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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扩张让位于结构（第5页）

如前所述，确定教育指标的框架，来自教育政策分析的需要，而教育政策的框架又主要来自“供给—需求”的基本原理，以及资源配置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按照供给、需求分析的逻辑来确定，供给应该包含供给能力（财政和社会力量）、供给体系（多阶段、多类型供给机构）所形成的多种结构性问题。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就应该分析各类教育机构的供给效率（绩效效率和分配效率）。当然，以上框架中，还需要引入地域和时间两个维度，去反映时间变化和地域间的差异，充分利用具有时间序列的综合调查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全面和多角度分析我国社会目前的教育供给状态与教育需求的匹配性和矛盾性。

于是，指标主要体现结构分析的需求，围绕四个主要的政策问题设计和选择，包括：（1）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受过教育的劳动者？（2）为了支持教育体系的运行，中国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和家庭投入了多少财富？（3）教育体系运行需要多少人力资源的投入？（4）如何去判断教育体系的投入和产出效率？

与此相应，本书通过三个主要的指标单元，去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以及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特征。这三个指标单元的结构和逻辑如下所示。

A：教育体系的产出

A-1：教育体系对劳动力队伍存量的贡献

A-2：教育体系每年的边际贡献

A-3：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数量及比例

A-4：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专业分布

以上四个指标有不同的功能。教育体系每年对劳动力市场的边际贡献率，不断提高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改变着劳动力质量的分布，对分析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政策都有很高的价值。而高中及高中后教育机会的扩展、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在改革开放40年的演进过程中，更是凸显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反映了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理工专业教育背景的劳动者数量，是OECD的一个指标，它反映了与我国制造业大国相匹配的专业人力资源的基础。

B：支持教育体系运行的资源

教育事业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昂贵的事业。那么，每一个国家从每年创造的财富中，拿出多少支持教育下一代的事业呢？这样的支出规模对于政府和家庭来说，政府拿出了多少，家庭支付了多少？是否可以用一些指标来评判政府和家庭的代价？支出单元的指标有四个。

B-2：生均教育经费

B-3：公共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

B-4：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变动

以上四个指标，集中在一起，试图回答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政府和家庭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努力。其中，指标B-4还说明了教育支出的结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环境和技术水平都在发生变化，那么，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动趋势？

鉴于教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阶段重要性，本书中，我们将教师资源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分析支持教育系统的发展，需要配置多少高质量的教师。

C：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教师资源

教师，和所有的劳动力一样，其本质是完成生产过程或教育过程必不可少的“引致需求”，这种经济要素的属性决定了其价格形成的过程，存在与市场“供给—需求”原则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协商、政府对劳动和工作条件的管制，就成为非常普遍的制度安排。

在教育领域，由于政府是主要的教师需求方，政府确定教师资源配置的标准、方式和工资水平，因此这样看来，教师资源的配置仿佛完全和市场无关。但事实上，“市场之手”总是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在教师资源配置单元中，用以下几个指标描述教师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

C-1：教师的质量（学历）

C-2：教师的经验（职称和年龄）

C-3：教师的配置标准和实际分布

C-4：教师的工资

以上四个指标分别描述了教师队伍的质量门槛，教师队伍在职形成的人力资本，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实际人口分布对教师工作的影响，以及教师工资和对教师工资的评价。

（二）数据来源

本书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教育统计数据，以及与教育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统计数据，同时包括一些行业调查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以提高描述的完整性。

对数据之间的结构性特征和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断，还需要借助一些估计数据。在OEESCO的统计分析中，使用估计数据是普遍的做法，只要估计所依据的基础是合理的，那么，这种估计就可以充当因果关系推断、结构性判断的依据。

然而，回顾和总结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的40年进程，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我们认为，正确看待改革，不能没有全局的观点，不能离开动态的、发展的眼光，不能没有历史的回顾与比较分析。数据和指标能够描述趋势，但对于趋势，仍然需要我们使用概念框架，以及特定的视角去判断，并且对判断的概念和视角做出说明。

从研究方法上看，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以往发展过程累积的结果，隐含着时间演进的概念。于是，研究方法应该满足时间序列分析的需要。从研究视角上看，主要矛盾的审视，不仅应该有宏观视角，更需要在微观层面上发现宏观结构性问题的微观基础，宏观、微观要互相补充。因此，教育事业的成就研究应该是教育事业的宏观结构与微观基础的时间演进研究。

透过数字比较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教育体系，还能够发现二者在指标体系方面的差异。教育体系的改革，不仅仅是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且是相应的技术和方法的改革。教育体系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持性体系，其功能需要不断改善，而只有发现功能缺陷的方法和解释，才能够找到功能改善的途径和“药方”。从这个角度讲，为科学的教育决策奠定适当的知识和信息基础，其作用恰恰是对“机理”认识的提高和“诊断”工具的改进。只有对教育体系运行方式有更清晰的认识，找到诊断工具，我们才可以说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

本书将分析40年来教育的成就。如果说教育体系扩张阶段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体现，是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进程，那么，深化体制改革、进行各种结构化调整的阶段，则是政府、社会和家庭在教育下一代问题上，在目标、机制和治理方式方面的自我完善进程。这更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使用指标分析工具，看到发达国家教育现状的完整“格局”，借助指标分析“工具”带给我们的“慧眼”，去发现这个“格局”背后的支持体系、运行原则和理念。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深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极为复杂，需要达成改革共识，需要坚实的信息分析去奠定和夯实社会共识的基础。在信息基础之上构建概念和共识，无疑是理性分析和判断教育体制改革走向的前提。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载《经济评论》，2017（3）。

[2]陈良雨、陈建：《教育督导现代化：制度逻辑、现实挑战与行动策略——基于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视角》，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3]李学：《规则软约束：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基于G省三市的实证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2015（2）。

[4]PhillipeW。Jones，WorldBankFinaion：Lending，Learni，Routledge，2007，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