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节 寓言（第3页）

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大概有五百则，如《墨子》中的《楚王好细腰》《击邻家之子》《多言何益》等、《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攘鸡》《齐人有一妻一妾》《学弈》《冯妇》等、《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丑妇效颦》《坎井之蛙》《触蛮之争》《不龟手之药》《望洋兴叹》《鲁侯养鸟》等、《韩非子》中的《三人言市有虎》《买椟还珠》《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列子》中的《朝三暮四》《纪昌学射》《齐人握金》等、《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一鸣惊人》等、《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

这些寓言绚丽多彩，是中国寓言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2。两汉寓言

在汉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背景下，两汉寓言主要假借历史故事来总结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们一些劝喻和借鉴，劝诫人们遵从封建伦理规范和政治规范，因而多是重在劝诫的修养寓言。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两汉寓言的创作也受到一定限制，总体水平不及先秦寓言。能够代表两汉寓言成就的首推刘向编辑的《说苑》《新序》中的寓言。在这些寓言中，有不少的佳品，如《反裘负当》《叶公好龙》《晏于逐高缭》《螳螂捕蝉》等。另外，在《新语》《新书》《淮南子》等两汉理论著作中也有一些精彩的寓言，如《指鹿为马》《一岁之麦》《塞翁失马》《螳臂当车》等。

3。魏晋南北朝寓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不宁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印度的佛教寓言于此时传入中国，为中国寓言提供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借鉴。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的诙谐讽刺的傻瓜寓言。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愚昧可笑的愚者形象。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的第一部笑话专集，开创了后世笑话体寓言的先河，《裁竿入城》《踏床啮鼻》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寓言数量不是很大，在其他的理论著作和笔记小说如《苻子》《刘子》《金楼子》《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中也有一些寓言。

4。唐宋寓言

唐宋时期在各种文学样式普遍繁荣的文化背景下，寓言也取得巨大成就。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寓言逐渐摆脱以往包含于哲学、史学著作中的附庸地位，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韩愈、柳宗元、苏轼是唐宋寓言创作的代表作家。韩愈（768－824）的寓言《老不中书》（即《毛颖传》）最为著名。这则寓言用拟人手法，通过毛笔的一生，寓意了人生沧桑的悲凉和哀伤，讽刺了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柳宗元（773－819）是唐代成就最大的寓言作家。他的寓言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继承了先秦寓言植根于现实的优秀传统，借鉴佛经寓言的讽刺手法，寓言形象典型鲜明，讽刺性强，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他最著名的寓言是《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和《蝜蝂传》。

苏轼（1037－1101）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寓言大家。他的创作既承袭了先秦寓言特别是庄子寓言的传统，又吸收了佛经寓言、柳宗元寓言的营养，并予以贯通，使自己的寓言创作具有了集大成的性质。苏轼创作的寓言有一百多则，代表性作品有《日喻》《桃符与人》《别石塔》《百钱独载》《虾三德》《公孙辩屈》等。

5。元明清寓言

从元代到清代中叶历经三个朝代。此时已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曾几度出现社会的繁荣景象，但这一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黑暗，言论极不自由。这一时期的寓言创作，由于社会背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等原因，与唐宋寓言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一时期寓言创作的成绩不是十分显著，但其中也出现了两个**：一是元明之际，以刘基（刘伯温）、宋濂的寓言为代表；二是明朝中叶至清初，以刘元卿、江盈科等人的寓言为代表。

刘基（1311－1375）的寓言作品主要集中在寓言集《郁离子》中，有近二百则寓言故事，如《千里马》《狙公之死》等，此外还有散文体《卖柑者言》、诗体《二鬼》等。

宋濂（1310－1381）的寓言作品主要见于《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共有寓言一百多则。《具区白雁》《乌鸦同啄》《矢人自得》《剜股藏珠》《束氏猫性》等均是故事性强、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佳作，对后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明代，中国寓言又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寓言数量增加，而且寓言与笑话融合，形成了幽默调侃的诙谐寓言。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和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等书中都有大量寓言故事。而明代的寓言要以刘元卿寓言和江盈科寓言为代表。刘元卿（1544－1609）寓言主要在《应谐录》中的《贤奕编》中，其寓言以《争雁》《猫号》等最为人称道；江盈科（1555－1605）的《雪涛小说》是一部寓言笑话集，其中的《任事》十分诙谐有趣。

