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第4页）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有几条命？[9]

陶先生是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歌者，这差不多在他的每首诗内部看得出。

谁的心儿好？

谁的心儿坏？

只须看那枪杆儿，

向内还是向外？

便自然了解。[10]

这是如何简明透彻的句子！在全欧华侨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大会上，陶先生便显出他的真正的‘诗人——讲坛’（‘PoetTribune’）的本领。在本报[11]招待出席大会代表的大会上，陶先生又逞其即席赋诗的天才。至于陶诗之善讽刺，例如和胡适《桂游小赞》也总不离一片救国苦心。陶诗人真可人！谁都知道陶先生是热心的大众教育家，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陶先生是政治抒情诗人！

为限于篇幅，此地只能简单地从诗歌文艺的本身说我们推崇陶诗的原因。

中国自从盛行白话文以来，散文小说方面的成绩有《阿Q正传》《子夜》《春蚕》等杰著为代表。诗歌方面成绩也不少。但直到现在许多新诗都是没有‘成形’的。这因为从五古到七律等旧形式‘解放’以后，一般诗人绝对‘自由’，于是诗的拍、节、律……完全解体，因此至今许多新诗都是没‘章法’的所谓散文诗或‘白诗’。

为要使中国的新诗成形，不能不批评地接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诸珍贵的民族的文学遗产，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大众的通俗的唱本、弹词、大鼓词等形式。大众诗歌要有大众的形式，然后才能将新的内容传播到大众去。本来是很明显的：诗歌之有效，在于它能唱出来，念出来使人听得懂，而且悦耳，乃能动心。陶诗在这一点是有其成绩的。我们希望中国的新诗人，有新的内容的诗人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在如何找到适当的形式使内容得以最好地、很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一方面多多努力！”[12]

萧三在这篇评论中引用的陶诗，全是1936年的作品。文中提到的全欧各国华侨的抗日集会，是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陶行知就在这年的7月中旬从香港出发，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到海外旅行，出席了这次巴黎的集会。萧三这篇评论载于《救国时报》的年月，在我看过的文集《人物与纪念》上没有注明。很明显，虽然陶诗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萧三的文章，目的是呼吁把陶诗作为抗日大众斗争的武器，对陶诗风格的评价即立足于此。可以说，这是早就在共产党周围活动的萧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高涨之际，在革命根据地给蒋政权统治下的“大众诗人”的活动以诚恳的鼓励吧。

萧三所引陶诗中提到的新文学，就是瞿秋白等人在苏联期间试验过的罗马字标记法，又称拉丁新文字，或音标新文字。从1934年到1936年，鲁迅等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支持了这一尝试。陶行知在上海街办扫盲运动时，作为扫盲的措施，也承担过新文字的实验，共产党方面，在延安建立边区政府的初期，普及新文字的运动十分火热，但是自1942年至1943年以后，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意向停止了学习新文字——罗马字的方式，而推行汉字的读写——识字教育。从这点看来，估计萧三写的那篇评论，是1936年后不久的事。大众教育家陶行知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评论大众诗人陶行知，在引起人们注意的“诗人陶行知论”尚未问世之时，我已早在积极地酝酿了。

萧三的评论中言及的《思梅曲》，以及与胡适的和诗等，将在后面向读者介绍。

萧三写的文集《任务与纪念》，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写朱德、徐特立、贺龙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边区英雄们的人物小品，共8篇。第二部分是纪念鲁迅的文章，9篇。第四部分是关于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各2篇，悼念阿·托尔斯泰以及罗曼·罗兰的短文，各1篇。第三部分在“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11周年”“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这2篇文章和“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文章之间，收录了“中国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第二部分以后，都是追悼、纪念故人的文章，从统一战线时期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作者萧三在得知陶行知离开人世的消息后，把“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原封不动地收录在这本《人物与纪念》的文集中，以示哀悼。

