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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第6页）

“先出世的是先生，后出生的是后生，后生跟先生学便是学生，小孩子既是后生，又称他为小先生，怎么说得通？”

陶说：“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在教育不普及的社会里，前一代的人的教育机会是被忽略了，被抹煞了，被剥削了。到了这一代他们是落伍了，小孩子倒赶在他们前面去，先过了新时代的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或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7]

这一年，鲁迅“因为想起今年是儿童年，所以经常见到各种为孩子们玩的玩具。”看到上海商店中陈列的各种玩具到处都是旧态依然，花样很少，而在中国，让大人用的玩具实在是太多，可大人们考虑孩子的事情的时间却一点也没有。他写道：“因为明年不是儿童年，其情况也大致可以推测吧。”不过，由南京政府插手，官方的“儿童节”在城市周围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对孩子问题的若干关心。1936年《生活教育》登载了大学教授的如下发言：

“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小先生这种形式，在经济上一定是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如果从儿童福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变形的‘童工’制。扫除文盲的事业是所有能读书识字的‘识字人’应负的责任。除了小先生以外，不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先生吗？……我们在不牺牲儿童自身福利的范围内，应该能够找更为彻底的方法。”[8]

“俞教授认为在法律上，应该禁止在工厂劳动的‘童工’，难道这位大学教授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掌握在‘小众’手中吗？将小先生说成是变形的‘童工’制。那么教授是反对小先生的啰。试问，小先生现在进行的抗×救国援助活动，教授也要反对吗？……”

在这个大学教授的言论中，大致反映了当时大学教授所代表的讲坛和知识分子，对陶行知倡导小先生运动以及领导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看法。陶行知和同他一起活动的、超越了“老少”年龄界限的集团，与教授和部分知识分子们不同，他们充满了迫切的危机感。

一个小先生说：我们“现在进行抗×救国运动的援助活动，教授大概是反对的吧？”（×为原文）《生活教育》发表《小先生的抗议》的1936年夏天，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上海正处在“抗日救国”的漩涡之中。

“五四”时期，鲁迅从文学家的立场，提倡理解、指导、解放孩子。陶行知接受了鲁迅这种观点，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师和大人们，不厌其烦地呼吁要确信孩子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能够编一个在中国革命中，“发现儿童”的谱系。

（四）生活教育社在抗战中

从1935年到1936年，小先生运动除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境地区以外，扩展到沿海、内陆的各省市。

各地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具体地举广西省的情况作例子。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3年创设“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院”制定了“教育普及六年计划”。从1935年开始，全省二万四千个街区和村落，各设国民基础学校一所。在这一阶段，有急躁冒进倾向，存在着教员不足和师资培养等问题。1935年春，省教育厅决定采用小先生的方法，创立“互教共学”制度。生活教育社为了回答广西的实际需要，1935年春天，派成员实地考察。[9]

这里有一部潘一尘编的《小先生制》（1936年11月二版，上海经纬书局出版）。编者是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员训练辅导部主任，1935年12月13日付印，有王洞若的序文，冯玉祥作封面题辞。

卷头是“全国小先生运动推动和赞助者”108名署名清单，记载此前有关的人名。

方与严（广西省政府教育厅，领导全省小先生运动）、张健（山海工学团团员，小先生的小先生）、方友竹即方明（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职员，领导流浪儿童工学团）。这些都是1934年1月陶行知提倡小先生制以来，在概括两年活动的基础上，在广西现场组织小先生，以解决教员的需求问题而表现突出的人，作为手册内容而编辑进去的，接受了陶行知的思想，并将其积极地活用于实地的“互教共学”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陶行知从海外旅行回国后，在1939年3月15日生活教育社于重庆召开的“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集会”上，他作了如下讲话。

“我们在这12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关于第三点，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关于第三点，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为此，我们的教育，①必须是战斗的；②必须是生活的；③必须是大众的；④必须是科学的；⑤必须是计划的。

“在这12年当中，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我们是发动了四个教育运动：即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这四个运动只是一个运动的四个阶段，这一个运动便是生活教育运动。也可以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渡到自由、平等的国家的教育运动。”

“其实，整个生活教育社应该是一个大的工学团，办教育是我们的工；研究问题是我们的学；共同过有组织的生活是我们的团。不仅总社要民主化的组织，而且分社的组织都得民主化。”

在经营育才学校过程中，他强调“集团主义之中自我教育”的实践，如何培养孩子们？下面的提法是一种很好的反映。

“少男少女们团结起来，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让自己觉悟起来的小先生，能够充分发挥手和脑的小劳动者、抵抗侵略的小战士——”

（五）生活教育与解放区教育

共产党和红军，自以江西省瑞金为首都的中央苏维埃区撤退后，历经曲折。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国共合作，马上就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军队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

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为了在抗日战争中，推进教育改革，自1940年春开始，着手进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研究和他的论文选集的编辑工作。研究院院长是李维汉，教育研究室主任是徐特立。与此稍早，山海工学团的成员，离开上海之后，在武汉分两支，一支到重庆，一支奔赴延安，进入延安的董纯才、张健，在这里参与了陶行知教育论文的整理、编辑工作。1942年1月18日，延安新教育学会一成立（理事长徐特立），学会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在党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良风气。不但教育领域，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有根深蒂固的“脱离大众”的倾向，成为党的所有活动的障碍。1942年初，毛泽东号召进行“整风运动”，运动从1943年到1944年在解放区各地区展开。

①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谁都知道的。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他发明了教、学、做合一，发明小先生制，而不知道他是反主观主义的模范。

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布尔塞维克，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志们！我们自己各人检查一下，是否我们值得向救国会的先生们学习呢？

因为他不自满，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现儿童是成人的先生，即韩愈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可以高于先生），师不必贤于弟子”。

陶行知原名知行，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即发现了把知放在第一，把行放在第二的错误，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倒转起来，也即把自己一生行为倒转起来，否定自己，反对自己。

②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我们的先生是马、恩、列、斯。杜威以下产生了陶行知，杜威给陶以小本钱，陶竟成了一个“富商大贾”。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地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③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

延安新教育学会成立不久，1942年3月15日，“为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给陶行知先生寄信，表示敬意和祝贺。信中称自晓庄师范创立15年以来，陶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不辞辛苦，不畏困难，不愧是教育界的楷模”。贺信结尾写道：

“我们学会的同志们，将继续对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际进行研究，我们决定印刷、出版先生的教育论文选集。进一步宣传生活教育的进步主张。

我们学会成立不久，正处在草创、摸索阶段，敬请赐教！

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副理事长范文澜”

下面介绍一下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序文的要旨（1942年3月10日）。

“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倡导‘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因此本会特将陶先生的重要教育论文选辑成册，以供教育界同人研究教育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