明代的诙谐寓言对清代的寓言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成金的《笑得好》和吴趼人的《俏皮话》是清代很受欢迎的两本诙谐寓言集。此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写得很成功的寓言作品，如《螳螂捕蛇》《骂鸭》《藏虱》《狼》《禽侠》等。

（四）中国现当代寓言的发展

中国现代寓言是在广泛吸收我国古代传统寓言和欧洲寓言等外国寓言的营养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寓言。它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和古代寓言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在艺术表现上受到欧洲寓言的影响而有了新的特征。受欧洲寓言影响，中国现代寓言广泛使用拟人化的手法，以拟人化的动物、植物等作为寓言主角，改变了中古代寓言多以人物为主角的状况。此外，我国现代寓言，大多数是儿童寓言，而且从五四时期开始，寓言就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对此陈伯吹作了精辟的阐述：“它的所以被列入儿童文学的领域中去，就是因为它的简单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适当的篇幅，诡奇的鸟言兽语，滑稽的禽兽行为，幽默的讽刺情调，都能够吻合儿童对于文学上所企求的新奇、幽默、活泼等等的阅读趣味的缘故。即使其中深藏着的寓意，多数未能让一般小读者心领神会，除了那些表面的肤浅的形象以外，暂时还得不到其中实质性的东西，直到他们成熟年龄到来的时候，然而这是无碍于儿童的文艺欣赏的。”[5]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以其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受儿童的欢迎和喜爱，再加上精练、智慧的语言和鲜明的道德训诫意味，使寓言成为儿童教育的良好教材，也是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裁。

在中国现代寓言的产生过程中，茅盾、郑振铎、鲁迅等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17年茅盾编选了中国第一部古代寓言选集《中国寓言初编》，并于1918年开始创作寓言，共13则，包括《狮骡访猪》《学由瓜得》《平和会议》《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狐兔八井》等。茅盾的创作确立了寓言作为现代文学诸样式中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存在价值，对中国现代寓言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功绩；鲁迅在1914年曾捐资刊刻了佛经寓言《百喻经》，发表了《螃蟹》《古城》《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过客》等寓言；郑振铎在20年代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寓言并进行了寓言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还创作了一些富于儿童文学特色的寓言，如《熊和鹿》《象和猴子》《小鱼》《狐与狼》《兔子的故事》等，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的儿童化特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寓言创作表现出为儿童教育服务的倾向。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热心于寓言的创作，如陈伯吹的《小朋友寓言》、贺宜的《随便你先生》等。在40年代，中国寓言文学走向了第一个**，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寓言作家，以冯雪峰、张天翼、仇重、贺宜、何公超等人的作品最多，也最有影响。其中冯雪峰1947年出版了寓言集《今寓言》之后，又连续出版了数本寓言集。1980年出版的《雪峰寓言》收入了他写作的近200则寓言，其中绝大多数是1949年以前所作。冯雪峰以他多产优质的创作使中国现代寓言走向成熟。

