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国共内战时期的社会大学运动1有关重庆政协会议时期的陶行知李公朴（第1页）

国共内战时期的社会大学运动[1]——有关重庆政协会议时期的陶行知、李公朴

前言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最忧虑的是再次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最期待的是实现和平民主（和平民主主义）。集中这种忧虑和期待的“反内战联合战线”率先在临时首都重庆成立，其核心力量是中国民主同盟民众联合行动委员会主任陶行知等人，依靠展开以民众为主体的和平民主运动，来防止内战的发生。以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昆明发生的政府军制造的屠杀事件（“一二·一”惨案）为契机，他们作为中国第三势力[2]代表民意，并急速地扩大和发展，敦促政府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会议”）。由于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动向以及美国政府等的国际压力，使蒋介石不得不声明停止内战，立即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和平民主运动的一环，当时的陶在重庆市内举办了“民主主义星期六讲座”。12月下旬，一面论说中国民主化的愿望，一面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的构想。听了他的演讲的青年们，协商之后，当天就自发地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陶行知担任校长。又因陶的推荐，青年们得以请民众运动家李公朴担任副校长，理事长则由冯玉祥将军担任。同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创立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这样，在半个多月后1946年1月10日，在国内，实现了国共停战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在伦敦，在第一届联合国总会召开的那一天，社会大学进行了入学考试，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会上，除理事长冯玉祥之外，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等人作为来宾致了贺词，据说包括吴玉章、郭沫若等所代表的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大都出席了会议。

这所重庆社会大学，以校长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的育才学校为基础，是拥有救国运动的同志邓初民、翦伯赞、章乃器等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高等教育机关[3]。而且这所大学，是以完全非暴力的中国第三势力主导的1946年前半期的政治形势为背景成立的“新生事物”，是他们认识并立志从事社会变革的珍贵实践。可是，有关社会大学的研究，在日本只有因研究陶行知而知名的斋藤秋男先生的初步研究[4]。另外，就中国的研究来说，它忽视了与政协会议及第三势力相关的政治、社会形势。所以，本文想依据以陶行知、李公朴为核心的社会大学运动的介绍，对其历史性、社会性背景，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及其意义等，做一番考察。

又，由于国共内战的全面化，李公朴、闻一多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15日在云南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25日，陶行知在上海也受到特务机关的威胁，并突然病逝。之后，在该年9月，为继承陶、李的遗志，开办了第二期社会大学。但因处在国共内战局势之下，不得不使它与第一期的性质有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在重视中国第三势力的独立性和特色的本文里，把考察的对象仅仅限定为第一期重庆社会大学。有关其后的变化，只想在最后简略地谈一下。

一、陶行知、李公朴和社会大学前史

（一）陶行知的简历和育才学校

社会大学的倡导者、校长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农村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辛亥革命后不久，毕业于南京基督教教会大学，并留学美国。五四运动时期，他一面陪同恩师杜威和孟禄考察中国，一面提倡教育的近代化和教育的普及，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轰轰烈烈的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于1927年在南京郊外开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历时三年的教育实践的结果是，针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这主张反过来，开始主张“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之后陶首倡生活教育运动，始终追求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社会的学校化”，并从事各种各样的教育实践。在“九一八”事变后，使学校与合作社相结合，以图形成区域中心的山海工学团，这是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民主教育的实践。并且，从这里派生扩展到全国的小先生运动，是以儿童为主体的，随时随地的民主的识字教育，是以抗日救国思想的普及为目的的。而且，在1935年末，为响应抗议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上海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救国会，陶也积极地呼吁教育工作者，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并于1936年6月发表了“新大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与社会大学有关，值得重视（见后述）。7月，与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呼吁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声明。不久，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陶，花了两年的时间，游历了欧美及亚洲的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因这次“抗日旅行”而得以形成的国际性支援体制，不仅对强化中国的抗战有用，而且一部分也成为支持陶的教育实践的有力的财政基础[5]。

