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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1（第1页）

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1]

郑日昌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是在灾难中生存与发展起来的。正是战胜了无以数计的灾难，人类才繁衍生息至今的几十亿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也有生态平衡的作用，没有大大小小的灾难，地球上早就人满为患。

作为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灾难事件，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是大自然所为，可能是天文地理因素使然，也可能是其他生物作祟的结果。人祸可能是一时疏忽或技术故障所致，也可能是有意为之。灾难可能是局部的，受害范围有限的，也可能是广泛的，受害范围很大的；可能是爆发性的，也可能是持续性的。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刹那间整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1348年蔓延全欧洲的鼠疫，历时三年，许多城镇人口灭绝，死亡人数约占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灾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灾难带来的损失却是可以努力减轻的。一次灾难的损失程度，不仅取决于灾难本身的破坏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灾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综合抗灾能力。1995年1月，日本神户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当地人民遇灾不乱，救灾有序，大大减轻了损失，被世人誉为“成熟的国民，成熟的社会”。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受恐怖袭击，大多数人秩序井然地撤离现场，倘若危急关头混乱拥挤，不知要增加多少伤亡。2003年我国“非典”流行，许多医生也表现出了救死扶伤、临危不惧的高尚医德。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灾难既是对人身体素质的考验，又是对人心理素质的挑战。

大祸临头，世人表现各不相同：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者有之；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者有之。有的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紧张焦虑，防卫过当。前两种人是由于无知和愚昧，不做积极应对，导致贻误战机，坐以待毙。后两种人夸大灾难的严重性，或因过度惊恐而失去理智，抑郁、悲观甚至绝望自杀，或惶惶然不可终日，采取过头或无效的防卫措施，造成比灾难本身更大的损失。

由加拿大医生赛雷（HansSelye）等人提出的应激理论，对于理解灾难对人身心的影响很有帮助。应激的英文是“stress”，指的是由令人紧张的事件或环境刺激所唤起的生理、心理反应。赛雷把应激的生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①警觉期：通过一系列的神经生理变化，紧急动员体内资源，机体处于战备状态。

②抵抗期：继续发生神经生理变化，充分利用体内资源，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③衰竭期：体内激素和重要微量元素耗尽，某些细胞和组织遭到破坏，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研究表明，适度的应激反应有利于调动机体能量，抵抗外来压力，但若恐慌紧张过度，导致过强或持续的应激反应，则会影响神经体液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引起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各个器官系统的疾病，也可能引起代谢障碍和癌症，甚至导致死亡，这已是临**不争的事实。

有人将两只同样健康的羊分关在两个笼子里，一只生活安定，另一只可随时看见一只狼，两个月后，后者因过度紧张而死。

30年前，辛克（Hinkle）做了一个实验研究：给52名18～49岁的志愿被试注射了一种感冒病毒，发现被试此前的应激水平与发病程度有显著的相关。

在20个世纪80年代，斯彤（Stone）等人用记日记的方式研究情绪与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消极情绪的日子里机体的抵抗力较低。可见过度恐惧和焦虑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越怕得病的人得病的概率越大。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压力事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不同呢？美国心理学家拉扎勒斯（Lazarus）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因。而对事件做出何种认知评价，又同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和个性特征有关。

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Ellis）提出的理性情绪疗法（RET）与拉扎勒斯的应激理论不谋而合。艾利斯认为，人的不良情绪和行为作为一个结果（C），并非由诱发性事件（A）直接引起，而是由个人对事件的认识或者信念（B）引起的，因此要改变不良情绪和行为必须从改变认识入手。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不同认识和心态。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便会处于不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令人不快的，所以会努力减少它以达到认知协调。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住在附近的居民更相信政府核管理委员会（NRC）关于事故并不严重的宣传，而远处的居民却更为恐慌并大骂NRC是骗子，因为附近的居民需要通过否认或者忽视事故的严重性来为继续住在危险区辩解，以减少不协调。与此类似，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不得不外出的人，也往往用否定“非典”的严重性来为自己壮胆，取得心理平衡。每当社会动乱或者灾难降临的时候都会谣言四起，这除了是因为过度恐惧导致意识狭窄，辨别力下降，容易接受暗示外，也和人们为了替自己缺乏理智的恐慌行为寻求解释有关，此时的人已由理性动物变成了理由化动物。要转变这种扭曲的认知，必须由信誉高的权威机构不断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

对灾难的应对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应对（g）是指防止压力或应激的伤害而做出的努力。拉扎勒斯提出了问题取向（problemfocused）与情绪取向（emotionalfocused）两种应对策略。前者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后者把重点放在调节情绪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对不同灾难和不同个人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问题应对策略更受推崇；女性比男性在情绪应对方面更有技巧；对危机处理充满信心的人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策略；如果情境无法控制，采取情绪应对似乎是最佳选择。比如，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几个月后，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研究发现，处理自身的消极情绪（气愤、挫折、恐惧）最有利于健康，而徒劳无功地去解决问题，只能增加挫折感，带来更多心理问题。不过，对于类似“非典”这种具有可控性的威胁，则应将问题和情绪应对并重，既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努力减少损失，又要消除过度紧张、焦虑和恐惧情绪。

在灾难面前，心理不健康者往往会采取一些不恰当的应对措施或者消极的自我防御机制：

否认：不接受现实，否认已发生的灾难，幻想事实不是真的。

退行：心理活动退回到早期水平，使用较原始而幼稚的方式应对挫折情境。

回避：躲避与现实有关的场景或物品，避免谈论与灾难有关的任何话题。

压抑：有意或无意地忘记有关事件，将痛苦与焦虑压抑到潜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