次上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对峙。这些物种往往以撼人心魄的力量迫使人反省自己的占有欲、征服欲。

1。表现人与自然的对峙

这类作品主要描写人类对动物的毫无节制的猎杀，从而表现人类对自然生态圈肆无忌惮的破坏。

在沈石溪的《班羚飞渡》中，一群班羚被逼到伤心崖上，进退两难。后面是追捕的猎人；前面是几十丈深的绝壁，与对面山峰最窄处也相距6米。而最健壮的公班羚最多也只能跳5米远。这群班羚似乎走上绝路了。可是镰刀头羊却想出了老幼两代空中对接，飞越天堑的奇招。所有的老羚羊都因做了空中“桥墩”而坠入深渊，但它们的牺牲却换来了年轻一代的安然飞渡。在带着猎狗，端着猎枪的人面前，班羚是无助的弱者和被宰割的对象，但班羚所表现的智慧以及从容赴死的态度却是对人类的极大蔑视与谴责。

2。表现人对自然的干预

各个物种生存于世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人类有时自作聪明地滥用同情，干涉物种间的关系，由此破坏了物种间的和谐共存，影响了种际间的关系，从而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