1938年秋回国的陶行知，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要人会晤，报告了旅途见闻，希望创办高等研究院、职业补习学校和难童学校，但他们仅仅同意创办面向难童的育才学校。翌年，即1939年7月在重庆郊外建校的育才学校，强调授课的计划性，致力于基础学习能力（国语、数学、外国语和科学的方法）的培养，它具有和以前的晓庄师范及山海工学团不同的特色。同时，陶校长和教师们一起，一面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一面着手解决符合各人特点的指导方法上的难题。不过，最大的难题是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特别是在1941年1月导致国共两党对立的皖南事变以后，正值许多物价上涨之时，他赞扬清朝末年武训的兴学精神，为筹措办学资金而奔走。从财政上对他的艰苦奋斗予以支持的人们，除社会大学理事长冯玉祥将军外，还有宋庆龄及民族资本家阶层、中国共产党，甚至海外援华会等，极其广泛。

由于这些人的援助，经过艰辛的通力合作才生存下来的育才学校，不仅在资金方面，而且在学生、教师、职员等人才方面，在利用重庆市内事务所的设施等方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为重庆社会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另外，系统而有计划的基础学习、丰富多彩的教育方法以及根据民主的集团规律去自主地办学的教育方针，都为社会大学所继承[6]。

抗战末期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高涨。1944年9月，作为各政团的联合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断然改组为个人参加的中国民主同盟。陶也参加了民主同盟，加强了与沈钧儒等救国会旧友们的交往。这样，抗日救国的同志一边从事争取“民主宪政，和平建国”的新行动，一边迎接抗战的胜利。这些人是以李公朴、邓初民为首的社会大学教员组成的核心的力量。

（二）李公朴的简历和民族革命大学

社会大学的领导者、副校长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从13岁时，就在洋货店当学徒，以维持生计。其后，因得到哥哥的资助，读到中学毕业。接着，进入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学习。国民革命运动一高涨，他就前往广东，从事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可是，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致使国民革命遭遇挫折。李报考留学生，留学美国。在大恐慌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在俄勒冈州半工半读。此间，作为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的特派员，因撰写通讯而与新闻事业发生了联系。回国后不久，担任了《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的编辑。稍后，得到社长史量才的援助，开设了附属于《申报》的“流通图书馆”，还创办了“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1934年11月，史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就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读书生活》，向民众教育的实践迈进。不久，补习学校就增加到8所，学生超过4500人，图书馆的书籍也增加到约3万册，使用者达2万人等，发展非常迅速。1935年末，“一二·九”运动一爆发，李就积极地参加了上海的救国会，崭露头角。在许多集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呼吁继承孙文精神，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6年11月，上海外国在华纺织厂45000人参加的抗日罢工一爆发，李就被视为主谋者而遭到逮捕，成为“抗日七君子”之一[7]。

后来，在狱中度过了8个月的李等人，因得到要求建立全民抗战体制的国内外舆论的后援，在卢沟桥事件后的7月末获得释放。这年8月爆发了上海抗战，接着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李刚获释就立即奔赴华北前线，视察民众动员的实际状况。他原来认为，作为抗战的大原则，“政权的极端民主化，所谓真正的全民政治”是必要的，主张除汉奸外，要使一切民族性政党，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参加政府[8]。视察了前线的李，向政府提出，“应遵循孙中山先生对待民众的正确方针，立即颁布改善战时的人民生活，优待军人家属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法律”[9]。

接着，他起草“战区民众学校组织大纲”，提倡民众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相结合。在大纲中，他建议由抗日救国热情洋溢的知识青年、军人当教员。自己则应阎锡山的聘请，就任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的副校长。当时，山西省在阎领导下，组织了含国共两党在内的联合阵线“牺牲救国同盟会”，李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范，受到高度的评价[10]。以这个同盟作为成立基础的“民大”，是组织民众对日抗战的前线指挥员的教育、训练机关，它把“抗战教育的充实和救国干部的培养”写进了创立纲领。1937年12月开学的“民大”，全校约45000人，大学部1100余人，分为行政组、军事组、民众运动组，计划3个月一期。他的教育内容，虽以军事训练为主，但也开办了民族革命史、社会科学概论等必修讲座和中日政治关系、战时民众教育等课程的讲座，李公朴讲授中国政治问题。李的讲课，是采用以民主的讨论为中心来展开的启发式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作为课外活动，这些学校自发地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新文学研究班、歌咏队等，而且和教职员一起筹备成立为“生活促进会”的互助组织，提高了同胞意识[11]。

