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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编织一张民生安全保障网（第1页）

8。3编织一张民生安全保障网

食品、环境、交通与职业等风险是中国在以“生产力”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产生和累积的，但现代化过程却难以控制它们。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结构也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从“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这种转变蕴含的新风险却缺乏相应的新制度来应对，而“现有的制度能力”又不足以解决风险。

正因为制度供给的不确定性与欠充分性，导致“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各种明显的或潜在的风险与灾难所造成的伤害令居民觉得生活越来越不安全，这种居民安全感的下降乃至缺失正是社会陷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安全困境的直接结果，各类安全问题凸显的现实背后是社会对安全需求的快速增长。

感知百姓幸福、反映民众心理诉求的“安全梦”既是现阶段中国尚未将“安全”作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体系建构基石的表现，也是社会安全需求累积一定阶段的呼声。因此，“安全”具有萨缪尔森所述的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消费上的本质特征，[29]它可归属于基本公共物品范畴，虽然与主观认知、心理期望存在联系，为社会编织一张安全保障网是政府的天然职责，绝对不可通过降低民众心理期望来实现。在风险社会时代建构一个“安全的社会”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合作互补。

8。3。1政府：民生安全保障网的构建者

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涵盖常态性、非常态、全面性和局部性管理，“民生安全”既属于非常态性管理环节，更是政府常态性管理的重要范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政府职能首先界定为保护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政府的职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因此，向社会提供人身财产、社会和生态环境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政府对民生基本需求的回应。

基于政府拥有的权力与资源，传统观点认为是“安全”物品的唯一供给主体或被置于核心地位，其他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则被置于被动的执行或配合地位。但这一观点及相关做法已经不符合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后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自然灾难与人为事故并存，趋利动机与技术发展纠结在一起成为新的风险来源，各类风险在中国爆发呈现共时性特征。面对庞大的安全社会需求，政府已然独木难支，必须从安全供给的唯一主体转化为另外一种角色，即“民生安全保障网的构建者”。

民生安全保障网不同于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它是以“民生安全风险”为防范对象，着眼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层面的“主观安全感受”，强调的是预防“看不见的危险”给民众带来损害，改善民众的“安全感”。因此，民生安全保障网的构建也不同于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的建构，它与政府投入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地与民众是否对政府抱有信心有关。

政府信任在本质上是公民对政府、政治体制以及公务人员的态度评价、信念与信心，它是基于公民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预期而产生的，当心理预期未能附合以政府行为或效能的改善，就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评价。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威权主义倾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都是政府信任的影响因子，“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供给状况在本质上属于政府绩效范畴。由此，有学者将食品监管、环境保护、养老与社会救助等作为政府绩效指标考察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城乡居民样本都显示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抗震救灾等与民生有关的领域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度有显著影响。[30]

食品、环境、出行、职业等安全事件频发说明政府“安全”产品供给绩效不足，导致居民安全感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由此，政府作为民生安全保障网的构建者：从“信任”出发，以“强监管”“保底线”方式改善安全供给绩效，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这意味着政府是安全产品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生产，政府必须履行监管职责。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公共交通安全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强化职业安全教育与监管是民生安全保障网的关键。特别是当环境与技术风险加剧公众不安全感的时候，当科学与民生论辩的时候，民众难以选择相信谁的时候，政府最好实行“有罪推定”，典型如转基因食品风险问题。

专栏8-16崔永元&方舟子论辩——转基因风险

2013年9月7日上午，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该活动由方舟子发起，方舟子认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方舟子表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早已被证实，而网上流传的“吃转基因玉米后老鼠长肿瘤”等都是谣言。

这次活动引发热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也转发了微博，“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这条转发信息引起了方舟子的回复，随后两人就双方的语言逻辑问题、有无资格科普的问题进行了论战。一时之间，转基因食品之争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资料来源：方舟子崔永元公开论战：转基因食品到底安全吗？凤凰健康综合，2013-09-10。

无论是食品药品安全，还是出行职业安全，都需要健全从重要地方直至基层的安全监管机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治理各种污染、事故和危险，保障民众享有安全的食品药品、安全的出行方式与安全的工作场所。为此，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基于“强监管”和“保底线”原则，持续性的“安全标准”确定首当其冲，其次是常态化的、严格的安全标准执行及其监督。

8。3。2社会：民生安全保障网的推动者

民生安全保障网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的“安全感”，但“安全感”却因人而异。由此，“安全”作为一项基本需求，与其他公共物品一样面临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人的自利动机通常会驱使个体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以满足自己或亲属的安全需要。尽管政府在“安全标准”及其持续性调整、安全标准严格执行及其监督方面有天然职责，却不代表政府有能力完美地履行职责，它势必有意识地纳入其他主体参与建构民生保障网。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可能是推动者和监督者，完善安全标准、监督安全标准执行，也可能是参与者，服从和配合执行安全标准。

现阶段的民生安全现状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现阶段不应该仅着眼凸显公民权利和价值，还应该倡导公民投入与参与的责任。面对各类安全问题，批评、讽刺、抱怨和退缩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参与，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以责任、妥协和宽容为特征的平衡互动状态，才能为中国社会安然跨越风险社会创造条件。