1949年后，中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除了冯雪峰、严文井，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如吕德华、林植峰、金江、湛卢、仇春霖、鲁芝、韶华、申均之、刘征、余毅忠等，而且在1955年到1964年这几年间，出版了20多部寓言集。金江从1954年开始发表寓言，共出版了十多种寓言集，如《乌鸦兄弟》《好好先生》《小鹰试飞》《知道了》《狐狸和螃蟹》《老驴推磨》《鳄鱼的眼泪》等，共创作了大概1000则寓言。金江的寓言基本上是为儿童写的，以拟人寓言为主，形象生动，富有儿童韵味。湛卢在1956年出版的寓言集《猴子磨刀》，是当时最具盛名的寓言之一。他的寓言主要供儿童阅读，多为动物寓言。作品构思巧妙，语言凝练，善于表现深邃的哲理。仇春霖从50年代开始寓言创作，出版了寓言集《无花果》《猴子刺虎》《帆与舵》等。其寓言的最突出特点是把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寓言故事相结合，善于抓住动物的某一特点来构思生动的故事。申均之50年代开始寓言创作，出版了寓言集《高山和洼地》《西郭先生》。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只几十则，但作品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四、寓言与童话的关系

寓言和童话都起源于民间，最初都是口头文学，都受到神话、传说的直接影响。这使寓言与童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较强的幻想虚构性，都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都可以采用各种动植物来充当故事的主要形象，都比较广泛地采用拟人、夸张、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都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具有象征意义等。这使得寓言和童话很难被截然地划分清楚，有些讽喻性童话就更难与寓言区分开来，而一些篇幅稍长、情节完整、人物性格较为丰满的寓言也可看成是一篇短小的童话，如金近的《小猫钓鱼》、彭文席的《小马过河》、严文井的《浮云》、吕德华的《蜘蛛、蚕和桑树》等。然而，仔细比较寓言与童话这两种各自成熟完备的文体，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说来，它们有以下几点区别。

第一，从故事表现的重点来看，寓言重在寓意，着力表现内含的讽喻和教训。寓意是寓言的灵魂，假托的故事一定要围绕寓意展开，有的寓言直截了当地用概括性语言揭示出要表达的寓意，训诫的意味比童话明显；而童话重在故事本身，着力表现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训意味不那么强，教育意义往往寓于整个故事之中，不直接点明。

第三，从幻想的方式上看，童话和寓言都有幻想的成分。但相对来说，童话更富于奇丽的幻想，这是符合儿童爱幻想心理状态的；而寓言是以阐明教训或哲理为主要目的，因此幻想的程度比较浅。另外，童话的幻想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与现实的结合也必须和谐、自然，使事物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童话的幻想强调遵循童话的现实逻辑，讲究人性和物性的统一，如小山羊爱吃草，小猫喜欢吃鱼，小兔跳着走路等；而寓言则不那么严格，寓言重视的是对现实的讽喻和影射，因而多着眼于现实事物与虚构事物中找到相通之处，并不拘泥于自然逻辑，可以突破“物”性的限制，不注意故事本身的合理性，如狐狸本来是肉食动物，而《狐狸和葡萄》中的狐狸却改变了原有的习性，想吃葡萄。这则寓言借助狐狸的故事，目的是讽刺生活中那些没有力量，不能做成事情而自欺欺人的人。寓言赋予狐狸以“人”性，却违犯了狐狸的“物”性，这在传统童话中是不成立的。

第四，从篇幅上看，寓言情节结构单纯简单，篇幅短小、简练，语言凝练、机智、幽默，通常只有几十字、几百字；而童话的情节比寓言更曲折丰富，更多变化，更生动有趣，结构也更复杂，篇幅相对较长一些，其中中长篇童话具有小说的叙事特点，童话的语言活泼生动，有美感。

第五，从读者对象来看，童话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儿童。童话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故事的内容和表现的情感要符合儿童的欣赏水平和接受能力，而且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寓言因其吻合了儿童追求新奇、幽默活泼等的阅读趣味而被列入到儿童文学的领域内；但寓言的读者对象则不限于儿童，其读者大多是成年人。寓言和童话一样都是虚构的，但寓言更注重的是通过故事告诉世人一些道理，对现实人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寓言中隐含的寓意面向的读者比童话的读者要大一些。

[1]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的范畴、起源、分期新探》，载《求索》，1994（4）。

[2]严文井：《严文井童话寓言》，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顾建华：《寓言：哲理的诗篇》，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陈伯吹：《寓言和寓言大师伊索》，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