但是，在这些“民大”的实践还未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日本侵占了山西省，不到三个月，“民大”就不得已而停办。李在学校停办后，在西安一带巡回讲演抗战教育的要点，根据在“民大”获得的体会，撰写了《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书中，李虽反省了“计划不仔细，工作研究不充分”，但也大书特书了在自发的且有组织的集体研究方面的出色成果[12]。以评论见长的顾文华评论说：“实行联合阵线的民主精神是重要的，（就现状来说）难以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到。”[13]李希望以“民大”为榜样，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大学里，更多地再现曾实践过的这种基本精神。

此后，李公朴途经重庆，在妻子的故乡昆明度过抗日战争时期，并在那里创办了北门书屋，加强了与闻一多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交往。特别是1944年以后，民主宪政运动一高涨，昆明的知识分子们就全部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既有力地推进了由民主政团同盟向民主同盟的改组，又成立了云南省支部。居这一行动核心地位的李，不断地追求民众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为包括军人、民族资本家在内的联合阵线的形成而努力[14]。他已预料到抗日胜利后的国共对立，所以他把这个联合阵线的核心宗旨——“民主宪政，和平建国”摆在首位，并把这种态度贯彻在重庆社会大学办学之中。

二、社会大学创立前后的政治形势

（一）和平民主运动的展开

刚刚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深深地留下了日本侵略造成的伤痕，似乎可以说是一派“惨胜”的社会景象。在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工厂停产，在造成失业者猛增的同时，物价也急剧地上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市民”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全然不顾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签订的国共停战协定，内战的威胁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

10月，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广泛的民主人士的联合体，是独立、中立的民主团体。因此，它声明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为己责。陶行知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常委委员（共18人），作为民主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和副主任李公朴一起被推选为组织民众运动的领导者[15]。“民盟”认为“和平民主”是最紧迫的任务，便向国共两党及全国民众发表声明，“我们民主同盟，今天受四亿五千万民众的委托，声明：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灭内战。国家的问题，应该全部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16]同意这个声明，充任民众代言人的无党派的发言人也主张说：“站在我们国民的立场上发言——反对内战。代表我们无党派的全国绝大多数国民发言——反对内战。”[17]

11月19日，在临时首都重庆，集结了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青年、妇女代表500余人，召开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18]。会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停止内战”，章乃器高呼：“国共两党都拥护三民主义。如果发生内战，则意味着民族灭亡、民权破产、民生涂炭。”在集合的最后，军人家属申述说，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才得到丈夫平安的消息，而他们却因为内战气氛浓厚至今仍不能回家。这个申诉，反映了民意。该大会通过的宣言的主要内容是：①反内战运动带来远东的安定和世界和平；②民主国家的党争，需要妥协和调和；③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要求停止内战；④在全国各地成立反内战联合会，赢得永久和平。尤其是第④条，寻求全国各界各阶层联合战绩的建立，是想在新形势下，再次使用与30年代中期的救国联合会相同的方式。

1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响应这个宣言的反内战大会，以闻一多、费孝通等民盟干部为主体，还有6000多学生、市民聚集云南大学，强烈要求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当天，政府军停电并开枪，破坏集会。为了抗议这一行径，市内各高校大学生3万余人，毅然举行了反内战罢课。这样，12月1日，全副武装的军队突然闯入大学院内，发生了屠杀四人的“一二·一”惨案。这个消息一传出，昆明30万市民自不待说，就连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也向政府展开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19]。