自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非营利组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和社区组织已经架构起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也逐渐提高和增强了社会自治能力，完全有能力承接“民生安全保障网”建设进程中的技术性与事务性工作。民生安全标准的调整时机与调整内容、民生安全标准执行的监督方式和监督环节在本质上属于事务性和技术性业务，是政府可以交给社会的职能，由专业社区和民间组织承担也更有效率。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各类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已经动员和集中了大量社会力量与资源，在环保、慈善、交通安全、健康等领域深耕细作了多年，积累了许多与安全、风险有关的管理经验与工作模式，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与基层民众沟通的经验，有助于宣传安全标准，在监督安全标准执行方面有其独特手段。

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信任与合作危机的反映，将社会纳入民生安全保障网构建是有意识地重视“社会资本”、重建社会信任的实际行动。社会资本包含互惠、规范、公民参与以及社会信任，与民间和社会组织展示出来的志愿性、合作性、公益观念、信任、容忍等原则具有价值契合性，两者都有助于培养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是解决民生安全风险问题特别需要的时代精神。“掷出窗外”有效参与食品监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专栏8-17“掷出窗外”网站

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认为，把食品“掷出窗外”的应该是所有对食品安全不满的人。“掷出窗外”不仅表明消费者对不安全食品的抵制态度，而且把不安全食品暴露在外，引起他人关注，引导整个社会抵制不安全食物。[31]

2011年5月11日，吴恒在人人网和博客上发布了一篇日志，召集了33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开始了“掷出窗外”网站的建立工作。他们挑出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之间有明确来源和受害者的食品安全报道2107篇，制作了1840条记录，并为每篇报道提取了包括事发地、涉及食品种类、对人体有害的原因、媒体来源和网络来源等关键词，方便用户检索。2011年6月17日零点，发布资料库及调查报告的官方网站“掷出窗外”正式上线，《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出炉，还提供地区、食品名、关键词等查询。最引人瞩目的是“掷出窗外”网站首页上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出历年各省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

“掷出窗外”网站得到社会广泛反响，访问量剧增，一度在2012年5月3日出现暂时崩溃。2012年5月14日，上海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致电吴恒约谈，提出愿意为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让网站继续做下去，但吴恒婉拒这一好意。

“掷出窗外”网站可以说是民间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好招，人们期待“掷出窗外”的努力产生良好效果。从政府与吴恒的约谈可以发现，来自民间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正以包容的态度倾听民间的声音。

资料来源：掷出窗外官方网站，http：。info；周至美，吴恒。将毒食品掷出窗外[N]。南都周刊，2012-06-08。

8。3。3个人：民生安全保障网的参与者

微观个体直接暴露于安全风险之中，是民生安全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最有动力参与民生安全保障网的建构，对政府强化安全监管的举措最为拥护。如前文所述，“安全感”与政府绩效密切关联，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相关性。通过无数个体对民生安全网建设的参与，民众对民生安全或民生风险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将得到大幅提升，对社会安全的感受也同样会得到改善，进而改善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

个体参与民生安全保障网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安全意识或风险意识、防范意识和自觉意识。在政府机构引导下，在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下，食品药品安全标准、出行安全隐患、环境安全风险、职业健康风险等问题从深奥晦涩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的常识，比如选择食品药品时看生产原料构成、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地等信息，养成出门看天气、遵守交通规则等习惯，了解工作场所以及风险来源并做好防护工作……“人人都是安全员”是民生安全保障网的直接体现，可有效减轻民生安全保障网的建构和维护成本。

“安全”这个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管理虽然以政府为主体，但离不开公众的配合，在政府管理难以企及的地方依靠公众行动补充。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发展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能力，确保民众安全，当政府鞭长莫及、社会措手不及的时候，还需要公众之间的守望相助。

专栏8-18“双心阿姨”黄莲芸

宁波市江东区福明街道碧城社区妇女黄莲芸义务照顾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王信达二十多年。老人身患糖尿病，她就总是在给他做饭时注意饮食的清淡；老人双目失明，需要将许多东西分开放在不同的口袋里，市场上买的衣服很难让他满意，她就按照老人的需求亲手为他量身做衣；老人身患疾病常常需要跑医院，只要一个电话，她就放下手里的活陪着老人去看医生。

黄莲芸日复一日地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着王信达，给了老人无尽的关爱。王信达老人去世前，执意将价值百万元的房产和17万元的存折留给她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但黄莲芸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乡里乡亲的，我不能看着他没人管，遗产我坚决不能拿。不只是我帮助过他，街坊邻居也都在帮助他。”在老人的坚持下，黄莲芸接下了存折，并在老人去世后将里面的钱全部用于老人的后事上。

资料来源：王莎。农村妇女照顾孤寡老人20余年，婉拒百万遗产。搜狐新闻中心，2013-09-17。

8。3。4上下协同，营造民生安全的温馨港湾

根据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需求，仅高于生存与生理需求。“民生安全梦想”正是对我国现阶段民生安全现实的呼应，是刚刚迈入小康社会、摆脱温饱威胁的中国民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他们刚刚脱离前工业社会的饥饿威胁，即直面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他们呼唤一个安全的社会，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营造一个民生安全的温馨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