（二）间接杀害

大众诗人、政治抒情诗人陶行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从宣传抗日的海外旅行一回到战火纷飞的故国，陶行知就在重庆近郊创办了战灾孤儿救济事业——育才学校。抗战末期，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多半是反对蒋介石法西斯政治的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他的政治活动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担负该组织的机关杂志《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星期刊》（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在重庆市内开办劳苦市民的夜大学和社会大学。国民党封闭了社会大学后，他离开重庆到了上海，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运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相继对他的反动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领袖施以暴力；7月11日，社会大学的副校长李公朴，同月15日，国语学者、诗人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街头惨遭杀害，继而频传黑名单上的第三人就是陶行知。

7月16日，陶行知刚刚收到育才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来信，便立即写了一封回信。

诸位同志：

7月13日的信刚才收到，至为感谢。……从重庆来的报告都使我兴奋。由于各位同志、同学、工友的集体合作，育才是比我在渝时办的精神好，我在此向大家致敬。

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1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100个就是100万人，死了1000个就是1000万个人。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1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

我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的。敬颂

康健！

陶行知

民国35年7月16号[13]

从7月24日到25日，陶行知整理了10万字的诗稿。终因睡眠太少，患脑溢血倒下去了，25日12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突然逝世的消息一传开，上海、重庆以及延安等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了追悼会。大小报纸杂志都相继登载了有关哀悼的特辑。

萧三把茅盾的《子夜》《春蚕》同鲁迅的《阿Q正传》并列为“五四”以来散文、小说的收获加以褒奖。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也有茅盾的一篇。小型月刊《读书与出版》的第5期（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8月15日出版）里也开辟有小特辑一栏，题为“陶行知先生的事业与精神”，执笔者除茅盾外，还有郭沫若、冯乃超、翦伯赞等8人。其中，茅盾撰写的文章题为《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文章如下：

“陶行知是教育家，而且是前进的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可以说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这句话便是：做人民的老师同时又做人民的学生。

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行知先生实验他的理论的事业。从晓庄到育才，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实验方式有了改革，但原则上还是一贯的，可以说，因为时代在前进，使其更具彻底性。

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验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绝不是‘乌托邦’，它是一种以实现为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虽然他的整个计划看起来颇为‘罗曼蒂克’，但理论上只是上面说过的那一句平凡的话：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看行知先生的外貌，朴质平易，其不‘漂亮’与多士气，比江浙乡下老秀才更甚，至于一般的上海的小学教师谁都比他漂亮些，洋气些。这样一个人好像和‘罗曼蒂克’一字是连不起来的，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浪漫派’，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他干的是教育，但是他底子里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不但写了许多诗，他的‘育才’和‘社会大学’也是‘诗’，可是两者都是未完成的杰作。

他讴歌创造，拥护天才，颂扬劳动，他为我们唱未来的理想之歌：用脑与用手再不分家，人人能发挥天才，人人能创造。看呀，不是‘浪漫派’，敢说这样天马行空的话么，——尤其是教育家，尤其是并非徒托空言而在实验的教育家。

初识行知先生，会觉得他是一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你就觉得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里是个‘顽皮的小孩子’；他日常扁起嘴巴不多发言，好像冷冰冰毫不动感情，但他一开口演讲，可真是热情澎湃。这又是他的诗人气质之流露。

有人说：正因为行知先生本质是‘浪漫派的诗人’，所以他开创的事业气魄有余而发展事业的组织能力不足。在一方面看来，容或可以成立，然而事业之不能尽如理想发展，尚有一最大的原因，即环境之恶劣。行知先生自办晓庄以来，无日不受压迫，尤以抗战后他办育才，常忙于筹划经费，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即如这次他的死，也和他的过度疲劳（为社会大学之经济奔走）有大部分的关系的。”[14]

茅盾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写的文章里，委婉地道出了使陶行知致死的原因。在献给陶行知的大量的悼文中一致指出，他的逝世与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害一样，是“黑手”窒息了陶行知的呼吸。尽管陶行知老早就有高血压的症状，但他的突然逝世，同李、闻二人被刺一样，是由于政治暴力的“间接”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