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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教育制度（第2页）

再次是减少了科举任官的环节，唐代科举取中的还要通过吏部考核才能做官。而到宋代，科举及第的进士立即就可以做官，而且升官较快。

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成熟健全，庶民子弟通过科举跨入仕途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庶族官僚集团，从而为宋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的运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

三、宋代的官学改革

宋代初始，官方忙于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未开放地方官学的兴办，中央也只是继承了原来的国子监。到北宋中叶，统治秩序已基本稳定，于是先后有三次兴学之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

（一）庆历兴学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不久即推出“庆历新政”，其中科举教育改革是这次新政的重要内容。范仲淹推动的兴学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县立学，普遍设立地方学校。选聘教师，并规定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第二，改革科举考试方法，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取消了帖经、墨义等内容。第三，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将胡瑗的“苏湖教法”引进太学。

胡瑗（993—1059），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苏湖教法”又名“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讲学期间使用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法。他反对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修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创立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的教育制度。

（二）熙宁兴学

庆历新政实施不久后即告失败，兴学也旋即夭折。宋神宗继位后不久，再次出现改革的政治局势，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王安石（1021—1086）在熙宁年间又主持和推进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变法运动。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不足，用人不当。为此，他在改革中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兴学诏令。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在太学实施三舍法，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第二，设立经义局，统一经学。王安石于局内亲自修撰《三经新义》，由朝廷正式颁行，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第三，举办专门学校，主要是复置武学，设置律学、医学，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第四，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在地方设置学官，学官任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朝廷还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解决了州县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崇宁兴学

王安石辞职和宋神宗去世后，朝廷内部政策出现反复。到宋徽宗即位后，打起继承先皇（神宗）之政的旗号，于崇宁元年（1102年），由蔡京主导进行了新一轮的兴学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县普遍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在各地方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县学生可升入州学，州学生可升入太学。至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兴学。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第三，以学校取代科举取士。由于天下已普遍设学并实行三舍升级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罢科举，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宣和三年（1121年）恢复科举旧制，但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第四，兴办专门学校。设置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

上述三次兴学运动着眼于解决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的矛盾，解决科举与学校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做了推进。三次兴学运动后，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四、书院的产生与发展

（一）书院的产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当时只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此时起，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影响有限。宋初，书院开始兴旺起来，其规模和数量大幅度扩展，成为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等。

造成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官学无法满足士人求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书院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其次，朝廷崇尚儒学，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再次，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避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此外，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的教研体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不再是珍藏品，普通公众都可以拥有，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南宋书院的复兴

虽然书院在北宋初期得到了初步发展，但随着北宋中期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到了南宋，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进入复兴的阶段。南宋书院在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大量的宋初著名书院都得到了恢复和重建；书院内部的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也有密切的关系。白鹿洞书院原为唐后期李勃兄弟隐居处，南宋时由朱熹修复，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其内容主要是把《周易》《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中出现的儒家思想汇集起来，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使书院教育走上了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其影响极为深远。

（三）教育及教学管理上的特点

宋代书院在教育及教学管理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如官府曾在绍熙五年（1194年）拨给岳麓书院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而一些富贾巨商也常赞助或直接出资兴办书院。如浙东的杜州六先生书院，是私人出资办学，书院内部设施十分完善，办学条件也很优越。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还有堂长、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等教职人员的名目达十余种之多。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扩大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是书院教学管理形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体现。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有些书院还拨出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听讲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书院的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学习导引。如朱熹便曾谈到，书院教师的任务在于：“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从以上几点来看，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同官学相比，书院向一切求学者开放，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管理上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接受官方资助，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等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