民盟等第三势力领导的民众运动的有关情况，经由香港传到美、英、苏等国，以至12月15日发表了杜鲁门声明。这个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为早日解决国共纠纷，派遣特使，促使由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的召开。另外，与12月末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建立了和平解决国共纠纷的协调体制[20]。在这种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特别是由于美国的作用，1946年1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建议，发表了以国共停战和召开政协会议为主旨的元旦声明。

这期间，在陶行知的周围，创办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在全国抗战的前夜，活跃的救国会员再次集结，组织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也在表面化了。在该会成立时通过的政治纲领，在文化、教育活动的条款中写入了“创办各种补习学校和社会大学”的内容[21]。陶不仅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中共常务委员（共7人），担任组织部长，还和社会大学的教授邓初民等一起担任有救国会的沈钧儒在内的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团的顾问[22]。

（二）重庆政协会议的召开

根据蒋介石的元旦声明，政协会议的召开一确定，陶行知等重庆各界知名的社会人士相续举办了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的茶话会。期间，代表们从各种各样的立场，提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主张，形成了同胞友爱与和解的氛围。尤其是在会议开幕的前夜，即1月9日举行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罗隆基等民盟代表，李烛尘、郭沫若等无党人士，陈启天等青年党，邵力子等国民党，吴玉章等共产党代表团，都相聚一堂。这次会议的主席团除陶、李外，邓初民、侯外庐、曹靖华等社会大学教授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于是，以主席团为主体，还有冯玉祥李德全夫妇、马寅初、茅盾等重庆文化界500余人呼吁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23]。这个“协进会”，在政协会议期间开了8次会议，前3次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有数百人的规模，后5次在“沧白纪念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数多达3000人。无论哪次集会都轮流邀请与会的各党派政协代表，在听取会议报告及意见后，向会场群众征求意见，并提供一个场所向代表们转达实现和平民主的民意。李公朴、章乃器等除在第六、第七、第八次集会上当主席外，还分别承担了联络处、秘书处领导人的重要任务。2月2日，有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参加的23个团体共同组成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集会的筹委会，向各党派、各阶层宣布于该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庆祝会。可是，当天李公朴、章乃器等主席团成员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大学学生们的支援，但集会仍不得不在混乱中结束[24]。这次集合是和平民主运动前途严峻的预兆，也可以说是李公朴被暗杀的预兆。

这个“协进会”和社会大学的关系具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以陶、李为核心的双方的主要成员是重复的，根据和平建国路线，形成了为政协会议所期望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二，和陶友善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冯玉祥夫妇身居双方要职，因而成为国民党内和平民主派的轴心。第三，实现了政治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的相互交流，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有机的联合体已初步形成。第四，在以文化教育为主的培养和平建国人才的同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界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始形成。这个联合战线，依然以救国会为榜样，以求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例如，当时上海、香港等地也组织了“协进会”，对于会议代表提出的各种希望与要求，在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不断地刊登。其中，政协会议的过程及有关消息每天载于各家报纸的第一栏，向全国报导。

1946年1月10日，一个全中国人民对和平寄予热烈期待的国共停战协定得以签订，政协会议开幕了。首先，蒋介石“给人民以自治、承认诸政党的合作地位、进行普通选举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承诺大受欢迎。接着，周恩来致词说：“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继续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地实现三民主义”，他的致词赢得了全场的掌声。[25]实质性的讨论从14日开始，围绕五个主要议题（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共同纲领、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展开了激励的讨论。不管怎样，在会期延长后的1月31号，“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重要决议（以下略为“政协决议”）获得了全场一致通过，政协会议取得很大成功。极其重要的是，在会议闭幕时，蒋介石向全中国人民宣誓：“忠实且坚决遵守本会议的全部决议”[26]，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主义而努力。

以上的会议过程，可以说是谋求和平民主的陶行知、李公朴等第三势力以及中国民众，在谋求世界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背景下共同取得的。1946年1月的这种政治、社会形势，不仅是社会大学成立的基础，也是中国第三势力存在的基础。

三、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