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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1（第2页）

反向：内心紧张却故意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抵消：以某种象征性的活动来抵制和减轻痛苦，如亲人死亡，吃饭时仍为其摆一份餐。

攻击：攻击他人（自认为的责任者）或自残自虐，或找替罪羊。

自责：为失去亲人而内疚自责，重复“如果……就不会……”的句式。

还有人用抽烟喝酒来减轻痛苦，结果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上述这些消极的自我防御机制，只能暂时缓解痛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应对不当甚至会导致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疑病症及头痛、失眠、消化不良等躯体化症状。

在灾难面前，心理健康者会主动采取下面一些积极的或至少是无害的应对措施。

宣泄：选择适当时间、地点、对象，采用适当方法（如倾诉、痛哭、呐喊、写信、记日记等）将自己的痛苦表达出来。

转移：将注意力指向无害的事物或从事有益的活动（如看书、听音乐、看电视、做家务、体育锻炼等）以减轻痛苦。

代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堤内损失堤外补。改变目标，以一方面的成功弥补另一方面的失败。

升华：化悲痛愤怒为力量，将应激唤起的能量投入到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有利的正确方向上去，使其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

放松：通过深呼吸，放松肌肉，想象成功经历或美好景色等技术减轻或消除紧张症状。

脱敏：循序渐进地逐步接触敏感事物，以克服恐惧和焦虑。

幽默：以乐观的心态健康调侃或自我解嘲，给生活带来笑声，缓解紧张气氛。

**：在重大而无力挽回的挫折面前，适当地运用“酸葡萄”和“甜柠檬”心理，这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应对策略。

希望：有信心，不灰心，有希望，不绝望，才有战胜灾难的勇气和力量。但将冷眼观SARS，看你横行到几时。黑夜到了，黎明还会远吗？

理智：认知重建，变非理性认识为理性认识。一分为二，辩证思考，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从消极中看到积极。君不见SARS的肆虐提高了人们的卫生意识，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非典”时期，交通好了，会议和应酬少了，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团聚，或去学去做长期想学想做而一直不得空的事；患难之中，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可以消除隔阂，增强亲友情、同志情；大家更加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危急关头，不但考验了群众，也考验了各级领导干部，把百姓生命安危放在首位的政府，必将得到人民的更多拥护；在抗灾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增加媒体透明度，扩大百姓知情权，使改革步伐加快……从这种意义上说，灾难不是也有好的一面吗？看消极使人绝望，看积极令人振奋。我们为何自寻烦恼、庸人自扰呢？

行动：灾难毕竟是天大的坏事，只靠调整心态的情绪应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为所当为，努力做好问题应对。要广泛搜集有用信息，掌握必要知识技能，寻求社会支持，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减少损失，防止更大灾难的发生。必要时可以调整生活习惯，改变工作和学习方式，适应新的环境，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平和心态在灾难中生存。

在灾难面前，既需要每个人调整心态，战胜恐惧，积极应对，更需要全社会紧急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遇险，众人相助。心理学上，把人们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提高适应能力的各种影响称作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包括物质帮助、信息提供、情感关爱等。这种支持可以来自家庭、亲友、同事、组织、媒体和政府，也可以来自慈善团体和专业的心理援助（psychologicalassistance）机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认知评价一样都是压力事件影响个体情绪过程的中介变量。有效的社会支持既能保护当事人的身体健康，也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大多发达国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心理援助系统。所谓心理援助就是心理上的助人活动。发端于20世纪初的心理测验、心理卫生与职业指导运动，首开了在心理上科学助人的先河。现代西方广为流行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助人专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校、医院、企业、社区、军队乃至监狱都有专业人员从事心理助人工作。除了这些日常助人机构之外，还有专门的危机救助中心以应对灾难和突发事件。例如，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各方面的临床心理学者，即刻投入了对逃生者、遇难者亲人及广大市民特别是儿童的心理创伤的康复工作，收到了安定人心、减少损失的良好效果。这种心理帮助可以个别进行，亦可团体实施；可以当面进行，亦可通过电话或媒体实施。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灾难更看重的是物质或医疗援助，心理援助只是在近几年刚刚有所尝试。例如，1999年我国台湾“9·21”大地震后，辅导学会会长金树人教授等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奔赴灾区，对灾民开展心理辅导。因为是初次尝试，缺乏经验，金教授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态，说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内地第一次主动的心理援助活动是2002年大连的“5·7”空难，北京派出了三位专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2003年，我国因“非典”致灾，全社会的恐慌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干预的高度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心理援助系统的发展。其中以电话、广播电视及网上咨询最为火热。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设的“非典”热线为例，仅4月21日开通当天便打进7329个电话。除了这种由医疗卫生部门开设的知识性、信息性的热线外，在北京还有十几条由心理学工作者开设的“非典”热线，专门为“非典”患者、疑似病人及其家属、隔离人员、“非典”恐惧者及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支持。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心理学科较为发达的高校都先后开通了自己的热线，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媒体的关注。以此为契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还正式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开展灾难应对与危机干预的研究和服务工作，这将是我国对灾难心理援助走向专业化的开端。

“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要尽快完善对灾难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援助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祸兮福所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预言。

灾难是从反面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没有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过后，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